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改臨湘縣為長沙縣後，以後各朝州、府、郡的治所均設在長沙縣。隋朝時設立的潭州總管府，唐朝時期先是設立潭州總管府，後又改 為都督府，兩朝府治都設於長沙縣轄境範圍之內。唐大曆三年（768），唐朝設於衡州的湖南觀察使（又稱湖南道）遷到潭州城，當時的長沙縣轄境之內又成了湖南道治所在地。加上長沙縣的縣治，唐代的潭州城即長沙縣治所在，形成了府、道、縣治同城而治的局面。
南朝時期，當時的臨湘縣城雖然是湘州的州治所在地，軍事、政治地位凸顯，但分裂割據的年代，僅在原來城區的南部砌了一道城牆，將州城與南遷的郡州隔開，並加固原有城牆，當時的長沙城並沒有擴大。
隋唐時期，隨著管理多個州的潭州總管府的設立，以及湖南道治的遷入，長沙的政治、軍事地位進一步提高，城市功能進一步擴展，加以人口數量的擴充，經濟貿易的發展，原有城區的拓展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據史書記載，從南朝劉宋到隋唐時期，長沙郡的人口一直保持著大幅增長，南朝宋、隋朝、唐朝時長沙分別有5684、14275、32272戶。人丁的昌盛，促進了市場的發展，當時的長沙城內出現了多處集市，城內貨肆行鋪林立，“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初步形成了一座商業城市。而國家的統一，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也為當時長沙城的擴展提供了條件。
隋唐時期，潭州城即長沙縣治格局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沿用再到大規模擴展的過程。
隋和唐初基本還是南朝時期的格局，隋朝統治時間較短，擴城的可能不大；唐初在結束群雄混戰的局面後，百廢待興，擴城也不是太現實。這一點，考古發掘材料可以佐證。在長沙國際金融中心工地，長沙市考古工作者發現的東城牆和南城牆及護城河，其第六層出土的數量眾多的堆積物，系唐代中晚長沙窯器物，說明城牆和護城河在唐代中晚期被生活堆積物所覆蓋，也就是於唐代中晚期被廢棄。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的黃樸華先生認為，長沙城真正大規模擴展的具體時間，是在唐代中期，準確說是在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根據考古發掘情況結合文獻材料進行研究後，黃先生認為唐代長沙城主要向東、南、北三面拓展，併為我們描述出當時城區的位置範圍：北至今營盤路一線，東自今運達國際廣場東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街、東慶街、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線，南至城南路北側約200米處，西至下河街東側。大致為南北長2200米，東西寬1300米的長方形，是原長沙城面積的2.5倍。其理由如下：
第一，關於唐代長沙城的北線。根據青少年宮工地上發現的南北朝時期北城牆走向，往西，越過黃興北路，再往西，即靠近今連升街（東西向）。即原長沙城的西北角位於連升街附近。據《水經注·湘水》載：“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也就是說，連升街之北有故市。既然《水經注》中稱之為市，其規模應不會很小。推測故市位置在今連升街至其北面150米處的潮宗街一帶。故市之北，為臨湘縣之新治，則臨湘新縣治的位置在潮宗街至其北面220米處的營盤路一帶。假若新縣治具有縣邑規模，則縣治北面勢必接近營盤路了。據清《嘉慶一統志》：“今之長沙縣治，即《水經注》所謂臨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時包入城中。”新縣治於隋唐時包入城中，則唐代長沙城北城牆應在新縣治之北，即唐代長沙城北城牆已至營盤路附近。這一帶從西至東現尚保存有活源橋、孫家橋、文星橋、司馬橋、戥子橋等街名，基本上都在東西向的一條線上，當年均應為城北護城河上的橋。唐代長沙城的北城牆有長樂和清泰兩座城門，五代的楚王馬殷死後，馬氏兄弟互相爭鬥時，馬希萼引兵從常德經岳陽進攻長沙，守長沙的馬希广部下步軍指揮史吳宏、小門使楊滌，一出清泰門，一出長樂門迎戰。長樂門當在今青少年宮後六堆子處，一般認為清泰門在今清泰街與潮宗街相交處稍北，也有研究者將清泰門作為唐長沙城的西門。
