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河北省遷西縣榆木嶺村的長城保護員梁慶立接到村民舉報，說有人上長城邊牆盜掘。他趕忙上山，但破壞已經發生，盜掘者還留下鏟子和鎬等工具。當晚，大雨瓢潑，梁慶立獨自值守在敵樓中，一陣陣心慌。盜掘者再沒有回到現場，這樁案件也成了懸案。
▲ 榆木嶺長城保護員梁慶立 攝影：走個不停
這是梁慶立從事長城保護工作多年來鮮有的記憶深刻的故事。大多數時候，這位“80後”長城保護員的工作是單調、孤寂的。上山巡視、剷除雜草、勸阻破壞行為、通報險情，18歲之後，梁慶立每個月都有幾天這樣度過。
▲ 撫寧界嶺口村 第一財經圖
對撫寧縣程家溝的長城保護員程佔紅，“重複最多的動作，便是用鐮刀砍去道路兩邊的雜草枯枝，以方便驢友行走。”不上長城的日子，他們過著平靜的鄉村生活，務農或打零工。除了更多接觸旅遊者和考察者，日常生活並沒有因為做了長城保護員有太大改變。
2016年，網絡社區長城小站創始人“火箭人”來到喜峰口長城邊的遷西縣，結識了梁慶立，並邀請他加入長城小站這個匯聚了幾百名長城愛好者、研究者的民間組織。這個以都市白領為主的民間組織很早便呼籲關注這個群體。在從事法律與財務工作的成員支晉看來，很多對長城的研究與宣傳是點對面的，而長城保護員才是點對點的更為直接的保護力量。
▲ 60歲的喬國華管轄撫寧縣8.6公里長城上的3個烽火臺、12個敵樓
每月總有幾天他要上長城待上4個小時
第一財經圖
戰勝枯燥
秦皇島市撫寧縣是中國長城保護員制度的誕生地。如今，縣管的70多公里長城被分配給15位長城保護員。界嶺口村的喬國華今年60歲，14年來，一個月中的幾天，他要上長城待上4個小時，喬國華攀爬陡峭的山路似閒庭信步，把氣喘吁吁的年輕人拋在身後。
▲ 界嶺口關東21號樓，2003年10月1日 攝影：連達
▲ 界嶺口關東21號樓，2012年春節 攝影：嚴欣強
喬國華管理8.6公里內的3個烽火臺、12個敵樓。他經常作為典型人物參加表彰會或接受採訪，這樣的經歷讓他對許多問題早已有了現成答案，話語間追求押韻，倡導正能量。上山時，他如此介紹自己的鐮刀：“這就是我上山用的鐮刀，那是披荊斬棘，看到雜草就要砍掉。”
▲ 一棟民宅外牆上的宣傳語 第一財經圖
喬國華的生活並不寬裕，在他臨近馬路的屋子裡，陳設簡單，牆上展示的都是有關長城的照片與簽名。去年，在當地文管所的幫助下，他家被改造成了一個蘋果寄售站，這或多或少能幫他改善生活。
4650位長城保護員散佈在北京、河北、內蒙古、山東、寧夏、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他們出生、居住於長城腳下的村落，喜愛長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不年輕了，29歲的梁慶立是其中少有的年輕力量。
喬國華的同伴、46歲的程佔紅看管自家農田附近的8公里長城。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他穿上了厚實的藏青色保護員服裝，手握手機。對他而言，手機是工作的重要工具。1個月上10次長城，“包乾區”的各種情況需要用照片記錄，尤其是風雨、大雪之後，探查險情更是工作重點。漸漸地，他愛上了拍攝長城，每到天氣晴朗時，他便拍下長城上的刻字磚和附近的植物。
▲ 一棟現代建築前
隨意堆著從村民處收來的長城磚、石物件
第一財經圖
“榮譽”時常掛在喬國華嘴邊，程佔紅則很快在工作中找到了更多樂趣，“雖然日復一日做一樣的事有些枯燥，但上了長城，還是感覺心裡挺敞亮的。”他說。拍下唯美的照片、辨認老磚上明朝人刻的字，都成了他克服枯燥的方法。帶第一財經記者攀登長城的時候，這位憨厚的農民常常興致勃勃地指出哪一塊磚是日本軍隊刻畫過，哪一塊磚上的字是明代匠人留下的印記。而當有人誇他拍攝技術高超時，程佔紅臉上便會浮現害羞的微笑道，“我總是找不好角度”。
對年輕的梁慶立而言，現實的壓力顯然更多。一部分源於朋輩之間的比較。在他出生的榆木嶺村，大約一半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有人會說，你幹嗎要做長城保護員，給的錢又不多。”這樣的聲音時常環繞在他耳邊。在他看來，每月100多元的補貼根本無法支撐生活，“長城保護員”的身份也沒有讓他在村裡受到更多尊重，讚賞與尊重反而來自外界。
▲ 從長城遠眺人煙稀少的界嶺口村 攝影/胡軍
如何有尊嚴地堅守?
