1982年之后，由于我长时间在公安机关做法医和腐败尸体打交道，患了一种病，就是每当闻到了腐臭和一些异样的其他味道，我的喉头和口腔内黏膜、气管就产生水肿现象，接着肿胀溃烂然后结痂，严重的影响了吃饭和睡眠。倒霉的是，这个病在口腔里面，无论在哪里闻到气味，我这里就犯病。刚开始和同志们说，谁也不相信，都说我有思想问题，都认为我不愿意再做尸体检验工作了，还都积极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终有一天，口腔内肿的很厉害，一直到面部也肿胀起来了，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头栽在办公室里的地面上，同志们才相信，这才重视起来，这才认为我真的是有病了……按照我的要求，组织上不得不给我联系距市里几十里路远的马河水库招待室和有关医院把我隔离起来治疗。当时自己一人在水库情况也不好，我怕再遇到不好的气味，我在放上掺进了碱水的湿毛巾天天用手拿着这块毛巾捂着嘴，据说是掺了碱水的湿毛巾捂在口鼻处能够过滤涌进呼吸道的有害气体。除了喉头水肿，口腔溃疡之外，一弄几天滴水不进，几乎夜夜不能睡眠，还出现了精神症状……
水库部门的同志们，看到这个情况，就及时反馈到了公安局。我们刑警队去了一干人，有王福仁指导员领着我曾朝夕相处过的刑警战友们，到马河水库招待室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我，就欺骗我说，要检查我的武器，我把配给我的“54”式手枪交给了他们手里。在连续睡不着觉、几天粮水不进且口腔喉咙内肿胀溃烂得一塌糊涂的我，曾想实在忍受不下去、坚持不住的时刻，我就用这把“54”式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时时刻刻的把它带在身上，看得很金贵。接着，他们要把我带回市里，我感觉城市里的气味更复杂，自己更受不了了，感觉到回到市里更恐怖，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们走。指导员下通牒令了，他说“你是愿意上车跟我们走呢，还是由同志们强制把你弄上车跟我们走呢？”既然他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看来不走是不行了，我自己上的车随他们回到了市里。还是由公安局领导出面在滕州驻军的招待所，讲好不让人家打药，这才安排了我们一家三口人都住进了里面。
我病后我的妈妈也非常着急，她帮助我联系她曾在大连志愿军战伤医院一起工作的闺蜜战友如今还在大连部队医院的工作的孙淑兰阿姨。妈妈和孙淑兰阿姨一家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爸爸在朝鲜负伤后，回国在妈妈所在医院接受治疗。妈妈是爸爸的专职护理。心怀不轨的父亲不知怎么就把妈妈骗到手里了。由于他在住院治疗期间违反不准和医院医生护士谈恋爱的纪律规定，部队给了他纪律处分。这个组织纪律处分，是在前几年我托关系，查看爸爸的档案材料，去寻找我妈妈的档案线索时看到的。他们倆相爱后，爸爸委托妈妈，让妈妈在战伤医院给还在朝鲜打仗的自己的江苏高邮老乡、战友杨日基叔叔找一个对象。妈妈就把自己的好朋友护士长孙淑兰阿姨介绍给了爸爸的战友杨叔叔。平时他们鱼雁传书，相互了解了，后来在杨叔叔随志愿军全部从朝鲜回国后，孙阿姨和杨叔叔就结合了。杨叔叔一直到他退休都在部队工作。父亲1955年转业到某地委政法部工作后，爸爸也要求妈妈转业。结果部队医院不允许妈妈转业，当时任性的爸爸，以老子能养活你们娘俩，便让妈妈私自离开部队。
妈妈爸爸来到山东济宁后，杨日基叔叔曾到济宁看过我们一家并在一起照了相片。那是地方整风补课运动开始了，身为领导负责干部的父亲不同意地委处理那位和父亲一同转业来到济宁的王姓叔叔的意见，因为王叔叔出身地主家庭，但是父亲认为，从王叔叔投身革命打鬼子打反动派那天起，他就脱离了剥削阶级家庭，既使他有点错误，但是一下子置于王叔叔死地也是不对的。倔强的父亲和地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就严重对立起来了，并且把祸水引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也导致了他在部队脑部伤病复发，整天睡不好觉，头疼。闻此消息，杨叔叔专门从部队来济宁看望了父亲和我们一家。杨叔叔走后的一个月，我的父亲在一家医院被迫无奈自杀……
