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翻墙的?

今天,翻墙成了热门话题。

十二年前刚上大学,紫竹院公园收一块钱的门票。为了寻找刺激(逃票),我带着俩舍友,冒着掉到河里、衣服被铁尖刺破、划伤的风险,从公园边一墙之隔的派出所翻过圆弧形的围栏。回忆起来,犹如昨日。

翻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哪里有墙,哪里就有翻墙、骑墙以及挖墙脚的人。当然,除了“不立危墙”的传统之外,还有延续两千多年的“砌墙史”,要不然怎么说中国人搞大工程是强项,毕竟经验丰富。

实际上广义的来看,陕西石峁人和浙江的良渚人,在四千到六千年前就已经在修筑高达十几米,宽达十米的城墙,城墙里面还时不时埋点玉器、人头骨之类的玩意儿,给当代的考古学家们制造点意外惊喜。

前年在郑州商城遗址看到3000+年前的夯土城墙,极壮观的数段,视觉震撼度丝毫不亚于西安城墙。

5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翻墙的?

郑州商城夯土城墙遗址,横截面可见其规制之宏大

今年一月份北大罗新教授的新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 重新发现中国》讲到在长城,这道人类史上第二长的围墙(第一长我猜你们都懂的),两端的人们如何在五百年前翻墙的故事。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旅行作家Don George ”

爱翻墙的大汗皇帝:骑着象群到乌托邦

七百年前的元朝定都在被那时的外国游客称为“汗八里”的北京,汗八里(Khanbaliq)极有可能源自突厥语大家族的畏吾儿语,蒙古人并不这么说。至今我一个具有黄金家族血统的校友还管北京叫“大都”。

套马的汉子受不了一线国际化大都市夏天的毒辣,所以皇帝每年都会经过辇道去美丽的上都避暑。上都是在今天锡林郭勒的一片遗址,被当时的老外译成Xanadu,意即世外桃源,成了乌托邦的代名词。

为了体验一把当年的感觉,五十多岁的罗教授切换为一名徒步旅行者,开启重走大都-上都辇道模式。记下沿路所见所思,囊括了历史故事,又有时下现象,还有先行者的经历、对故人的追思、作为学人的自省,集合成了这本书。其中十分值得玩味的,就是沿着这条道产生的那个时代及其之后的故事。

大元帝国从越南和柬埔寨海淘的进口大象,两只或几只不等,架上工匠们用兽皮、牦牛尾、丝绸、金银以及欧洲豪车专用的胡桃木精心打造的定制款大轿子,可汗皇帝坐在这高大上的超豪座驾上,随着马背、骆驼背还有骡背上的鼓声响起,就带着十万加的扈从出发了。

大象体格儿大,皇帝的象辇也是好几头象组成的。马可波罗就记载说有时候狭小的关口,就切换成两头甚至一头象。象虽然看上去很笨重,加速起来,也是要快马才能赶得上。

坐大象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是驯象,而不是驯化了的象,踩死踩伤人就跟现在新闻报道的一样不新鲜,忽必烈汗有次就差点栽了。

5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翻墙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经过的第一个重要站点就是居庸关,居庸关是元朝人北上发朋友圈的最高频热词。以此关为分界线,南北气候截然不同,穿过居庸关,正式翻墙避暑。

去上都路上,沿途都有准备马匹和马奶的工作人员,从包邮区来的汉臣则十分苦逼,乳糖不耐受的他们,必须忍耐长期的奶制品食物了。

650年前9月份的一天,末代君主元顺帝在凌晨三四点带着后妃和百余人的官员仓皇辞庙,估计他是骑的马,没有用象。过去要四五天的路程,一天就赶到。然而走到上都,发现早就被明军扫荡一空,连吃喝都成问题。

委身超级霸权之间:骑墙者的喜与忧

明朝取代元朝后,开始陆续翻新在元朝时废弃的长城。

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大都是明代的以及现当代的修复品,比如八达岭,部分就是周恩来号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时的作品。

在长城以北地带的是规模不大的朵颜三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明朝的边防有卫所制度,这仨部落都在名义上归政府管辖。属于三卫的史、车两个部落是本书主角。

明朝人翻译时喜欢搞笑,比如把车部首领翻译成车达鸡,史部首领翻译成史鸡儿。

史部是朵颜卫在东北活动的遗散部落,在强大的土默特部落高压下,不得不一路南迁到明帝国山西北部的宣大战区范围。

生活在夹缝之中的他们偶尔打劫一下明朝,还要防备南北两边的偷袭。随着俺答汗的强大而被收纳。俺答汗儿子黄台吉被派来做指挥官,没想到黄台吉是真黄,史部稍有姿色的女性都逃不掉他的魔爪。是可忍孰不可忍,史部的热血男儿们冲冠一怒为红颜,南下投靠了明朝,接受大明帝国的金援和军援。

