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改临湘县为长沙县后，以后各朝州、府、郡的治所均设在长沙县。隋朝时设立的潭州总管府，唐朝时期先是设立潭州总管府，后又改 为都督府，两朝府治都设于长沙县辖境范围之内。唐大历三年（768），唐朝设于衡州的湖南观察使（又称湖南道）迁到潭州城，当时的长沙县辖境之内又成了湖南道治所在地。加上长沙县的县治，唐代的潭州城即长沙县治所在，形成了府、道、县治同城而治的局面。
南朝时期，当时的临湘县城虽然是湘州的州治所在地，军事、政治地位凸显，但分裂割据的年代，仅在原来城区的南部砌了一道城墙，将州城与南迁的郡州隔开，并加固原有城墙，当时的长沙城并没有扩大。
隋唐时期，随着管理多个州的潭州总管府的设立，以及湖南道治的迁入，长沙的政治、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城市功能进一步扩展，加以人口数量的扩充，经济贸易的发展，原有城区的拓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据史书记载，从南朝刘宋到隋唐时期，长沙郡的人口一直保持着大幅增长，南朝宋、隋朝、唐朝时长沙分别有5684、14275、32272户。人丁的昌盛，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当时的长沙城内出现了多处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而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也为当时长沙城的扩展提供了条件。
隋唐时期，潭州城即长沙县治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沿用再到大规模扩展的过程。
隋和唐初基本还是南朝时期的格局，隋朝统治时间较短，扩城的可能不大；唐初在结束群雄混战的局面后，百废待兴，扩城也不是太现实。这一点，考古发掘材料可以佐证。在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长沙市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东城墙和南城墙及护城河，其第六层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堆积物，系唐代中晚长沙窑器物，说明城墙和护城河在唐代中晚期被生活堆积物所覆盖，也就是于唐代中晚期被废弃。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的黄朴华先生认为，长沙城真正大规模扩展的具体时间，是在唐代中期，准确说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结合文献材料进行研究后，黄先生认为唐代长沙城主要向东、南、北三面拓展，并为我们描述出当时城区的位置范围：北至今营盘路一线，东自今运达国际广场东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北侧约200米处，西至下河街东侧。大致为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300米的长方形，是原长沙城面积的2.5倍。其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唐代长沙城的北线。根据青少年宫工地上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北城墙走向，往西，越过黄兴北路，再往西，即靠近今连升街（东西向）。即原长沙城的西北角位于连升街附近。据《水经注·湘水》载：“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对临湘县之新治”。也就是说，连升街之北有故市。既然《水经注》中称之为市，其规模应不会很小。推测故市位置在今连升街至其北面150米处的潮宗街一带。故市之北，为临湘县之新治，则临湘新县治的位置在潮宗街至其北面220米处的营盘路一带。假若新县治具有县邑规模，则县治北面势必接近营盘路了。据清《嘉庆一统志》：“今之长沙县治，即《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新县治于隋唐时包入城中，则唐代长沙城北城墙应在新县治之北，即唐代长沙城北城墙已至营盘路附近。这一带从西至东现尚保存有活源桥、孙家桥、文星桥、司马桥、戥子桥等街名，基本上都在东西向的一条线上，当年均应为城北护城河上的桥。唐代长沙城的北城墙有长乐和清泰两座城门，五代的楚王马殷死后，马氏兄弟互相争斗时，马希萼引兵从常德经岳阳进攻长沙，守长沙的马希广部下步军指挥史吴宏、小门使杨涤，一出清泰门，一出长乐门迎战。长乐门当在今青少年宫后六堆子处，一般认为清泰门在今清泰街与潮宗街相交处稍北，也有研究者将清泰门作为唐长沙城的西门。
第二，关于唐代长沙城的东线。唐代长沙城东线在今运达国际广场至芙蓉绿化广场区段，都发现唐代护城河。往南，仍应是继续沿原来略呈东北—西南的走势延伸，按此走势，则正好顺着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山脉（即龙伏山）的西侧山谷延伸。东线经过的大致位置为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这条位置线基本为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直线，其偏移的角度是10°，即由北往南略向西偏10°，这与历史上长沙城的偏移角度一致。考古发现也佐证，2013年在五一路南、落星田街东侧的泰贞国际工地上，发掘了数量较多的明清时期古井，却未发现唐宋及之前时期的古井，说明唐代的东城墙应在落星田街一线西侧。城东有浏阳和醴陵两座城门。从今落星田到古稻田直到今天心阁西北部一带当时都尚是城外的郊野农田，这里南部有唐元和时潭州刺史戴简所建的“戴氏堂”，北部古稻田附近又有贞元时潭州刺史杨凭所建的东池，还有一个“建于稻田之上”的报慈寺。
第三，关于唐代长沙城的南线。在黄兴南路步行街改造项目、人民路南侧新青年公寓、天心华庭、小古道巷银桥公寓等地，发现有唐代水井，说明这一时期生活居住范围已越过人民路，往南继续发展。从人民路以南零星发现的一些隋唐时期的水井来看，唐代护城河南线为高码头→一步两搭桥→磨盘湾巷→小古道巷→学院街（登仁桥）一线，则护城河距今城南路150-170米。鉴于城墙位于护城河之内，则唐代南城墙距今城南路180-200米。当时城南已有城门碧湘门，过去有一条横街叫古老门，又称古楼门，很可能即为当时碧湘门遗址。
第四，关于唐代长沙城的西线。在湘江中路东侧的今万达广场发现了一批唐代水井，其分布范围与汉魏时期水井西线的分布情况一致，即唐代的长沙城沿袭了汉魏以来西线城墙的位置。当时西城门名济川门，但具体位置不详。
在长沙的考古发现中，唐宋时期的遗存分布最广、堆积物最丰富，现在城内动土建设的地方大部分都发现有唐宋遗物。堆积较丰富并经过考古人员发掘的有：城东的五一路现市委大院（包括老干局）、原省轻工业厅、清水塘省公路局、八一桥南侧菜市场、长沙市一中体育馆、韭菜园东区政府等；城西贾谊故宅、坡子街省商业职工医院、福禄宫、三兴街、五一广场（包括其附近的中山商业大厦）、省供销社等处；城南的省财政厅大院、晏家塘等；城北门的通泰街、营盘街、蔡锷路服装城等共数十余处。其中城南的晏家塘不但有较丰富的遗物堆积层，还挖出了数口水井，水井内出有大量的唐代铜官窑釉下彩瓷壶、罐等日常用物。城北蔡锷路的服装城基建时亦挖出数口水井和的遗物堆积，有大量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壶等唐代遗物。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地方在唐代都已是人口居住较密集的市井区。
城东的长沙市一中到清水塘、八一桥和韭菜园一带，唐代不在长沙城内，却有着丰富的唐宋遗物，说明当时此处应是靠近长沙城东门外的人口集中区，其所相对的城内正好是中山路的小吴门至五一路之间，因此，此处有可能即是当时的浏阳门外。
当时长沙城内的布局，由于千多年来的兴毁，已无法再窥其全貌。里坊肯定存在，但历代志书所记极为有限，现可见的仅《湘城访古录》辑明《一统志》、《清异录》等载有：贾谊故宅所在的“濯锦坊”、卒长能种子母蔗的“鸡狗坊”等。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来，设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启晚闭，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得再在街上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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