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号，在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主席在论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时，重点强调了壮大主流舆论、加大舆论引导力度的问题。
四天后的25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题组织集体学习，并首次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日报社，在报社新潮的融媒体大厦内举行。习主席在主持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舆论引导工作和媒体创新发展。
五天之内的两次活动，传递了重要而丰富的信息，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对于正在发生的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巨变，必须从强化国家安全角度的理解。
今天，“互联网+”以远超人预料的深度和广度，塑造出了崭新的传媒格局，国家安全领域的议题在媒体新格局中得以呈现和解读的方式，较之以往时代表现出众多新特点，改变着社会公众的国家安全认知方式和实践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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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全球实时可见，使部分微事件可能产生战略性全局性影响，大量生成意料之外的国家安全变数。
借助网络，今天媒体对国家安全事态的报道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创造出了某种“全球实时可见性”。有些突发事件，地理上远在万里之外；但同时也很近，因为它就在你的手机上、电脑上、电视上，近在咫尺。不管你在哪儿，在信息和信息的影响层面，它跟你零距离。
由此，一个从事件本身看微小、局部、偶发的事情，比如一次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指挥官一个不恰当的言行，往往因为大众媒体的报道而成为全球热点，给外力趁机介入制造机会，对国家安全态势产生全局性影响，冲击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如媒体报道泄密、媒体不当报道导致突发冲突失控等等情形，使国家安全领域的“蝴蝶效应”变得更加明显起来。今天，在全球各热点地区，这类戏码正在不断上演。
蝴蝶效应：新闻舆论对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影响
这种“蝴蝶效应”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国家安全科学决策和科学执行的阻力，导致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容易受制于错误舆论，甚至被片面、冲动的民众情绪所左右。其情形大致有：和平主义误导，导致消极软弱；好战思潮鼓荡，导致激进冒险；敌友认知错位，导致错失机遇；民意左右摇摆，导致进退失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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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媒体报道趋利性影响，炒作国家安全威胁、制造“公敌”等成为媒体常规动作，公众不安全感增强，舆论不稳定性明显，加剧了安全风险，酿成了安全危机。
学者张旭东在一次演讲中说：
“在时空意义上，今天世界是被高度压缩、高度同化的空间，我们在比较文化、跨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方便，同时也是冲突。而冲突直接可能带来战争、毁灭。这是我们理解全球化要考虑的一个要素。”
这样的过程，跟媒体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全球扩张有着密切关系。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很多媒体对于他国复杂、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采取了一种好为大言、刻意炒作的态度，以所谓的“新闻自由”为招牌，把事涉重大的议题变成了吸引眼球的媒体名利场，甚至是个别记者的个人秀场。
西方所谓“新闻自由”不过是资本的工具
2015年，法国《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郭玉对我反恐行动的刻意歪曲，即属此例。其直接后果是，杂音谣言频现，制造安全隐患。国家安全领域难免出现的坏消息，包括误解、错报、误传的消息，将在有关方面没有来得及干预之前，就影响到家庭、社区以及军人。他们的信念和责任，可能会因全球媒体的几句话而消磨殆尽。
另一方面，媒体发展的商业化、媒体格局的市场化，造成了对媒体对国家安全风险和灾难的制度性的长期热衷报道。这种情形的积累性后果，是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存在着超过真实世界危险程度的安全风险感知，而此种“超标的风险感知”会加剧公众的不安全感，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国家安全的真实脆弱性。我们说今天的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种情形很可能会给国家总体安全带来一种不健康不理性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那就是：公众对战略层面、长远的国家安全漠不关心，对涉及自身利益、短期利益的安全问题则又过度敏感，形成一种“冷漠——过敏” 彼此纽结的特殊的公众情绪反应模式。这种由于过度聚焦、过度渲染而导致的麻木，则从长远来看更为危险。这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米切尔在其《图像论》一书中所言：
“（在媒体的影响下），那些本应该保持警惕、受过教育的人会把对一个如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的摧毁仅仅视作一部壮观的电视剧，并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描述总结这个过程，然后从公众记忆中抹掉……让所谓‘善良’、‘温柔’之国接受对他国无辜民众的摧毁而不必有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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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行为主体低成本、经常化运用媒体实现利己性安全利益，对他国安全构成挑战和压力。
阿尔温•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说：
“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的强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互联网带来的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兴盛，使越来越多的原来意义上不足以对国家安全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利益集团，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具有了诱发和影响国家安全事态改变的行为能力。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垄断性地控制大众传播信息系统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幕后操盘手。对此，托夫勒还有一句预言道：“明天的一些最主要的战斗将发生在舆论宣传的战场上。”
比如，大众传播是恐怖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将其血腥行径的大肆宣扬，恐怖分子挑动民众恐慌、造成政治压力、制造社会紧张和分裂的目的就不会达成。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写道：
“既然公众看到世界贸易中心轰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场景，国家想打擂台，场面就得至少一样壮观，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烟。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静、有效的行动，而是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是他们最希望成真的美梦。……恐怖分子杀了100个人，接着就让一亿人都以为每棵树后都躲着一个杀人犯。”
再比如，一些势力庞大的军火商人、石油巨头，他们操纵手中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资源，影响全球公众舆论，设置根本不存在的战争危机，以此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电影《战争之王》刻画了一个为己私利诱发战争的军火商形象
一些情报机构也可能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许多间谍还用记者身份作掩护，操纵媒介故意歪曲真相，引发敌对行动，来实现自身目的。
从西方国家看，运用媒体通常是他们对他国发难、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污名化攻击常常就是战争的前奏。
伊拉克战争前，美国的主要领导成员，轮番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抨击萨达姆政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国会就攻打伊拉克进行表决前夕的电视演讲中，在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等重要场合和时机，布什都就“倒萨”作了充分阐述，公开把伊拉克确定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多次把萨达姆说成是“杀人成性的暴君”、“最邪恶的独裁者”、“巴格达的屠夫”、“国际歹徒”等。
最特殊的是，西方国家甚至还采取伪造信息，甚至采取故意泄密的手段，通过释放特定信息，实现自身攻击性、排他性的国家安全谋划（当然这种谋划很可能并不真正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这部分带有阴谋色彩。2002年3月11日，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洛杉矶时报》突然报道了一份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称如遇“非常时期”，美国将对俄国、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中国和朝鲜等七国动用核武器。
“白头盔”成为美西方介入叙利亚局势的抓手
但事实上，据学者张巨岩等研究，这实际就是通过故意向媒体“泄密”来释放战略威慑心理战信息的手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波次“斩首”轰炸中，美军用导弹袭击巴格达，欲一举消灭萨达姆。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十分迅速而详尽地报道了美军实施这一秘密决策的全过程，给人以伊拉克政府内部确实有人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了萨达姆的行踪的印象。对这一用意，连英国媒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美国的离间计。
由此，媒体成为国家运用来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利器。我国当前维护国家安全时所承受的压力，部分就是由某些国家借助媒体来制造的。为限制中国、对抗中国，有关国家没少使用“软”手段。
美国文化软实力覆盖全世界
主管|国防大学政治工作部主办|国防大学政治工作部宣传处
主编：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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