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版
欧洲人自古以来就有著卓越的航海技术，像是古代腓尼基与迦太基人的商业贸易网络，或是北欧民族后来迁徙使用的快船等。进入中古时代后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船只畅通无阻的航行在拜占廷与阿拉伯的海域，船只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法国沿岸等区域航行，可说地中海这个摇篮也孕育了欧洲人以海路为其商贸方向的路线。
中世纪后期，丝绸之路受限于战争的中断，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大约在公元八世纪末，中国唐朝已开始大量的航海商贸路线。到了宋代，基本上整个环印度洋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都有许多海上商人的活动足迹。宋元时期的沿海城市因为这样的商贸活动而大为兴盛，像是泉州、广州、杭州等地都有著繁盛的商贸船只。
在15世纪～17世纪的世界各地，欧洲发起的广泛跨洋活动，这些远洋活动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并随之形成了众多新的贸易路线。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促进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环节之一。伴随着欧洲人的对外殖民扩张，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全球化贸易浪潮必然要席卷到中国，但当时明朝对外实行的却是海禁政策。
于是民间就逐渐产生了“走私贸易”，这种试图冲破海禁的经济活动。明朝的走私贸易和现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样，由于当时没有海关，所有民间贸易都没有合法渠道。在海禁政策的束缚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愈加兴旺，当时比较突出的两个走私贸易基地，一个是漳州的月港，另一个是宁波的双屿港。月港的走私贸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已十分发达，长期的积累为其带来了“小苏杭”的称号。
由于走私贸易需要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船只在港口海面进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后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面对日益严重的走私现象，当时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见是要加强海禁，虽然有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主张开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别是宁波争贡事件导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海上贸易供求失衡的问题尖锐地凸显出来，更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他们都配备有武装。
汪直就是其中的代表，为当时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号称“五峰船主”。汪直将硝黄、丝绸、棉花等违禁货物，运往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是败多胜少，收效甚微。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徐阶在一次与皇帝奏对时说，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但是最近经过详细调查后才知道，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因此，所谓“嘉靖大倭寇”，日本人参加的数量实际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传统上我们把倭寇简单定义为“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种看法和历史真相是存在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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