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是专栏作家，曾获英国惠特布莱德新作奖和美国佛斯特奖，定期为《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写金融方面的文章。在这篇2018年7月23日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家可能成为朋友吗？》（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r Be Friends？）一文中，他用独特的视角、清楚的表达和新鲜的幽默解释了经济学和人文学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经济学将人的行为简化为简单的规则，而人文学则充分关注人类复杂的特殊性。尽管经济学为解释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信号”和“无意识动机”，但它也是一种忽略各种文化心理和人性现实多样性的捷径式的分析，而文化、人类叙事方式与伦理是不能被简化为公式的，因此经济学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鸿沟。本文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解真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和人文学家可能成为朋友吗？
作者：John Lanchester
翻译：王瑶
你在做什么？我的意思不是人生中或者一般意义上你在做什么，而是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显而易见，你正在读这本杂志。然而，在经济学眼里，你在做别的事情，这是你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是你不愿意承认的有见不得人动机的事情——释放信号。你正在发出信号，这些信号体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在浴缸里看书，在床上玩手机，或者私下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所传递的是什么？同理可得。你正在获取用于“属性展示”的工具。正如经济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和作家凯文·西姆勒（Kevin Simler）在他们的新书《头脑中的大象：日常生活的隐藏动机》（牛津大学出版社）（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 Hidden Motives in Everyday Life）中指出的，这是一个关于“健康、能量、活力、协调以及，总的来说，属性”的展示。属性展示不仅可用于求偶，当然也服务于其他目的，比如吸引盟友或者震慑对手。所以因为你正在做的事儿，比如一边泡澡一边看杂志，让你的对手们有理由感到害怕。
等一等，释放信号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一切吗？最近，在面对其乔治梅森大学的同事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播客采访中，Hanson 被要求对“有多少人类行为最终可以被归结为某种类型的信号”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简洁直接的临时”答案。他回答道：“在一个像我们所处的富裕社会中，远不止90%。”随后，Hanson 被要求援引一些“与释放信号联系最小”的自愿性人类活动，他举的例子就是“挠挠你的屁股”。
我忍俊不禁但也无法认同，经济学家们总是让人这样。十二年前我开始研究经济学，那个时候我正着手写一本关于当代伦敦的小说，并且逐渐意识到，正是因为故事背后还有故事，所以写小说时才能文思泉涌。可能因为我不是在伦敦长大的，我觉得反而能够纵览其过去几十年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伦敦还只是一个看起来单调、土气、灰暗的地方，但千禧年之后，它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都市，一个充满能量、五光十色、略显傲慢的焦点。尝试写初稿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没抓住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所有变革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答案就是，在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制之后，1986年10月——在伦敦（金融中心）被称为“大爆炸”的事情——其已成为全球金融首都。这是真实发生的，且不是以一种遥远、抽象的方式，而是一种真正地决定我们邻居是谁的方式。在我所在的伦敦南部，原本有一条经济上非常别具一格的街道，但由于新涌入的人都来自金融及其衍生行业，它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我逐渐意识到，要想了解我的城市并且继续把我的小说写下去，我必须开始尝试理解金钱世界。
诸如《头脑中的大象》此类的书展示了为什么“体验”既刺激有趣，也同样令人沮丧、间歇性意志消沉。书里提到一个令人兴奋、充满智识的大胆想法——你可以用一种思维工具解释社会中90%的行为。Hanson和Simler的理论中许多细节都具有说服力，并且这种“内省禁忌”的想法阻碍了向我们自己坦白真实动机，这是值得思考的（禁忌就是大象）。通过引用兰德公司一个为期七年的研究——其中使用了更多免费医疗服务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变得更加健康，作者提出，医学的目的既是治愈疾病，也是为了传达关注的信号；宗教的目的不仅是制定超然的信仰，也是为了增强团体的归属感。
图为约翰·兰彻斯特，来源维基百科
他们最具有煽动性的观点集中在教育领域，这被其认为是驯化的一种形式。他们写道：“只有少数动物才能被驯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只有很少的社会物种才会让人类扮演支配者。”“而我们也本能地拒绝臣服于他人。”他们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对于那些你认为可能不需要什么文化的重复性手工劳动而言，来自世界欠发达地区未受良好教育的工人们也并不像富裕地区的工人们那样多产。根据Hanson和Simler的解释，这些未受教育的工人们“要么不会可靠地准时上工，要么有迷信的问题，要么他们更喜欢通过间接暗示获得工作指令而不是直接命令，或者他们无法接受与同事在文化归属上的相对地位冲突的任务和角色，或者他们不愿意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完成任务。“在富裕社会中，我们学会做所有这些事情，而且大部分是在学校里学会的，“工业时代的学校系统让我们适应现代化的工作。”Hanson和Simler解释道：
孩子们被期望安静地坐几个小时；控制他们的冲动；专注于无聊且重复的任务；当铃声响起时，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在去洗手间之前请求许可（考虑一下这一点）。老师们有计划地奖励孩子的听话….事实上，老师们以打击学生创造力的方式奖励遵守纪律本身，而不论其对学习的作用。而孩子们也接受公开被评估、分级和排名。这个通常持续十多年的事业，就是人类被教化的系统过程。
