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約翰·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是專欄作家，曾獲英國惠特布萊德新作獎和美國佛斯特獎，定期為《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紐約客》（The New Yorker）撰寫金融方面的文章。在這篇2018年7月23日發表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的《經濟學家和人文學家可能成為朋友嗎？》（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r Be Friends？）一文中，他用獨特的視角、清楚的表達和新鮮的幽默解釋了經濟學和人文學之間不可彌合的鴻溝：經濟學將人的行為簡化為簡單的規則，而人文學則充分關注人類複雜的特殊性。儘管經濟學為解釋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信號”和“無意識動機”，但它也是一種忽略各種文化心理和人性現實多樣性的捷徑式的分析，而文化、人類敘事方式與倫理是不能被簡化為公式的，因此經濟學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存在鴻溝。本文鞭辟入裡的分析對於我們理解這兩個領域不同的思維方式，理解真實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學家和人文學家可能成為朋友嗎？
作者：John Lanchester
翻譯：王瑤
你在做什麼？我的意思不是人生中或者一般意義上你在做什麼，而是此時此刻你在做什麼？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顯而易見，你正在讀這本雜誌。然而，在經濟學眼裡，你在做別的事情，這是你沒有意識到的事情，是你不願意承認的有見不得人動機的事情——釋放信號。你正在發出信號，這些信號體現了你是什麼樣的人或者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當你在浴缸裡看書，在床上玩手機，或者私下做別的事情的時候，你所傳遞的是什麼？同理可得。你正在獲取用於“屬性展示”的工具。正如經濟學家羅賓·漢森（Robin Hanson）和作家凱文·西姆勒（Kevin Simler）在他們的新書《頭腦中的大象：日常生活的隱藏動機》（牛津大學出版社）（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 Hidden Motives in Everyday Life）中指出的，這是一個關於“健康、能量、活力、協調以及，總的來說，屬性”的展示。屬性展示不僅可用於求偶，當然也服務於其他目的，比如吸引盟友或者震懾對手。所以因為你正在做的事兒，比如一邊泡澡一邊看雜誌，讓你的對手們有理由感到害怕。
等一等，釋放信號理論顯然不能解釋一切嗎？最近，在面對其喬治梅森大學的同事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播客採訪中，Hanson 被要求對“有多少人類行為最終可以被歸結為某種類型的信號”這一問題給出一個“簡潔直接的臨時”答案。他回答道：“在一個像我們所處的富裕社會中，遠不止90%。”隨後，Hanson 被要求援引一些“與釋放信號聯繫最小”的自願性人類活動，他舉的例子就是“撓撓你的屁股”。
我忍俊不禁但也無法認同，經濟學家們總是讓人這樣。十二年前我開始研究經濟學，那個時候我正著手寫一本關於當代倫敦的小說，並且逐漸意識到，正是因為故事背後還有故事，所以寫小說時才能文思泉湧。可能因為我不是在倫敦長大的，我覺得反而能夠縱覽其過去幾十年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倫敦還只是一個看起來單調、土氣、灰暗的地方，但千禧年之後，它已然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大都市，一個充滿能量、五光十色、略顯傲慢的焦點。嘗試寫初稿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沒抓住問題的答案。為什麼？所有變革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答案就是，在放鬆對金融服務的管制之後，1986年10月——在倫敦（金融中心）被稱為“大爆炸”的事情——其已成為全球金融首都。這是真實發生的，且不是以一種遙遠、抽象的方式，而是一種真正地決定我們鄰居是誰的方式。在我所在的倫敦南部，原本有一條經濟上非常別具一格的街道，但由於新湧入的人都來自金融及其衍生行業，它變得越來越同質化。我逐漸意識到，要想了解我的城市並且繼續把我的小說寫下去，我必須開始嘗試理解金錢世界。
諸如《頭腦中的大象》此類的書展示了為什麼“體驗”既刺激有趣，也同樣令人沮喪、間歇性意志消沉。書裡提到一個令人興奮、充滿智識的大膽想法——你可以用一種思維工具解釋社會中90%的行為。Hanson和Simler的理論中許多細節都具有說服力，並且這種“內省禁忌”的想法阻礙了向我們自己坦白真實動機，這是值得思考的（禁忌就是大象）。通過引用蘭德公司一個為期七年的研究——其中使用了更多免費醫療服務的參與者們並沒有變得更加健康，作者提出，醫學的目的既是治癒疾病，也是為了傳達關注的信號；宗教的目的不僅是制定超然的信仰，也是為了增強團體的歸屬感。
