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世纪下半叶，来自东方地区的“喜克索斯”人统治了埃及，他们相继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15、16王朝，对其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寥若晨星，因此，喜克索斯人的统治被称为埃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世界古代史之谜。
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陆续派出了自己的考古队，对近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考古发掘。由于“新式考古”技术的应用，人们对埃及、近东等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勿庸讳言，由于我国资料、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使得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仍旧滞留在陈旧的认识之上。国内新编《世界史》教材中，也声称：“有关喜克索斯人入侵和统治埃及的资料非常贫乏……现在还很难恢复这一事件的全貌。”并含糊其辞道：“喜克索斯人的组成部分比较复杂，其主要部分可能是属于塞姆人的游牧部落，同时也掺杂进其他一些人种成分，如胡里安人，甚至印欧语系的人。”显而易见，教材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近年来对喜克索斯时期的大量考古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这段所谓“黑暗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了解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拟用最新的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对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做一全面而系统的新阐释，以弥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之不足。
一
撰写于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79~前1213年)时期的杜林王表，最早指出了喜克索斯人是外族入侵者。王表上面在喜克索斯统治者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一个特殊符号，该符号在古埃及语中表示“外国的”意思。而专用于古埃及国王的“椭圆形符号”则不用，它包涵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所有埃及国王的名字上必须加上这一符号，以示国王的统治无穷无尽，像太阳一样长久。因此，杜林王表反映了喜克索斯人非埃及本族人。
最早涉及到“喜克索斯”这一专有名词的，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其中这样记载，“不知什么原因”，“来自东方地区”的侵略者推进到了埃及……曼涅托把他们称为“喜克索斯”。
学术界认为，所谓“喜克索斯”(Hyksos)就是古埃及语“赫卡·哈苏特”(hk3wh3Swt)的音译。“赫卡”在埃及语中是“统治者”、“首领”的意思；“哈苏特”是“外国的”之意；联合起来，意即“外国的统治者”。著名埃及学家瑞弗尔德教授认为，“喜克索斯”无非就是曼涅托对埃及语“赫卡·哈苏特”一语的“希腊化转译”。
那么，“外国”究竟确切地指哪个地区呢？曼涅托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将人们引入了历史的迷宫。
有学者指出：可能早在第12王朝开端，埃及就已经使用“赫卡·哈苏特”一语来称呼亚细亚地区的部落首长。譬如，在位于贝尼·哈桑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幅壁画，描绘的是一个部落酋长率领37个亚细亚人携带物产拜访埃及的场面，临近的铭文中把这个酋长称为“赫卡·哈苏特”。另外，在(辛努海的故事》中也用了这一术语，可能用来称呼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部落首领。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可能只是到了后期，统治了埃及的喜克索斯人的首领渐渐使用“赫卡·哈苏特”作为他们的王衔，“喜克索斯”这一名字才成了对统治了埃及的亚细亚人的特殊称谓。
二
对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曾提出种种猜疑。有观点认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雅利安人，主要根据是：据说正是喜克索斯人把马和战车引进了埃及，而马和战车在西亚的出现又是与进入印度和伊朗高原的雅利安部落一起出现的。
的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马和战车是由喜克索斯人开始引进埃及的，但是，引进的时期却值得我们考虑。古埃及文献中最早提到“马”这个词的是阿赫摩斯碑刻，在记载驱逐喜克索斯人的战争中出现了“海特”(htr)一词，学术界一般译之为“马”。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可能正是马和战车这一军事装备的引入，才使得埃及军队最终战胜了喜克索斯人。目前，却丝毫没有理由认为喜克索斯人靠马和战车才侵入了埃及。再说，对喜克索斯人入侵方式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和平渗透，而非暴力侵袭。
另外，究竟是否是喜克索斯人开始把马从亚洲引进埃及，也值得怀疑。怀特教授认为，早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已经有了马。其根据是，1959年，艾麦里教授在埃及努比亚地区的一个名叫布亨的遗址中曾发现过马的骨骼，而该遗址恰属于中王国时期。
内比斯指出：“古埃及人表示马和战车的术语具有明显的塞姆语性质，没有理由认为埃及人是直接从雅利安人那里学习马和战车的，更不能由此推测出喜克索斯人起源于印度、伊朗的雅利安人种。”
三
也有学者提出了喜克索斯人起源于胡里安人之猜疑，其证据是：一种属于埃及第二中间期的由陶轮制作的黑白双色陶制器皿在下埃及的阿不舍尔、麦勒克等地发掘出来。有趣的是，在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也发现了与此形状、图案、装饰都极其类似的器皿，且该地区的居民使用胡里安语。于是，有的学者便极富想象力地把两者联系起来，将这种器皿冠之日“胡里安器皿”，进而提出了喜克索斯人起源于胡里安人之学说。
其实，仅以此为证据就提出该学说，未免太有些武断与牵强。试想，即使真的是胡里安器皿，难道我们就不能认为该器皿是由于贸易原因而辗转抵达埃及的吗？况且，从地理位置上讲，胡里安人居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一带，如果真的劳师袭远侵入埃及的话，那么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可谓必经之地，即首先要侵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然后侵入埃及。倘若如此，当时胡里安人势必应该在该地区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留下痕迹，然而，“从巴勒斯坦地区的陶器和雕刻艺术的资料看，却没有发现外国部落入侵过巴勒斯坦的迹象”。
我们知道，语言是研究一个民族、种族的活化石，它在鉴别一个民族、种族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喜克索斯人的遗物如印章、蜂螂石等上面留下了大量的名字，学者们认为，喜克索斯人的名字是纯粹的塞姆语，没有任何理由解释为胡里安语。