附塞、款塞、保塞:

放弃独立地位,政治上接受明朝政府册封及政令,部落靠近或进入长城以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明朝一方面给予各种“长城北部民族特区优惠条件”:

1、允许在水草好的地方放牧;

2、定期给予粮食物资等生活必须品;

3、报名参加、献身国防的好同志,由国家财政供养。

另一方面则直接征兵,把史、车两部能打仗的上千蒙古战士征召到军队中作战。

跟着政府军打仗,捞点好处倒是不错的选择。尤其车部经济上比较紧张,他们积极踊跃参与了各种大小明蒙战事,从中获利。

抚、赏:

每年一次大规模赏赐为“赏”,每四个月小规模赏赐为“抚”。

1571年隆庆议和,明蒙紧张对峙消解。史、车部落的战略价值降到历史最低点:赏赐被地方官隔三差五拖欠,没冲突,发不了战争财,边防军官们还开始怂恿、甚至组织士兵,明目张胆的在牧区开荒争地。不去放牧吧,羊马都饿得皮毛骨头;去放牧吧,踩坏了庄稼,赔钱事小,搞不好还可能被当成反革命镇压。

此时的黄台吉也学聪明了,纳了各部贵族少女为妻妾,结下姻亲关系,再让老婆们去游说自个儿的娘家人。车部大佬就这样被自己的女儿成功策反,翻越长城,归到蒙古的统一旗帜下。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打脸行为,明朝政府先是严惩了车部,杀一儆百。边防司令员吴兑随即召集车部开会一数,车部只剩不足2000人。他随即做出指示:如果问题不解决,则停发赏赐。并向蒙古当局发出了最强烈的外交抗议和取消双边贸易的经济制裁威胁。俺答汗不得不妥协,遣返回一部分偷渡人员。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史部身上。

继承哥哥史大官的首领史二官,带了人马越境去了蒙古。根据明朝的官方调查结果显示,二官本来是老实忠厚的一哥们,没想到明朝的地方官欺人太甚,恶意欺凌,甚至抓着他头发侮辱,对史部的贵族到平民都任意棒杀。老史实在是待不下去,只有流亡一条路可选。可惜最后还是拗不过被遣返的命运。

鉴于兹事体大,但又错在自身,明朝政府不好发作,最终给史老二判了个终身监禁。

当中央政府跟自己的同族政权闹翻了的时候,属夷会毫不犹豫的站队政府,高举大明中央的伟大旗帜,坚决拥护朝廷决议,冲在打击敌人的最前线。

当政府跟北面的老大哥握手言和的时候,小部落的存在价值不再,就选择背叛朝廷。

最终在蒙古大本营一波又一波的持续攻势下,小部落们还是没有逃过被兼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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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景涛电视剧版《东归英雄传》,显然没有电影的影响力大

马尾和白酒:一场蓄谋已久的墙内外蜜月期

隆庆议和不久,朝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结束了战争敌对状态,恢复了正常的双边贸易往来关系。

互市对于边疆的大员们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实际上长城沿线的守边军人跟蒙古各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关系。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守边的将士会在农忙时邀请塞外的蒙古人帮忙站岗,有时候蒙古人则邀请边防军的哥们替自己放牧。这还不包括大家兄弟好一起做走私贸易获利。

在内地,明朝从成化年间,来了一波凶猛的“韩流”,流行起来一种叫“马尾裙”的朝鲜服装。这种裙子用马尾编织,系到腰部,转起来就像一把撑开的伞。类似于18世纪欧洲上层妇女的华都长服(Watteau Gown)。

由于原料成本高昂,一开始只是土豪暴发户才穿的奇装异服。结果后来发展到中央部级干部都竞相赶时髦了:它成了内部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心头好。问题是帝国没有那么多马儿来产尾巴,以至于甚至有人去偷窃军用物资:从军马屁股上拔毛,搞得军马羸弱不堪。

马尾只是当时的贸易品之一,作用却并不止裙子,在南京还流行马尾做的瓦楞帽。长城地区的边民乐于把这种刚需原料通过走私的方式运送到甚至扬州等地进行贩卖,政府一单打击他们,就直接越境投靠蒙古。

明、朝、蒙是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东亚的早期全球化中就这样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5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翻墙的?

