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個瞬間，我在身邊的年輕男女苦苦支撐的逐夢路上彷彿看到了一眼便可預知的未來。
生活中有很多人常常用那些令人心灰意冷的例子來澆熄自己蠢蠢欲動的藝術熱情。
後來，我在顧長衛的鏡頭裡找到了我試圖去發掘但一直不肯直面的一種人生方式。
看悲歡離合在近兩個小時的電影中紛紛上演，或許每個曾經迷茫掙扎過的靈魂會從中得到勇氣並有所成長。
直到看了《立春》，我才猛然記起，還曾有這麼一個理想在我生命中存在過。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很容易想到許鞍華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兩個都是講陷於苦悶生活中單身女人，無論是斯琴高娃演的姨媽、還是蔣雯麗演的王彩玲，都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祥林嫂，身居於人潮擁擠的都市裡，卻呈現出刺眼的孤獨。
《立春》延續了李檣《孔雀》和《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的一貫主題——小人物的不甘心
兩部片子的編劇都是李檣，所以決定了它們氣息上的相似，但風格就完全兩樣了。
許鞍華是那種婉約含蓄型，喜歡不溫不火，絲絲入扣；
而顧長衛卻是淋漓盡致，波濤洶湧，不論是痛苦還是嗟嘆，總要發出聲響來。
剛上大學那會兒，我在日記裡躊躇滿志地寫下“立志要修煉成文藝青年”
當時覺得這是一高貴無比的稱呼，是從晨昏線解析幾何的泥淖爬出後，可以選擇的一種很不錯的生活態度。
可是幾年後我不無驚恐地發現，文藝青年這詞兒漸漸變味兒了。
到了今天，這幾乎就是一個臭大街的詞彙，馬上就到了“你才文藝青年！你全家都文藝青年！”的地步。
潮水般《立春》的影評裡，王彩玲被捆綁上“文藝女青年”的標語。
簡直相當於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大帽子，表面上看似沒啥也沒說，暗地裡早已是釘氈鋪下，透的是更深的瞧不起與蔑視。
記得當初看《人生》，高加林骨子裡就很瞧不起黃土鄉地，包括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人。
電影讓這個青年在城市裡轉了一圈後，又回到了那塊黃土地上。
那個珍寶一樣深愛過他的女人巧珍也嫁作他人婦，而他自己的理想國也隨黃沙鼓盪，不知跑到那個爪哇國去了。
往深裡說，《人生》再現了黃土文明的強悍和博大，個人的那些小念想既無法與它抗衡，更無需它抗衡。
一句話，它把小人物埃到骨子裡的精髓詮釋到了極致。
顧長衛的《立春》自然是沒有這樣的高度，北方某小城的一群準藝術家在哪兒愛情與事業全無收穫地苟活著。
王雨要是看了這部電影，肯定又要高喊“天天都想離開，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換骨投胎。”
說實話，在看電影時，我跟影片中那些哭著喊著要上北京的人還是能有些共鳴的。
我曾經也做過無數次北上廣夢。但我就像討厭自己一樣，對《立春》這樣的電影很難產生好感。
無論是藉助外來環境也比不了順應環境的人來得從容和自然。
《立春》是08年由蔣雯麗，張瑤，李光潔，焦剛主演的劇情片。
影片講述了八十年代一個小縣城裡王彩玲等藝術青年在夢想與現實矛盾中痛苦掙扎的過程。
主演蔣雯麗因此片獲得第二屆羅馬國際電影節影后、第27屆金雞獎最佳女主角。
豆瓣評分8.1，IDMb評分8.6，票房不高但好評如潮。
表面上看，從《孔雀》到《立春》，顧長衛在電影中延續了對於城市小人物糾葛於理想與現實之命運悲劇的一貫關注。
影像中透露出一種濃郁的人文主義關懷和神聖終將陷落於世俗的敘事走向，給人以帶著刺痛的無奈傷感。
但事實上，這部以“身在嚴寒意向春”的民間節氣為主要隱喻。
或者如羅馬影展評委所言“塑造了一個生活在封閉、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卻仍不允許自己被環境吞沒之女性形象”的影片真正所展現的卻是一種具有病態特徵的人物群像。
那些所謂的“不甘平庸”的社會轉型時期的“藝術青年”不過是一些在困守和逃離中分不清自我。
或者說自以為為了實現自我而痛苦抗爭的臆想症患者。
而他們“執著追求之理想”最終幻滅或想象性延續 ，才是最具庸常性和卑微性的魅力所在。
這或許也是顧長衛將《立春》稱之為殘酷現實主義作品的原因之一。
顧長衛說，《立春》是一個關於夢想和勵志的故事。
在我看來，《立春》倒不如說是一個關於夢想破滅的故事。
因為在中國的電影某審查機構，有那麼一群用屁股代替頭腦思考問題的人，上一次將顧長衛那部充滿著絕望的《孔雀》當成了主旋律片去宣傳。
結果《立春》之於《孔雀》沒有取得成功，本來就是意料之外的事。
我無法接受有些人對《立春》的批評，他們不相信真實的生活中會出現王彩玲這樣的異類，他們說這又是一部刻意展現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來討好外國評委的做作“賣肉”影片。
我認為原因之一是影片錯用了美醜對立法則，無法讓觀眾建立起對主人公的完全認同。
影片對主人公王彩玲極盡醜化之極致，齙牙、粉刺、羅圈腿...