圖為約翰·蘭徹斯特，來源維基百科
他們最具有煽動性的觀點集中在教育領域，這被其認為是馴化的一種形式。他們寫道：“只有少數動物才能被馴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只有很少的社會物種才會讓人類扮演支配者。”“而我們也本能地拒絕臣服於他人。”他們引用的一項研究表明：即便對於那些你認為可能不需要什麼文化的重複性手工勞動而言，來自世界欠發達地區未受良好教育的工人們也並不像富裕地區的工人們那樣多產。根據Hanson和Simler的解釋，這些未受教育的工人們“要麼不會可靠地準時上工，要麼有迷信的問題，要麼他們更喜歡通過間接暗示獲得工作指令而不是直接命令，或者他們無法接受與同事在文化歸屬上的相對地位衝突的任務和角色，或者他們不願意以不同於以前的方式完成任務。“在富裕社會中，我們學會做所有這些事情，而且大部分是在學校裡學會的，“工業時代的學校系統讓我們適應現代化的工作。”Hanson和Simler解釋道：
孩子們被期望安靜地坐幾個小時；控制他們的衝動；專注於無聊且重複的任務；當鈴聲響起時，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在去洗手間之前請求許可（考慮一下這一點）。老師們有計劃地獎勵孩子的聽話….事實上，老師們以打擊學生創造力的方式獎勵遵守紀律本身，而不論其對學習的作用。而孩子們也接受公開被評估、分級和排名。這個通常持續十多年的事業，就是人類被教化的系統過程。
看到一個兒子已經上完整個中學，而另一個兒子還要熬三年之後，我發現這個（關於馴化的）解釋殘忍地接近於現代學校教育的真相。
Hanson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他之前寫的《機器時代》（2016）（The Age of Em）一書，驚人地大膽預測了人形機器智能主導下的未來世界。但他思想中價值無涉和判斷無涉的本質特徵可能會帶來麻煩。在發生了顯然是出自自稱“單身狗”（或非自願單身者）之手的“多倫多十人死亡事件”後，他在其博客中寫道，“有人可能振振有詞地說，那些佔有性資源較少的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遭受著相似程度的折磨，並且可能同樣希望通過建構這一身份而從中獲益，遊說爭取以此為基準重新分配資源，並至少在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暗示暴力威脅。”對這一言論，Slate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問“羅賓·漢森是不是美國可怕的經濟學家？”，隨後Twitter上也是惡評如潮。“頭腦中的大象”並不可怕，但是這本書有一些可笑的謬誤。書裡寫道，“例如，在《天方夜譚》中，謝赫拉莎德巧妙地利用她講故事的本領死裡逃生並且贏得了國王的青睞。相反，瑪雅·安吉羅（Maya Angelou）設法不用她的詩歌，而是通過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向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求愛——深刻到讓克林頓邀請她在他1993年總統就職典禮上表演。”Maya Angelou的職業生涯不過是一個作家搖動她的尾羽以吸引優勢男性的注意——這種觀點不僅具有誤導性，而且非常令人尷尬。
更一般地說，Hanson和Simler對“信號”和“無意識動機”的強調錶明：在我們的行為，比如寫交響樂、治癒疾病、建大教堂、探索時空最深的奧秘等等中，最重要的是動機本身，而非所獲得的結果。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指出，“我們人類可能是競爭性的社會動物，自私自利且自欺欺人，但是也能通過合作以凡人之力登月攬星。”這一言論變相承認了我們行為的結果比動機更重要，這本書的論據也就崩潰了。
上述說法的問題在於走過頭（overreach）：將一個有應用價值的論據延伸到其有效範圍之外。沒錯，我們的動機往往不像看上去的那樣，但這種說法並不能解釋一切。你可能爭辯道，存在致力於研究這一主題的完整的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研究，但畢竟，“我們會發送關於自己的信號”的觀點似乎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正如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所說的，該學科的經典實踐者研究我們所發出的信號，並展示了我們周圍的人是如何理解它們的。或者說，我們如何通過選擇被認為是我們喜歡的東西，來構建包括內在和外在的整個身份——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區分》（Distinction）中的論點。這些文本是豐富且複雜的，因為它展示了人類差異的豐富和複雜程度。然而，《頭腦中的大象》中的信號以及無意識動機的關注則是另一種方式：它將複雜多樣的行為簡化為簡單的規則。
圖為《頭腦中的大象》，來源搜狐新聞
