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河北省迁西县榆木岭村的长城保护员梁庆立接到村民举报，说有人上长城边墙盗掘。他赶忙上山，但破坏已经发生，盗掘者还留下铲子和镐等工具。当晚，大雨瓢泼，梁庆立独自值守在敌楼中，一阵阵心慌。盗掘者再没有回到现场，这桩案件也成了悬案。
▲ 榆木岭长城保护员梁庆立 摄影：走个不停
这是梁庆立从事长城保护工作多年来鲜有的记忆深刻的故事。大多数时候，这位“80后”长城保护员的工作是单调、孤寂的。上山巡视、铲除杂草、劝阻破坏行为、通报险情，18岁之后，梁庆立每个月都有几天这样度过。
▲ 抚宁界岭口村 第一财经图
对抚宁县程家沟的长城保护员程占红，“重复最多的动作，便是用镰刀砍去道路两边的杂草枯枝，以方便驴友行走。”不上长城的日子，他们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务农或打零工。除了更多接触旅游者和考察者，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做了长城保护员有太大改变。
2016年，网络社区长城小站创始人“火箭人”来到喜峰口长城边的迁西县，结识了梁庆立，并邀请他加入长城小站这个汇聚了几百名长城爱好者、研究者的民间组织。这个以都市白领为主的民间组织很早便呼吁关注这个群体。在从事法律与财务工作的成员支晋看来，很多对长城的研究与宣传是点对面的，而长城保护员才是点对点的更为直接的保护力量。
▲ 60岁的乔国华管辖抚宁县8.6公里长城上的3个烽火台、12个敌楼
每月总有几天他要上长城待上4个小时
第一财经图
战胜枯燥
秦皇岛市抚宁县是中国长城保护员制度的诞生地。如今，县管的70多公里长城被分配给15位长城保护员。界岭口村的乔国华今年60岁，14年来，一个月中的几天，他要上长城待上4个小时，乔国华攀爬陡峭的山路似闲庭信步，把气喘吁吁的年轻人抛在身后。
▲ 界岭口关东21号楼，2003年10月1日 摄影：连达
▲ 界岭口关东21号楼，2012年春节 摄影：严欣强
乔国华管理8.6公里内的3个烽火台、12个敌楼。他经常作为典型人物参加表彰会或接受采访，这样的经历让他对许多问题早已有了现成答案，话语间追求押韵，倡导正能量。上山时，他如此介绍自己的镰刀：“这就是我上山用的镰刀，那是披荆斩棘，看到杂草就要砍掉。”
▲ 一栋民宅外墙上的宣传语 第一财经图
乔国华的生活并不宽裕，在他临近马路的屋子里，陈设简单，墙上展示的都是有关长城的照片与签名。去年，在当地文管所的帮助下，他家被改造成了一个苹果寄售站，这或多或少能帮他改善生活。
4650位长城保护员散布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他们出生、居住于长城脚下的村落，喜爱长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年轻了，29岁的梁庆立是其中少有的年轻力量。
乔国华的同伴、46岁的程占红看管自家农田附近的8公里长城。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穿上了厚实的藏青色保护员服装，手握手机。对他而言，手机是工作的重要工具。1个月上10次长城，“包干区”的各种情况需要用照片记录，尤其是风雨、大雪之后，探查险情更是工作重点。渐渐地，他爱上了拍摄长城，每到天气晴朗时，他便拍下长城上的刻字砖和附近的植物。
▲ 一栋现代建筑前
随意堆着从村民处收来的长城砖、石物件
第一财经图
“荣誉”时常挂在乔国华嘴边，程占红则很快在工作中找到了更多乐趣，“虽然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事有些枯燥，但上了长城，还是感觉心里挺敞亮的。”他说。拍下唯美的照片、辨认老砖上明朝人刻的字，都成了他克服枯燥的方法。带第一财经记者攀登长城的时候，这位憨厚的农民常常兴致勃勃地指出哪一块砖是日本军队刻画过，哪一块砖上的字是明代匠人留下的印记。而当有人夸他拍摄技术高超时，程占红脸上便会浮现害羞的微笑道，“我总是找不好角度”。
对年轻的梁庆立而言，现实的压力显然更多。一部分源于朋辈之间的比较。在他出生的榆木岭村，大约一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人会说，你干吗要做长城保护员，给的钱又不多。”这样的声音时常环绕在他耳边。在他看来，每月100多元的补贴根本无法支撑生活，“长城保护员”的身份也没有让他在村里受到更多尊重，赞赏与尊重反而来自外界。
▲ 从长城远眺人烟稀少的界岭口村 摄影/胡军
如何有尊严地坚守?
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前，长城保护员还是一支松散、自发的队伍，各地对这个群体的称呼也不同。林常友是金山岭长城景区的保护员，他的父母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无偿保护长城，在古北口长城，古北口镇旅游办主任王长青曾想办法将护林员发展为长城保护员：“当时，护林员是有工资补贴的，长城保护员没有，我就让护林员担负一些保护长城的工作。”这是1997年的事了。
《长城保护条例》颁布10年后，保护员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去年1月，程占红被正式被聘为长城保护员，与县里其他14位保护员一起装备上县政府购置的服装、鞋帽、手机，还有一笔资金补贴。17岁初中毕业后就参与看护长城的工作的梁庆立也在同一年被正式聘为长城保护员。
谈及长城保护员管理的难点，金山岭长城管理处主任郭中兴认为是资金问题和业务能力。一方面，长城保护员目前的工作只能做到看管，专业性的监测还做不到;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预算很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城保护员很多都是义务的，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给钱才肯干。给钱少也支持不了他家庭的生活。”
▲ 雾霾中的村庄 摄影：胡军
目前，抚宁县发给保护员的补贴是每年1000多元，抚宁县文管所所长杨大海说，“工资太低了，长城保护员的工资与他们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补贴水平在全国较为普遍。但因为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在一些经济效益好的长城段落，长城保护员的年收入超过6000元，而有些地方一年只有五六百元补助。去年“文化遗产日”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国家文物局将努力改善长城保护员的工作待遇，“让他们在享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得到应有的尊严”。
长城保护员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其责任落实也主要归于地方。“没办法发那么多钱，我们就感召他们。”杨大海说。他与保护员等人有一个微信群，交流工作也提供生活上的关心。国家文物局遗产处负责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指出：“根据2016年的专项督查，在北京、河北等地区，每个段落都落实了保护员，经费方面也基本能够到位，当然各地贫富不同，落实情况确实存在差距。”该负责人同时表示，2017年国家文物局依然会施行专项督查，重点关注长城保护员的问题。
▲ 长城保护员 乔国华
乔国华始终没有走出村庄。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媳妇让他多少对城市的情况有了解。走长城的时候，乔国华几次念叨这样一句话：“年轻人外出打工，170元一天，包吃包住。我们没提过钱，从内心而言就是希望把长城弄好。”他说，“但每家都得生活，如果给我们每月1500元，那我一定把长城打扫得敞敞亮亮。”
界岭口村是第一财经此次实地考察长城的最后一站。离开的那天，天气依然阴沉，不论是在山下行走，或是上山远眺，长城都隐藏在雾霾中或隐或现。乔国华终于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文字供稿：第一财经 孙行之等
图片供稿：第一财经 、胡军、连达、严欣强、走个不停
封面摄影：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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