看到一个儿子已经上完整个中学，而另一个儿子还要熬三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关于驯化的）解释残忍地接近于现代学校教育的真相。
Hanson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之前写的《机器时代》（2016）（The Age of Em）一书，惊人地大胆预测了人形机器智能主导下的未来世界。但他思想中价值无涉和判断无涉的本质特征可能会带来麻烦。在发生了显然是出自自称“单身狗”（或非自愿单身者）之手的“多伦多十人死亡事件”后，他在其博客中写道，“有人可能振振有词地说，那些占有性资源较少的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遭受着相似程度的折磨，并且可能同样希望通过建构这一身份而从中获益，游说争取以此为基准重新分配资源，并至少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暗示暴力威胁。”对这一言论，Slat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问“罗宾·汉森是不是美国可怕的经济学家？”，随后Twitter上也是恶评如潮。“头脑中的大象”并不可怕，但是这本书有一些可笑的谬误。书里写道，“例如，在《天方夜谭》中，谢赫拉莎德巧妙地利用她讲故事的本领死里逃生并且赢得了国王的青睐。相反，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设法不用她的诗歌，而是通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向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求爱——深刻到让克林顿邀请她在他1993年总统就职典礼上表演。”Maya Angelou的职业生涯不过是一个作家摇动她的尾羽以吸引优势男性的注意——这种观点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非常令人尴尬。
更一般地说，Hanson和Simler对“信号”和“无意识动机”的强调表明：在我们的行为，比如写交响乐、治愈疾病、建大教堂、探索时空最深的奥秘等等中，最重要的是动机本身，而非所获得的结果。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指出，“我们人类可能是竞争性的社会动物，自私自利且自欺欺人，但是也能通过合作以凡人之力登月揽星。”这一言论变相承认了我们行为的结果比动机更重要，这本书的论据也就崩溃了。
上述说法的问题在于走过头（overreach）：将一个有应用价值的论据延伸到其有效范围之外。没错，我们的动机往往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一切。你可能争辩道，存在致力于研究这一主题的完整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但毕竟，“我们会发送关于自己的信号”的观点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正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所说的，该学科的经典实践者研究我们所发出的信号，并展示了我们周围的人是如何理解它们的。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选择被认为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来构建包括内在和外在的整个身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的论点。这些文本是丰富且复杂的，因为它展示了人类差异的丰富和复杂程度。然而，《头脑中的大象》中的信号以及无意识动机的关注则是另一种方式：它将复杂多样的行为简化为简单的规则。
图为《头脑中的大象》，来源搜狐新闻
正如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在他们《金钱与情感：经济学可以从人文中学到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ents and Sensibility: What Economics Can Learn from the Humanities）这一精彩的书中所解释的：这种智力过度扩张经常出现在经济学中。Morson和Schapiro——一个是人文学者，另一个是经济学家——借鉴了刺猬和狐狸的区别，这一区别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世纪50年代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的，援引了一个古希腊片段：“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经济学家往往是刺猬，永远在寻找对于复杂现象的单一且统一的解释。他们喜欢观察海量庞杂的人类行为并将其简化为一个公式：供需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这一曲线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或者mb=mc（它将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对你而言，第四块披萨饼不如第一块有意义）。这些公式是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也可能被滥用。Morson和Schapiro举出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的例子。在这一领域，Becker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但是他思想中所有的创见对于门外汉而言，则是知识分子过度自信的代名词。他认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性方法。”不是一些，不是大部分——而是“所有”。他反复强调：
所有人类行为均可以视为某种错综复杂的参与者的行为，通过积累适当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他们使其源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到最大。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学方法就可以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用于理解边沁、孔泰、马克等人长期以来一直探索但没有结果的行为。
这解决了人类社会和历史难题。贝克用他自己的话对“生育、教育、时间的利用、犯罪、婚姻、社会互动以及其他的’社会学’、’法律’和’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经济学解释了一切。在他关于家庭的著作中，其研究了“婚姻特定资本”——这可能是你所谓的“孩子”。这种形式的婚姻特定资本的效用在于提供“儿童服务”。孩子并不是“普通商品”——也就是说，对于他们的需求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Morson和Schapiro的解释中，儿童服务是“一对夫妻通过生育孩子而获得效用的商品”，“孩子只是一种资本投入，当它与多种其他要素比如教育和心理投资，当然还有时间相结合时，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对夫妻生产出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产品。”