正如加里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頓·夏皮羅（Morton Schapiro）在他們《金錢與情感：經濟學可以從人文中學到什麼》（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Cents and Sensibility: What Economics Can Learn from the Humanities）這一精彩的書中所解釋的：這種智力過度擴張經常出現在經濟學中。Morson和Schapiro——一個是人文學者，另一個是經濟學家——借鑑了刺蝟和狐狸的區別，這一區別是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世紀50年代在一篇著名論文中提出的，援引了一個古希臘片段：“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經濟學家往往是刺蝟，永遠在尋找對於複雜現象的單一且統一的解釋。他們喜歡觀察海量龐雜的人類行為並將其簡化為一個公式：供需曲線、菲利普斯曲線（這一曲線將失業率與通貨膨脹聯繫起來）或者mb=mc（它將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對你而言，第四塊披薩餅不如第一塊有意義）。這些公式是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也可能被濫用。Morson和Schapiro舉出了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例子。在這一領域，Becker被許多人視為英雄，但是他思想中所有的創見對於門外漢而言，則是知識分子過度自信的代名詞。他認為“經濟學方法是一種適用於所有人類行為的綜合性方法。”不是一些，不是大部分——而是“所有”。他反覆強調：
所有人類行為均可以視為某種錯綜複雜的參與者的行為，通過積累適當信息和其他市場投入要素，他們使其源於一組穩定偏好的效用達到最大。如果這一論點是正確的，那麼經濟學方法就可以提供一個統一的框架，用於理解邊沁、孔泰、馬克等人長期以來一直探索但沒有結果的行為。
這解決了人類社會和歷史難題。貝克用他自己的話對“生育、教育、時間的利用、犯罪、婚姻、社會互動以及其他的’社會學’、’法律’和’政治問題’”進行了分析，之後他得出結論：經濟學解釋了一切。在他關於家庭的著作中，其研究了“婚姻特定資本”——這可能是你所謂的“孩子”。這種形式的婚姻特定資本的效用在於提供“兒童服務”。孩子並不是“普通商品”——也就是說，對於他們的需求並不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Morson和Schapiro的解釋中，兒童服務是“一對夫妻通過生育孩子而獲得效用的商品”，“孩子只是一種資本投入，當它與多種其他要素比如教育和心理投資，當然還有時間相結合時，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對夫妻生產出給他們帶來快樂的產品。”
Morson和Schapiro確實認為Becker的觀點非常有用，並解釋了為什麼有錢人比窮人更傾向於少生孩子——因為他們的時間更寶貴，所以“兒童服務”對他們來說成本更高，因此他們少生優育以獲得同等效用。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但它同樣是一種忽略各種文化心理和人性現實多樣性的走捷徑式的分析。亞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是關於服從上帝與父母之愛劇烈衝突的故事，正如Morson和Schapiro所言，這很難適用於“兒童服務”這一邏輯，並且，在經濟分析中當然不存在道德維度：效用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個非道德的概念。
他們所舉的這些體現實踐中非道德的例子有其真正意義。19世紀80年代，Schapiro ——現在已經是西北大學校長和經濟學教授了——曾是為世界銀行整理出版物的團隊的一員。他們的一本書中有一章談到盤尾絲蟲病（也稱河盲症）。這是一種使得成千上萬的人失明的寄生蟲病，並且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區蔓延。1974年，七個西非國家聚集起來，聯繫捐贈者，著手創立由世界衛生組織監督的“盤尾絲蟲病防控計劃”。這一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它使得數十萬人免於失明，但是它也存在問題：參與其中的經濟學家無法證明該計劃是值得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不確定的”：受到幫助的人們非常貧窮，以至於挽救他們的視力並沒有太多的經濟效益。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減少由盤尾絲蟲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是具有人道主義價值的”，但是“這些價值本質上無法量化，我們在此不作解釋。”換句話說，這些事情——改善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生活——使得該計劃令人欽佩，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同時也讓它不那麼有價值。