第二，關於唐代長沙城的東線。唐代長沙城東線在今運達國際廣場至芙蓉綠化廣場區段，都發現唐代護城河。往南，仍應是繼續沿原來略呈東北—西南的走勢延伸，按此走勢，則正好順著瀏城橋——鳳凰臺——天心閣一線山脈（即龍伏山）的西側山谷延伸。東線經過的大致位置為建湘路→落星田街→東慶街→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這條位置線基本為略呈東北—西南走向的一條直線，其偏移的角度是10°，即由北往南略向西偏10°，這與歷史上長沙城的偏移角度一致。考古發現也佐證，2013年在五一路南、落星田街東側的泰貞國際工地上，發掘了數量較多的明清時期古井，卻未發現唐宋及之前時期的古井，說明唐代的東城牆應在落星田街一線西側。城東有瀏陽和醴陵兩座城門。從今落星田到古稻田直到今天心閣西北部一帶當時都尚是城外的郊野農田，這裡南部有唐元和時潭州刺史戴簡所建的“戴氏堂”，北部古稻田附近又有貞元時潭州刺史楊憑所建的東池，還有一個“建於稻田之上”的報慈寺。
第三，關於唐代長沙城的南線。在黃興南路步行街改造項目、人民路南側新青年公寓、天心華庭、小古道巷銀橋公寓等地，發現有唐代水井，說明這一時期生活居住範圍已越過人民路，往南繼續發展。從人民路以南零星發現的一些隋唐時期的水井來看，唐代護城河南線為高碼頭→一步兩搭橋→磨盤灣巷→小古道巷→學院街（登仁橋）一線，則護城河距今城南路150-170米。鑑於城牆位於護城河之內，則唐代南城牆距今城南路180-200米。當時城南已有城門碧湘門，過去有一條橫街叫古老門，又稱古樓門，很可能即為當時碧湘門遺址。
第四，關於唐代長沙城的西線。在湘江中路東側的今萬達廣場發現了一批唐代水井，其分佈範圍與漢魏時期水井西線的分佈情況一致，即唐代的長沙城沿襲了漢魏以來西線城牆的位置。當時西城門名濟川門，但具體位置不詳。
在長沙的考古發現中，唐宋時期的遺存分佈最廣、堆積物最豐富，現在城內動土建設的地方大部分都發現有唐宋遺物。堆積較豐富並經過考古人員發掘的有：城東的五一路現市委大院（包括老幹局）、原省輕工業廳、清水塘省公路局、八一橋南側菜市場、長沙市一中體育館、韭菜園東區政府等；城西賈誼故宅、坡子街省商業職工醫院、福祿宮、三興街、五一廣場（包括其附近的中山商業大廈）、省供銷社等處；城南的省財政廳大院、晏家塘等；城北門的通泰街、營盤街、蔡鍔路服裝城等共數十餘處。其中城南的晏家塘不但有較豐富的遺物堆積層，還挖出了數口水井，水井內出有大量的唐代銅官窯釉下彩瓷壺、罐等日常用物。城北蔡鍔路的服裝城基建時亦挖出數口水井和的遺物堆積，有大量的銅官窯釉下彩瓷壺等唐代遺物。考古資料證明，這些地方在唐代都已是人口居住較密集的市井區。
城東的長沙市一中到清水塘、八一橋和韭菜園一帶，唐代不在長沙城內，卻有著豐富的唐宋遺物，說明當時此處應是靠近長沙城東門外的人口集中區，其所相對的城內正好是中山路的小吳門至五一路之間，因此，此處有可能即是當時的瀏陽門外。
當時長沙城內的佈局，由於千多年來的興毀，已無法再窺其全貌。裡坊肯定存在，但歷代志書所記極為有限，現可見的僅《湘城訪古錄》輯明《一統志》、《清異錄》等載有：賈誼故宅所在的“濯錦坊”、卒長能種子母蔗的“雞狗坊”等。裡坊內有街巷，四周用高牆圍起來，設里正、裡卒看管把守，早啟晚閉，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得再在街上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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