Morson和Schapiro确实认为Becker的观点非常有用，并解释了为什么有钱人比穷人更倾向于少生孩子——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宝贵，所以“儿童服务”对他们来说成本更高，因此他们少生优育以获得同等效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但它同样是一种忽略各种文化心理和人性现实多样性的走捷径式的分析。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是关于服从上帝与父母之爱剧烈冲突的故事，正如Morson和Schapiro所言，这很难适用于“儿童服务”这一逻辑，并且，在经济分析中当然不存在道德维度：效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
他们所举的这些体现实践中非道德的例子有其真正意义。19世纪80年代，Schapiro ——现在已经是西北大学校长和经济学教授了——曾是为世界银行整理出版物的团队的一员。他们的一本书中有一章谈到盘尾丝虫病（也称河盲症）。这是一种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失明的寄生虫病，并且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蔓延。1974年，七个西非国家聚集起来，联系捐赠者，着手创立由世界卫生组织监督的“盘尾丝虫病防控计划”。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使得数十万人免于失明，但是它也存在问题：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无法证明该计划是值得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不确定的”：受到帮助的人们非常贫穷，以至于挽救他们的视力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减少由盘尾丝虫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是具有人道主义价值的”，但是“这些价值本质上无法量化，我们在此不作解释。”换句话说，这些事情——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使得该计划令人钦佩，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同时也让它不那么有价值。
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1987年，拥有双氢除虫菌素（一种防治河盲症的药物）专利的制药公司Merck，决定永久地将该专利送给需要它的国家。然而，这很难回避Morson和Schapiro关于狭隘地经济评估局限的论断：“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很容易导致一个被普遍认为是非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卫生干预措施的计划夭折。”Morson和Schapiro认为，经济学有三个体系性偏见：它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忽略了“要想理解人类，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一事实（叙述方式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的作用），以及不断触及超越其理解范畴的伦理问题。文化、故事和伦理是不能被简化为公式的，因此经济学是有局限性的。Morson和Schapiro的解决方案是，借鉴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利用现实主义小说，拓宽视角，将这三个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小说是“狐狸”的领地。这是基于诡辩的，虽然这种诡辩的名声不好，但在历史上，它表明了应该基于实际案例的具体情况，确定某场景下的道德标准。托尔斯泰（Tolstoy）是作家中的翘楚，他在其小说里认为，抽象原则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现实。这是一个由亚里士多德明确阐述的古老哲学观点：“关于某些事情，作出正确的普遍论述是不可能的。”传达这一真理的方式是通过人文科学，“适当地教导”——他们论点的重要部分，由于《金钱和情感》对于当代课程体系的缺点有很多话要说——“提供了逃离自我的监狱以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机会。”
图为《金融的智慧：在风险与回报的世界中发现人文》
来源豆瓣读书
“经济学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鸿沟”这一观点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米希尔·迪赛（Mihir Desai）所著《金融的智慧：在风险与回报的世界中发现人文》（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The Wisdom of Finance: Discovering Humanity in the World of Risk and Return）一书的主题。他的标题极具煽动性，引起了Morson、Schapiro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争议，因为智慧正是金融领域所缺失的。金融学具有独创性、专业知识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挣钱和赔钱的可能性，但这些都与智慧完全不同。Desai提出，“长期以来我都被一个普遍推测所困扰——市场，尤其金融，是我们为了过上幸福生活而不得不躲避的粗俗领域。”他对金融学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鸿沟感到遗憾，并着手将其与一系列热情而引人入胜的故事联系起来，在这些故事里，他将基本的金融原则与人文学科的平行实例相结合。“通过人文科学的棱镜观察金融学，这将帮助我们恢复金融学的人性”，他写道，这一断言与《金钱与情感》的说法非常相似。
这项运动不仅有趣而且有益。通过期权、兼并、债务和破产，Desai带着我们从资产定价到风险再到风险管理，踏上了金融基本原理之旅。他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电影《打工女郎》（正如所有梅兰尼·格里菲斯的粉丝都记得的，“暗示了公司兼并过程与通过婚姻结合生活的过程具有相似性”），简·奥斯汀的小说（风险管理），杰夫·昆斯和乔治·奥威尔的生活故事（阐述不同的杠杆方法），以及我们给予孩子的无条件的爱。Desai认为，这种爱诠释了“负贝塔资产”的概念。