這個故事有一個圓滿的結局：1987年，擁有雙氫除蟲菌素（一種防治河盲症的藥物）專利的製藥公司Merck，決定永久地將該專利送給需要它的國家。然而，這很難迴避Morson和Schapiro關於狹隘地經濟評估侷限的論斷：“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很容易導致一個被普遍認為是非洲歷史上最成功的衛生干預措施的計劃夭折。”Morson和Schapiro認為，經濟學有三個體系性偏見：它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忽略了“要想理解人類，必須講述他們的故事”這一事實（敘述方式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的作用），以及不斷觸及超越其理解範疇的倫理問題。文化、故事和倫理是不能被簡化為公式的，因此經濟學是有侷限性的。Morson和Schapiro的解決方案是，借鑑人文學科的研究，尤其是利用現實主義小說，拓寬視角，將這三個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經濟學。在他們看來，現實主義小說是“狐狸”的領地。這是基於詭辯的，雖然這種詭辯的名聲不好，但在歷史上，它表明了應該基於實際案例的具體情況，確定某場景下的道德標準。托爾斯泰（Tolstoy）是作家中的翹楚，他在其小說裡認為，抽象原則不應該凌駕於人類現實。這是一個由亞里士多德明確闡述的古老哲學觀點：“關於某些事情，作出正確的普遍論述是不可能的。”傳達這一真理的方式是通過人文科學，“適當地教導”——他們論點的重要部分，由於《金錢和情感》對於當代課程體系的缺點有很多話要說——“提供了逃離自我的監獄以及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機會。”
圖為《金融的智慧：在風險與回報的世界中發現人文》
來源豆瓣讀書
“經濟學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存在鴻溝”這一觀點也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米希爾·迪賽（Mihir Desai）所著《金融的智慧：在風險與回報的世界中發現人文》（霍頓·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The Wisdom of Finance: Discovering Humanity in the World of Risk and Return）一書的主題。他的標題極具煽動性，引起了Morson、Schapiro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爭議，因為智慧正是金融領域所缺失的。金融學具有獨創性、專業知識以及讓人眼花繚亂的掙錢和賠錢的可能性，但這些都與智慧完全不同。Desai提出，“長期以來我都被一個普遍推測所困擾——市場，尤其金融，是我們為了過上幸福生活而不得不躲避的粗俗領域。”他對金融學與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鴻溝感到遺憾，並著手將其與一系列熱情而引人入勝的故事聯繫起來，在這些故事裡，他將基本的金融原則與人文學科的平行實例相結合。“通過人文科學的稜鏡觀察金融學，這將幫助我們恢復金融學的人性”，他寫道，這一斷言與《金錢與情感》的說法非常相似。
這項運動不僅有趣而且有益。通過期權、兼併、債務和破產，Desai帶著我們從資產定價到風險再到風險管理，踏上了金融基本原理之旅。他舉出了各種各樣的例子，比如電影《打工女郎》（正如所有梅蘭尼·格里菲斯的粉絲都記得的，“暗示了公司兼併過程與通過婚姻結合生活的過程具有相似性”），簡·奧斯汀的小說（風險管理），傑夫·昆斯和喬治·奧威爾的生活故事（闡述不同的槓桿方法），以及我們給予孩子的無條件的愛。Desai認為，這種愛詮釋了“負貝塔資產”的概念。
正如這個例子可能表明的那樣，有些時候當我們描述金融和現實生活之間聯繫，Desai揭示了兩者的差距究竟有多大。“通用汽車公司和費舍爾車身工廠的故事”——後者曾為前者製造車身——“在20世紀初葉和20世紀20年代，對於經濟學家而言，安娜·卡列尼娜、米德爾馬契和簡·愛都是融為一體的——闡釋了關於調情、承諾、婚姻和愛的本質的經典故事”，他寫道。我對於公司兼併非常感興趣（劇透警告：他們經常出錯），但我不得不承認無意中發現的這個說法很有趣。這裡人文學家對Desai的回應就是——你做到了，但請放下十九世紀的小說然後走開。他對創造正式破產的描述令人著迷，但其隨後將2011年美國航空公司破產的故事和埃斯庫羅斯的偉大戲劇《阿伽門農》進行了比較。因為該公司的股價在宣佈破產之前已經下跌，正如Desai所說，“最終，那些買了美國股票和債券的那些人兩年內就使他們的投資翻了5到10倍”，我們可以類比阿伽門農犧牲愛女伊菲革涅亞的悲慘決定。人道主義者對此的回答是：抱歉。