2006年《長城保護條例》頒佈前，長城保護員還是一支鬆散、自發的隊伍，各地對這個群體的稱呼也不同。林常友是金山嶺長城景區的保護員，他的父母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開始無償保護長城，在古北口長城，古北口鎮旅遊辦主任王長青曾想辦法將護林員發展為長城保護員：“當時，護林員是有工資補貼的，長城保護員沒有，我就讓護林員擔負一些保護長城的工作。”這是1997年的事了。
《長城保護條例》頒佈10年後，保護員的生活的確發生了變化。去年1月，程佔紅被正式被聘為長城保護員，與縣裡其他14位保護員一起裝備上縣政府購置的服裝、鞋帽、手機，還有一筆資金補貼。17歲初中畢業後就參與看護長城的工作的梁慶立也在同一年被正式聘為長城保護員。
談及長城保護員管理的難點，金山嶺長城管理處主任郭中興認為是資金問題和業務能力。一方面，長城保護員目前的工作只能做到看管，專業性的監測還做不到;另一方面，“政府的財政預算很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長城保護員很多都是義務的，現在人的思想不一樣，給錢才肯幹。給錢少也支持不了他家庭的生活。”
▲ 霧霾中的村莊 攝影：胡軍
目前，撫寧縣發給保護員的補貼是每年1000多元，撫寧縣文管所所長楊大海說，“工資太低了，長城保護員的工資與他們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第一財經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這樣的補貼水平在全國較為普遍。但因為地區經濟狀況的差異，在一些經濟效益好的長城段落，長城保護員的年收入超過6000元，而有些地方一年只有五六百元補助。去年“文化遺產日”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國家文物局將努力改善長城保護員的工作待遇，“讓他們在享受鮮花和掌聲的同時得到應有的尊嚴”。
長城保護員的經費主要來自地方財政，其責任落實也主要歸於地方。“沒辦法發那麼多錢，我們就感召他們。”楊大海說。他與保護員等人有一個微信群，交流工作也提供生活上的關心。國家文物局遺產處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指出：“根據2016年的專項督查，在北京、河北等地區，每個段落都落實了保護員，經費方面也基本能夠到位，當然各地貧富不同，落實情況確實存在差距。”該負責人同時表示，2017年國家文物局依然會施行專項督查，重點關注長城保護員的問題。
▲ 長城保護員 喬國華
喬國華始終沒有走出村莊。在北京工作的兒子、媳婦讓他多少對城市的情況有了解。走長城的時候，喬國華幾次唸叨這樣一句話：“年輕人外出打工，170元一天，包吃包住。我們沒提過錢，從內心而言就是希望把長城弄好。”他說，“但每家都得生活，如果給我們每月1500元，那我一定把長城打掃得敞敞亮亮。”
界嶺口村是第一財經此次實地考察長城的最後一站。離開的那天，天氣依然陰沉，不論是在山下行走，或是上山遠眺，長城都隱藏在霧霾中或隱或現。喬國華終於淡出了我們的視線。
文字供稿：第一財經 孫行之等
圖片供稿：第一財經 、胡軍、連達、嚴欣強、走個不停
封面攝影：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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