一面是高雅的歌劇，聖潔的心靈，一面卻又自欺欺人，滿是俗態。
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美醜對立法則，用在文學中由於不直接訴諸形象，或可產生意外效果，一旦落實為影像，醜就目不忍睹，阻礙認同。
美醜對立不僅指人物外形與內心的對立，甚至在人物的內心裡也是分裂的。
一方面我們感受著王彩玲們追求夢想的崇高，另一方面我們又可憐著他們自欺欺人的幻想。
王彩玲全然沒有《孔雀》中姐姐張靜初外表與內心的完美統一，俗陋與崇高並存，給觀眾的感受因此也就搖擺不定。
《孔雀》中的三姐弟雖然也略有異秉，但總體還算正常，代表了大多數有夢想的普通人，因此很容易獲得大多數觀眾的認可。
《立春》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走得實在太遠。
主角和思想遠離大眾，於是小眾就成了另類。一般人都會有夢想，但是對夢想執著成王彩玲這樣的還真不多見。
於是，觀眾看他們，怕同情之外，更多可憐、可嘆之外，或許也有可憎吧。
而這一切，都是以一個叫“王彩玲”的女子引起的。
王彩玲是誰？
是每一個平凡生活中不甘平庸在追夢路上獨行的你我。
她與環境格格不入卻始終像個戰士一樣不肯屈就，她是每一個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人的縮影。
她與詩人相似，有垂天翅翼，沒有天空，卻始終未放棄對自己精神世界的建設。
“當你在掛曆上看到‘立春’這兩個字的時候，無論外面多麼寒冷，你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這也許來自你對未來的一絲期望。”
片頭的一句話似乎蘊含著某種心情，立春到了，溫暖還會遠嗎？
女主角王彩玲就在這個時候扎眼地站了出來。
王彩玲在鶴陽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絕對算得上一個文化人。
她可以正確而完整地解釋“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含義：“絲是絃樂，竹是管樂，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絃樂不如管樂，管樂不如人聲。”
巧合的是，王彩玲用她的人生（人聲），同樣正確而完整的驗證了這個成語。
身材臃腫，滿臉的黑豆和黃斑，一對嘴唇很難包住噴薄而出的齙牙，細小的眼睛下面總掛著形影不離的黑眼袋。
如此醜陋的女人卻有著狂妄的理想和可笑的驕傲，她是那樣地與世俗格格不入，她是那個城市裡的異類。
好在她還有歌聲。
身為音樂老師的王彩玲有一副好嗓子，能唱非常動聽的歌劇。
“我一貧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爺就給我一副好嗓子，除了這，我是個廢物”。
王彩玲喜歡唱《暮春》，正如歌詞裡所說“生活對我如此殘酷”彷彿是她對命運不公的一種吶喊。
無論白天黑夜，王彩玲的哭泣投射出的是理想破滅的絕望與無奈，而在現實中卻一次次用謊言和欺騙來自欺欺人。
就條件來說，命比紙薄的她卻心比天高：想考進中央音樂學院，學成後成為中央歌劇院的首席女高音她唯一的人生目標。
為此她學意大利語、自己一針一線做演出服、苦練舒曼鋼琴曲選，這些其實都是“小意思”。
片中她花三萬多塊錢託人辦北京戶口更能讓人看出她的決心。
然而中國人典型的阿Q精神並不可笑，就像西方故事裡的堂吉訶德，抱著不可能的希望，一次次地拿傷口觸碰來自生活和社會各處的尖刀。
王彩玲的遭遇讓我想起蔣韻的小說《隱秘盛開》中的潘紅霞。
一個小城市裡的平凡女人，有不甘平庸的夢想，有自我憧憬的愛情。
壓抑的小城氛圍下，她的心靈掙扎敵不過生活與命運，但是夢想一直存放於她們的心底，從未遺忘。