Desai在他書的最後一章中探討了“和錢打交道的人”與我們其他人之間的知識分歧，他尖銳地將這一章稱為《為什麼每個人都討厭金融》。一種解釋是“金融混蛋理論”：金融本身並不壞，也不是它所吸引的那些人壞，但是“金融以異乎尋常的強大方式激發了自我和野心”。根本原因在於，金融充滿了“歸因錯誤”，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認為其成功是應得的，而失敗則是運氣不好。Desai指出，在商業、法律或者教育領域，在數月或者數年之後我們才能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而在金融領域則是按照天數、小時以及明確量化的標準計算的。更重要的是，他說道，“‘市場規律’籠罩著精英陰霾下的金融界。”因此那些在金融領域獲得成功的人“很容易變得異乎尋常的自負與貪婪。”
“正如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可以通過作品和想象力來改善這一問題”，Desai寫道，“找到讓我們能夠堅持金融領域的意義的敘述可以使我們免於歸因錯誤的反饋循環。”
如果不考慮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還是有可能同意上述言論並且讚美《金錢與情感》和《金融的智慧》中提出的修正的。然而即便所有人都極力促成，經濟學、金融學和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鴻溝也難以填補，更何況並非所有人都想這麼做。幾年前我才意識到這一點，那時候我的當務之急還是研究晦澀難懂的術語，以及如何使它們讓門外漢望而卻步。我在蘇豪區的一個書店裡做了一場關於貨幣術語的演講後，一個私募股權專家找到了我，他對我所說的話非常尊重，但補充了我遺漏的一些內容：專家們把經濟術語當作解離——忘記他們的感情的工具。他舉了一個例子：他和一些同事在會議上分析一個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討論著業務“流失”——這意味著客戶流失和他們必須找到新客戶的速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盈利能力的影響。他說，在討論過程中他猛地意識到一個問題，不得不起身離開。由於討論的業務是退休和養老院，在這種語境下，所謂“流失”，就是居民的死亡——他們坐在桌子旁，談論著死亡。他說這就是術語的作用：讓你討論人類現實而又不受其影響——忽視死亡。
之後我想了很久他說的話，我這個私募股權的新朋友顯然已經動搖。然而，深思熟慮之後，我想知道他的發現有什麼意義呢？將別人深愛的父母的死亡視作“流失”，雖然聽起來殘酷或者麻木不仁，但是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它的本質。語言的冷酷是有作用的，並且這種作用是社會需要的，因為養老院確實需要從別的地方獲得資金。我想起來之所以喜歡經濟、金融以及貨幣術語，就是因為它們並不虛偽。現代社會充滿了偽善，人們說的話連自己都不相信。這些金融人士私下裡並不追求假仁假義，他們更像是黑手黨首領。不得不承認，對於這種冷漠，我的一部分產生了共鳴。
然而，我的另一部分則充滿像帝國主義者一樣的經濟學野心，以及這種野心所帶來的通過解釋消除差異、忽視文化和提倡簡化的傾向。當Morson、Schapiro和Desai預設經濟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鴻溝可以被彌合時，我想要相信，但是我在寫小說和學習經濟學方面的經驗讓我覺得他們錯了。刺蝟並不想向狐狸學習，現實主義小說與經濟學公式是對立的，將人的行為簡化為規律的課題與致力於研究人類複雜性和特殊性的課題也截然對立。也許我只是在談論自己，這也僅僅是一個自傳性的反思而非一般真理，但我認為，如果我進一步研究經濟學，我將不得不放棄寫小說。我曾把這事兒告訴一位經濟學家，他笑著說，“聽起來你像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啊。”
輸
翻譯文章：
Bolton, John R. (2000) "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r Be Friends?,” The New Yorker,July 23,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7/23/can-economists-and-humanists-ever-be-friends
王瑤
本文譯者，本科畢業於吉林大學法學院，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即將赴瑞士日內瓦大學攻讀國家法與歐盟法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法意薦書
親，還在公眾號上搜索法意推送的編譯文章嗎？現在不需要了！從2016年開始，法意編譯的精華文章已經整理出版了！目前我們已經出版了《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與此同時，2017年的編譯合輯也在整理之中，相信不久就會上市。
《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
——西方的危機與美國的重建》
主編：孔元 彭飛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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