正如这个例子可能表明的那样，有些时候当我们描述金融和现实生活之间联系，Desai揭示了两者的差距究竟有多大。“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尔车身工厂的故事”——后者曾为前者制造车身——“在20世纪初叶和20世纪20年代，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安娜·卡列尼娜、米德尔马契和简·爱都是融为一体的——阐释了关于调情、承诺、婚姻和爱的本质的经典故事”，他写道。我对于公司兼并非常感兴趣（剧透警告：他们经常出错），但我不得不承认无意中发现的这个说法很有趣。这里人文学家对Desai的回应就是——你做到了，但请放下十九世纪的小说然后走开。他对创造正式破产的描述令人着迷，但其随后将2011年美国航空公司破产的故事和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戏剧《阿伽门农》进行了比较。因为该公司的股价在宣布破产之前已经下跌，正如Desai所说，“最终，那些买了美国股票和债券的那些人两年内就使他们的投资翻了5到10倍”，我们可以类比阿伽门农牺牲爱女伊菲革涅亚的悲惨决定。人道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抱歉。
Desai在他书的最后一章中探讨了“和钱打交道的人”与我们其他人之间的知识分歧，他尖锐地将这一章称为《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金融》。一种解释是“金融混蛋理论”：金融本身并不坏，也不是它所吸引的那些人坏，但是“金融以异乎寻常的强大方式激发了自我和野心”。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充满了“归因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其成功是应得的，而失败则是运气不好。Desai指出，在商业、法律或者教育领域，在数月或者数年之后我们才能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而在金融领域则是按照天数、小时以及明确量化的标准计算的。更重要的是，他说道，“‘市场规律’笼罩着精英阴霾下的金融界。”因此那些在金融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很容易变得异乎寻常的自负与贪婪。”
“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和想象力来改善这一问题”，Desai写道，“找到让我们能够坚持金融领域的意义的叙述可以使我们免于归因错误的反馈循环。”
如果不考虑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还是有可能同意上述言论并且赞美《金钱与情感》和《金融的智慧》中提出的修正的。然而即便所有人都极力促成，经济学、金融学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鸿沟也难以填补，更何况并非所有人都想这么做。几年前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候我的当务之急还是研究晦涩难懂的术语，以及如何使它们让门外汉望而却步。我在苏豪区的一个书店里做了一场关于货币术语的演讲后，一个私募股权专家找到了我，他对我所说的话非常尊重，但补充了我遗漏的一些内容：专家们把经济术语当作解离——忘记他们的感情的工具。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和一些同事在会议上分析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讨论着业务“流失”——这意味着客户流失和他们必须找到新客户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他说，在讨论过程中他猛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不得不起身离开。由于讨论的业务是退休和养老院，在这种语境下，所谓“流失”，就是居民的死亡——他们坐在桌子旁，谈论着死亡。他说这就是术语的作用：让你讨论人类现实而又不受其影响——忽视死亡。
之后我想了很久他说的话，我这个私募股权的新朋友显然已经动摇。然而，深思熟虑之后，我想知道他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将别人深爱的父母的死亡视作“流失”，虽然听起来残酷或者麻木不仁，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它的本质。语言的冷酷是有作用的，并且这种作用是社会需要的，因为养老院确实需要从别的地方获得资金。我想起来之所以喜欢经济、金融以及货币术语，就是因为它们并不虚伪。现代社会充满了伪善，人们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些金融人士私下里并不追求假仁假义，他们更像是黑手党首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种冷漠，我的一部分产生了共鸣。
然而，我的另一部分则充满像帝国主义者一样的经济学野心，以及这种野心所带来的通过解释消除差异、忽视文化和提倡简化的倾向。当Morson、Schapiro和Desai预设经济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可以被弥合时，我想要相信，但是我在写小说和学习经济学方面的经验让我觉得他们错了。刺猬并不想向狐狸学习，现实主义小说与经济学公式是对立的，将人的行为简化为规律的课题与致力于研究人类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课题也截然对立。也许我只是在谈论自己，这也仅仅是一个自传性的反思而非一般真理，但我认为，如果我进一步研究经济学，我将不得不放弃写小说。我曾把这事儿告诉一位经济学家，他笑着说，“听起来你像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啊。”
输
翻译文章：
Bolton, John R. (2000) "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r Be Friends?,” The New Yorker,July 23,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7/23/can-economists-and-humanists-ever-be-friends
王瑶
本文译者，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即将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国家法与欧盟法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法意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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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
——西方的危机与美国的重建》
主编：孔元 彭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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