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北方尽失，其疆域仅限于江淮以南半壁河山，而长沙地处正中，如一道雄伟的屏障屹立于江南西部。因此，自宋高宗伊始，多任重臣大将为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捍卫南宋西部疆土的安全，以求得人而治。宋光宗赵惇曾深有感慨地说：“长沙巨屏，得贤为重。”
南宋一代名贤云集长沙，前期有李纲、岳飞、刘锜、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朱熹等，后期则有真德秀、魏了翁、向士壁、汪立信、江万里、文天祥、李芾等任职长沙，支撑南宋王朝湖南大局。前面已介绍过李纲平定湖南兵匪之患、岳飞率岳家军驻防长沙、辛弃疾创建飞虎军等佳话，此处再为读者介绍两位，一是为政廉洁的真德秀[A1] ，一为治狱清平的文天祥[A2] 。
（1178 -1235），字景元，后改字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是南宋后期名臣和著名学者。自幼聪颖，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后供职京城，为朝臣。其时，宋室昏愦苟安，奸臣弄国，贪贿成风。真德秀目睹时艰，忧国如焚，常上奏朝廷，指陈时弊，贬斥权奸。奸臣史弥远掌朝政，以官爵利禄笼络士人。真德秀毅然辞职，表示要“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官之人”，又上奏：“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激昂慷慨，掷地有声，表现出耿直正派、赤诚爱国的情怀。随后，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知隆庆府等职，所至多有政声。
嘉定十五年 (1222)九月六日，时年45岁的真德秀拜受宝谟阁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请辞不获，于十月一日起程赴任。来抚湖南的真德秀，一以整伤吏治、抚恤民生、安定社会为己任。到长沙之初，即发布《潭州谕同官咨目》，以“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事与同僚共勉；并表示要为民去除“十害”，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并说“某之区区，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贤，固有不俟丁宁[叮咛]而素知自勉者矣”。“十害”是否存在，尚不是很清楚，但“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真德秀还写诗谕属，其《春日以诗谕属》云：
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
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
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
今日湘亭一杯酒，敢烦散作十分春。
湘亭谕属之文、之诗，通俗易懂，情意真挚，倾注了真德秀当年在长沙谆谆教诫官属的一片苦心，堪为长沙古代历史的一段佳话。“湘亭谕属”之处后来也就成为宋、元两代胜迹，到明代此处复建有真西山词。
真德秀到任之初，又发布《潭州谕俗文》，“以天性人伦之大者与夫迁善改过之方”来“布宣德化，导迪人心”。他表示，“太守之于尔民，犹父兄之于子弟。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无过，为太守者亦只欲尔民之无犯”，诚心实意的谆谆告谕百姓，孝悌为人伦之本，一定要父义母兹、兄爱弟恭；要“崇宗族之爱，厚邻里之欢”，因为宗族之恩百世不绝，而邻里之间，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官民之间应互相体恤，“为有司者不当以非法扰民，为百姓者亦不当非理扰官”。
无论是谕属还是谕俗，真德秀都强调一个“诚”字，诚心实意，谆谆劝戒僚属以仁治狱，民众和善相处，是真德秀的地方治理理念的体现。
在长沙期间，真德秀大力整顿政事，裁革陋规苛派，罢官府卖酒的专利，除超收税粮的“斜面米”，申免官府强行抑配征购的“和余”制，以解民困。湖湘屡遭水旱，时有饥荒，他贩济灾民，不遗余力。为备荒救灾，他在长沙设立惠民仓，储粮5万石，每逢荒年即平价出聚；又购谷9﹒5万石，在所属12县分设社仓，各乡则设慈幼仓。真德秀任官潭州，还推行一系列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如贫困百姓有死不能葬者，辟有“义阡”(即义坟)以葬之；凡婚嫁、生育者，则由官府“赡给有差”。
真德秀在长沙，惠政毕举，功德无量。当时，长沙士民还为之建造了一座生祠，命名为真西山祠，以纪念他在长沙的德政。有人并为祠题诗一首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怀念之情。
真德秀在潭州任官为时不到3年，但居住湖湘却有10余年之久。在这里，他曾与另一位居湘的著名学者魏了翁(1234年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及其他湖湘学人相往还，议论国事，研讨文章，他还将自己在长沙的见闻和行事，写了《星沙集志》一书。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宋战争，长沙重镇也遭到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击。在这国家存亡之秋，南宋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著名诗人文天样来到了长沙。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履安，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青少年时即心怀壮志，关心国家大事。20岁中进士，曾满怀激情向理宗皇帝上万言书，名闻朝野。开庆元年 (1259)，蒙古军进围鄂州、逼攻潭州，权宦董宋臣主张迁都避兵，他上书请斩宋臣，并提出抗蒙大计。后又讥讽奸臣贾似道，被劾罢官。
咸淳九年(1273) 正月，文天祥被起用为湖南提点刑狱使。当时年已76岁的老丞相江万里正在长沙城内，以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文天祥来到长沙后，首先就往安抚使司衙门拜访老丞相。江万里“素奇天样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把抵抗蒙军、挽救宋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
文天样居官清正，处事干练。他坐镇长沙，审理全路案件，“疏决滞淹，一路无留狱。”其时，广西秦孟四率众起事，并越境攻入道州永明、江华等县，“屠居民，虏妇女，掠去财物。”文天样致书江万里说，以往的百姓起事，“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激于官吏之贪黩，弄兵之情出不得已。故仁人处之，念其为赤子，姑为安之，勿庸胜之’，而秦孟四起事不同于“官逼民反”，因而力主发兵征讨，并终于将之平定，“道路肃清”。
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文天祥也在长沙留下了无限的文采。他与友人泛舟湘江，赋《幕客载酒舟中即席序别》诗云：“故人满江海，游子下潇湘。梦载月千里，意行云一方。橹声人语小，岸景客心长。总是浮萍迹，飞花莫近樯。”又曾游岳麓，访道林寺，有感乡贤、前潭州知州周必大“合古今异同”，改四绝堂为六绝堂，合祀唐朝名流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和韩愈、欧阳询6人，寺僧志茂“以屋压字漫，寿公字于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将揭于新堂”，文天祥为之嘉叹而作《衍六堂记》。1983年，在原长沙县学宫与红墙巷的墙壁间，还曾发现嵌有“廉、节”二字的两块石碑，“节”左下方第二行署款为“文天祥书于□□□”，文天祥当年在长沙县留下的这一墨宝，今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咸淳九年（1274），文天祥调任江西提刑使兼知赣州。次年，元军东下，“江上报急”，他提兵万人至临安勤王。为挽救危局，他提出了“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的建议。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攻取湘北”，“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把长沙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可惜由于庸臣苟且，未被采纳。其后，文天祥出任丞相。景炎元年（1276）元兵攻陷临安，南宋灭亡。文天样继续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后，正气凛然，誓死不屈。至元十九年(1283) 十二月，文天样在大都柴市(今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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