有意思的是，爸爸的解放初期原部队就驻守在山东滕县，即今天的滕州。是以原新四军一部为主组建的步兵2803部队。这支部队赴朝鲜参战后，滕县这个部队的营房就是2803部队的留守机关和速成学校。后来这支部队从朝鲜回国后调防到东北的齐齐哈尔。当时部队的军人带走了不少滕县的姑娘，流传在滕县的有一个顺口溜说，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带手表，领着姑娘满街跑。还有诸如，想吃想穿，2803。
父亲去世后，和杨叔叔一家失去了联系。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杨叔叔的邻居、大连粮食局的一位赵伯伯来山东出差，杨叔叔委托他来滕州找到了我们母子，从此和妈妈和杨叔叔一家就有了联系。1985年，我由于验尸患上很讨厌的过敏症，十分着急的妈妈委托让杨叔叔帮助联系有可能治好我病的医院，杨叔叔便联系了大连空军疗养院，根据我的病情，这个医院到我们国家的有关防原子化学科研单位联系买到了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品。
妈妈和我一样也是大连出生的。姥姥姥爷大概在结婚的时候，由于家里贫穷，从天津滨海乡下便下了关东，落脚在了大连。随着姥爷病故和我妈妈随从部队转业的父亲去了山东，姥姥、我的大姨和我的舅舅也先后回到了天津老家，大连就没有我们家的亲人了。我一岁的时候随父亲转业来到了山东济宁。襁褓中的我对大连丝毫没有任何记忆，但是奇怪的是，快三十岁的时候我从烟台乘船去大连，到了大连便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冥冥中來过这里似的。我很熟门熟路找到了杨叔叔所住别墅的家，见到了他们一家人。杨叔叔的一家对我的到来，看来是发自内心的欢迎，顿顿都给我弄好吃的。他们家的大女儿杨建1961年出生的人，小我五岁。杨建，杨青她们姐妹俩都在涉外大连宾馆和大连饭店工作，他们两个人给我讲了好多和外国人以及饭店内部的新鲜事，杨叔叔典型的南方口音一点没有变，他感情细腻，很有耐心，对两个女儿和孙阿姨那样的深情和疼爱。他细声细语的都是小青啊，小建啊，连生啊，淑兰啊……早上起床叔叔每每都把饭早早的做好，挨个再把孩子们和阿姨喊起来。两个小我近五岁和八岁的杨建杨青姊妹倆，见到我是那样的高兴，我在她们家看到了我们家不曾保留下来的许多我爸爸妈妈和我早年的照片，早年爸爸照片有建国前，爸爸着解放军服装，就是左胸前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的那种军装。还有一张是在新四军的时候照的，那时的父亲很瘦，算算也就十几岁二十多岁，再有几张就是父亲在朝鲜时和战友的照片，都很随便，有一张戴志愿军棉帽的照片，略带志愿军的风采，我很喜欢。我拿回来后总是爱不释手的看。又30年过去了，现在从杨叔叔的家里拿回来的我们家的照片，也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早知道，找不到了弄丢了，还不如就放在杨叔叔家里呢，什么是想去看什么时候就能看到。再有几张就是有关我和爸爸妈妈的合影什么的了。这些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有很少父亲记忆的我来说可弥足珍贵了。当然高兴的应该还有杨建杨青姊妹倆，她们一定会经常翻着她们家的影集看，她们也许会多次的拿着照片问她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光屁股的的小男孩在哪里呢？终有一天这个照片中的男孩子以一名警察和一个大哥哥面目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会不高兴吗？如今我和杨叔叔的一家有分别三十多年了，不知道叔叔阿姨他们还好吗？妹妹们也一定儿孙满堂了吧，三十年前，我去大连的时候，妹妹杨健二十五岁了还没有谈对象，现在他们一家人过得一定幸福美满，三十年来除了有一次我的朋友去大连出差，我给叔叔买了两瓶茅台酒代我看望了叔叔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虽然没有联系，但是我常常想起他们来，我从心里祝愿叔叔和叔叔的一家幸福美满.....
1985年我去大连治病和杨叔叔一家合影
1959年杨叔叔来纪念看望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时候的留影
从杨叔叔家中取回的父亲解放战争时候的照片
杨叔叔从朝鲜回国后，在部队时的照片。
在杨叔叔家发现这张我小时娃娃的照片
和杨健、杨青姐妹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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