瑞弗尔德教授对喜克索斯人的名字，从文法、构词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多数名字是西塞姆语的俚语，只有两个是标准的西塞姆语，属于胡里安语的一个也没有。他还指出：“没有人能证明，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有大量的胡里安人进入了美索布达米亚与埃及之间的地区……他们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一定是在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之后。”
由此看来，胡里安人起源说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四
随着对喜克索斯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大量的遗物、遗迹、碑刻、铭文的发现，给我们研究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
考古发掘了一个喜克索斯人的饰板，称之为“吹牛角者饰板”。学者们指出，饰板上出现的鸟，不应该看作古埃及语“坏的，弱的”等意思的指示符号——秃鹫，因为它更像美索布达米亚的“狮头鹰”，进一步说，饰板底端的山脉图案是典型的美索布达米亚的画法。
另外，考古学者们在萨卡拉附近，发掘了一个属于喜克索斯国王阿波菲斯统治时期的坟墓。该坟墓标明其主人是阿拜德，但最早的主人是一个喜克索斯兵士奈哈姆，奈哈姆呈现出显著的塞姆人特征：他的武器，包括长矛、复合式短弓、箭、匕首等，都是典型的亚洲样式。这个匕首的把手经过了镶嵌，上面的装饰图案给我们一个亚洲样式的印象。如果作一下比较，例如，与巴勒斯坦地区的杰里寇城发现的蜂螂石进行对比，我们得出：二者同出一源。由此看来，喜克索斯人可能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部落。而且，有资料显示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气候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这样，他们可能需要更换牧场而进入了埃及。如此推测，则顺理成章。
还有，关于喜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其具体位置，过去学术界虽然曾有过争议，但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阿瓦利斯就是三角洲东部的现在城市达巴。该城市正好毗邻巴勒斯坦地区，以该地为首都，对喜克索斯人来讲，真可谓“近水楼台”了。
五
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考古学者们颇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考古学”这一概念。新考古学赋予考古实物以生命，发现了考古实物之间的联系形式，从而使考古学在如何通过物质资料研究历史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自1966年始，澳大利亚驻开罗埃及研究所所长比塔克博士，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喜克索斯人的遗址达巴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挖掘。1978年至1985年期间，美国多伦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郝勒德教授的带领下，对喜克斯人的另一重要遗址马斯卡胡特进行了长达5个季度的挖掘。来自这两个遗址的颇具说服力的大量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达巴遗址，即当年喜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同时又是他们最重要的城市中心。马斯卡胡特规模较达巴略为逊色，其位置也相对偏远一些，但它也是喜克索斯人的一个重要遗址。这样，两城市互相印证，为我们确定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根据。
专家们运用新考古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对喜克索斯人的遗物、遗迹系统地测定、整理、研究后指出：逆南的影响在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方面占了主导因素。囿于篇幅，笔者在此无法一一罗列各种考古证据，现仅就达巴城的考古发掘概括如下：建筑方面，达巴拥有不仅仅一座迦南神庙；埋葬风俗方面，随葬品中发现了驴子的骨骼；还有在装饰品、武器、陶器等方面，迪南的影响均表现得尤为突出。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在迎南文化中找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西方学者们得出结论：喜克索斯人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青铜中期的迦南人，其种族则是迦南的一支。
六
在此，笔者拟就陶器这一鉴定人类物质文化的最灵敏的“指示器”入手，对喜克索斯人种族的鉴别作一旁证。
我们知道，陶器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考古学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一面镜子。
马斯卡胡特是在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一千多年后，到了舍易斯王朝时期遭到废弃的。这样，喜克索斯人时期的物质文化得到了及时的隔离，故属于喜克索斯人阶段的陶器可以十分容易而明显地区分出来。
经中子活化分析技术鉴定，马斯卡胡特发掘的绝大多数陶器是用尼罗河淤泥或泥灰粘土制成的，泥灰粘土与尼罗河淤泥是古埃及陶器制作的两种基本原料。
同时，学者们指出，马斯卡胡特所发掘的绝大多数陶器是用快轮生产的，其中平底陶居多，而埃及陶器墓部一般都是圆形的或尖状的，快轮与平底陶明显地反映了迦南的风格。另外，深红色的釉子，浅碗上的图案及经过高度磨光等等，也都反映了迩南的风格。
马斯卡胡特也发现了进口来的陶器，但它们数目很少，只占很小一部分，并且很容易区分出来，因为它们的质地有别于埃及。其主要特征是，这类陶器有一个明显的灰白色的含石灰岩成份的胎层。其中有一种供储存用的双耳大腹坛尤其瞩目，它的基部略为凸出。根据这些特征，学者们指出它们是典型的迦南风格，而不是埃及风格。经鉴定，它们含有大量的石灰岩成份，学者们进一步推测，他们可能是装盛着橄榄油或葡萄酒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进口来的。
另一方面，马斯卡胡特出土的陶器虽然也掺杂了埃及风格的影响，但是，占主导因素的是迦南风格，埃及影响十分有限。无论是从生产技术还是装饰风格等方面，马斯卡胡特的陶器——喜克索斯人的陶器都与青铜中期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迦南人的陶器有着惊人的相似。
陶器是人类物质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它虽然不能作为鉴定种族的检测器，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陶器给我们鉴定古代种族所属，提供了一个难得而又重要的线索。因此，以上论证为西方学者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原载
《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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