图中为复原版明代马尾裙,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徐渭就在这恢复邦交关系的当口,受到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老哥们、宣大总督吴兑的邀请,享受了大半年的半公费接待吃喝旅游。

在宣府时,俺答汗派人送来了珍稀的野味——一只黄羊。徐同学吃得非常开心,并且高调朋友圈炫耀“谁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借用汉代老上单于的典故,说友邦元首亲自给我弄来下饭的硬菜。

他出席了塞外酋长的蒙古包酒宴,眼里盯着充满民族风情的部落公主,仔细记录了她们的服饰。深入到草原上的农贸市场,清一色的杀马宰羊场面,结结实实让他体验了一把几天都去不掉膻味的感觉。

蒙古人是汉地白酒的超级铁杆粉丝,喝起酒来和战斗民族一样玩命,忠诚度也给老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醉熏熏的车部汉子,特意把徐渭请他的酒留了一点,说要醉驾带回去给酋长车达鸡。糖裹杏仁也是牧民们的至爱,徐渭遇到过向他成功讨要这种糖果的少年,高兴的向他表演自己百步穿杨的绝技。

北疆边防城市的冬天冻成狗。

徐先生也忍不住跟自己的好基友吴司令发消息,多给将士们来点蔚州产的优质无烟煤。

他跟寄宿寺院的老和尚和隔壁道观的老道唠嗑,聊了被掠到蒙古的女子在议和后跟家人团聚的故事,以及逃到蒙古后混得特好的顾八的段子:顾八跟蒙古人的关系好到啥程度呢?可以以汉人身份参加祭祀活动,完全不当外人!

道听途说也罢,亲身经历也好,早年投身军旅,在东南沿海跟倭寇干了不少仗的他,如今年事已高,听多了段子更感受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政治牺牲品OR投机失败:墙角困难群众的突围

高墙的南边,是帝国最容易被遗忘的边民。

他们可能因为迫于生计,因为信仰异端,因为触犯法律,不得不想办法翻墙越过长城,逃到另外一边。他们的身份有农民,有仆人,甚至还有下级军官。

嘉靖年间在陕西任三边总督的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记录了因为生计而投身蒙古的汉人。

在王琼身故之后38年之后,明朝最著名的降蒙汉人代表赵全连同其他八名汉人一起,作为隆庆议和的成果之一,被俺答汗送还给了明朝。当时的审讯报告和判决记录《赵全谳牍》保留到了今天。

根据报告的记载:赵全原本是山西的一个普通村民,跟同村的丘富遇到当时在做白莲教传教士的吕明镇,老吕为了发展会员,就跟这两人说,你俩有“领管万兵福分”,可以搞事情!忽悠他们帮推广白莲教。

这种事儿自然影响到官方的意识形态权威,于是地方政府拘捕并处死了吕教士。受此影响,怕被人告密,赵全和丘富俩哥们先后翻越长城,投靠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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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欢搞事情,白莲教在元明清都不受政府待见

四十岁的老赵虽然是个村民,但却有着不输于政治家的头脑和觉悟。

他拿出老吕搞传销的那套东西,说俺答汗有帝王的天分,应该和南朝平分天下;同时也真是尽心尽力,帮助刺探情报和走私货物,顺带着还研发了战术武器,制作专门用于攻城的钩杆。俺答汗非常开心,不仅让他们在呼和浩特一带盖房子,还给加封了酋长级的贵族爵位。

老赵的叛逃给帝国边防造成了极大压力和恶劣影响,他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多次辅助俺答汗掠边,同伴还教唆同村几百号村民跟着一起去蒙方,完全无视天朝威仪,边防军咬牙切齿,气得炸毛。

老赵还意图把中国模式移植到草原上,给俺答汗上皇帝封号,修皇宫。估计是技术不过关,上梁仪式的时候大梁掉下来当场砸死了几个工作人员,宫殿的事儿好歹被搁置了下来,不然估计还会有个大元帝国2.0版出现。

将明蒙两方都玩弄于鼓掌之中,给了老赵一种谜之自信,他干脆在自个儿家门口写上四个字:威震华夷。也是把厚脸皮艺术发挥得炉火纯青。

跟着老赵一道去蒙古发展的有因发表反动言论而被发配到边区充军的湖北黄冈人周元,年轻时在蒙古部落待过、经常给蒙方送情报的下级军官张彦文,还有很多类似的角色。

最终,八个首犯被明廷草草审讯后处死。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和留在内地没法回到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和族群。

后记:更多疑团问题等待思考

国宝档案的传奇大IP梳妆楼里埋的神秘人物,树棺葬里的蒙古人到底是不是叫乔治?他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身份迄今未被识别。

近百年前来中国考察的、也想做蒙古人的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夫妇的囧事。

对史学本身目的的思索,路见京郊的罂粟花和禁毒宣传,自然环境和古代遗迹的保护问题......

正如作者所说,“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理的信念与热情,相反,却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开放性。

还有很多有趣且有深度的问题,限于篇幅,以及和翻墙关联性相对较小的内容,此处不再一一展开。

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罗新教授书写了一本当代的文人行旅笔记。也许这本书在后世,也有机会像今天我们回望《大唐玄奘西域记》、《徐霞客游记》一样,成为一本研究21世纪前20年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期赠书: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5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翻墙的?

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定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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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作者:二里头单于,盗墓专业出身,互联网运营狗,博物馆发骚友,囤书几千部的重度藏书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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