大家都明白的理，漂亮女人人見人愛，醜女人只能愛自己。
她的尋夢之旅比她的長相還要殘酷。
北京的藝術團體機構臃腫，選拔標準第一印象只憑長相，她這樣的根本進不去；
北京戶口辦不下來，她的水平又沒法達到外地分數線，中央音樂學院對她而言也變得遙不可及；
作為外地人的她，甚至連在中央音樂學院做臨時工的資格都沒有。
王彩玲的人生讓我想起餘傑的碩士論文《畸人錄》，文論聚焦於類似郁達夫這樣的社會另類，實則很可悲。
《立春》裡的角色相對於他們的環境也都是另類、非主流、畸人。
在一個80年代初的內陸縣城，鍊鋼工人黃四寶做著梵高夢，熱衷於畫人體，屢敗屢戰要考中央美院。
師範學校的音樂老師王彩玲則迷戀歌劇，夢想唱到巴黎歌劇院，口口聲聲中央歌劇院要調她，一次次跑北京想把戶口辦到北京。
群藝館的舞蹈老師胡金泉被稱為二胰子（不男不女的人），在這所偏陬小城的街頭演出中竟然跳起芭蕾，引得群眾一片鬨笑。
他們是不合時宜的，是一群生了丫鬟命的小姐身。
然而他們不屈服於命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次次不知疲倦，死不改悔地對命運發起衝擊。
他們其實就像那個古希臘神話中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雖然每次推到山頂，石頭都會落下來，但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順從，正在於對命運絕望的抗爭。
反抗絕望...
我們在為命運的殘酷無情而感慨的同時，不能不為這些無望衝擊著的柔弱個體感動。
這同樣是魯迅熱衷的主題。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去回顧我們出生的那個八十年代恍如隔世。
容易被忽略的是，如果說九十年代的關鍵詞是“經濟”的話，那麼八十年代的主題就是“文化”。
想想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們，我想起了王小波在《青銅時代》中的一句話：
“人僅僅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也許文化發展的極致便是自由主義的泛濫，這樣的結果在中國可想而知，於是就有了電影中的這個多事之秋。
讓王彩玲從她的藝術家之夢中醒來的第一個人是胡金泉。
這個世人眼中的“二胰子”酷愛芭蕾，作為生活在雞群中的鶴，他一直承受著世人對他從事“緊身褲藝術”和一直都是單身身份的雙重指責。
正如胡金泉自己所說，他就是一根魚刺，卡在這個城市人們的喉嚨裡。一個雪夜，崩潰邊緣的胡金泉向王彩玲提出假結婚。
“就領一張結婚證，別的什麼都不會發生”。
王彩玲不願做“炮灰”，斷然拒絕。
一次光天化日的強姦未遂之後，胡金泉被關進了監獄。
“我這根魚刺終於被拔掉了”，探監時王彩玲聽著胡金泉的話，看著胡金泉穿著囚鞋立腳尖，流下了愧疚的淚水——那個雪夜，如果她不拒絕的話...
胡金泉的坐牢像一記悶棍，把同樣處境的王彩玲打得暈頭轉向。
赴京無望的她，在這個城市裡，也許就是下一根魚刺...
我們不敢說此時的王彩玲已經對她首席女高音的人生目標徹底絕望，
只是從胡金泉入獄之後，王彩玲就再也沒唱過歌劇，一句也沒有。就在王彩玲的歌劇夢逐漸褪色的時候，第二個將王彩玲從夢中叫醒的人“適時”地出現了，她就是王彩玲的女鄰居小張老師。
這位女鄰居是個絕對的美人兒，很自然地嫁給了一個稅務局的公務員。
胃痛難忍的王彩玲到鄰居家借藥，女鄰居和她老公的恩愛讓王彩玲豔羨不已。
再加上過年回家父母對王彩玲早日成家的期盼——王彩玲心中終於不再只有歌劇。
結婚，成了王彩玲當下最現實的選擇。
王彩玲開始用土方子自我美容的時候，最後一個也是最有力的喚醒者出現了。
歌唱天賦極佳的光頭貝貝用她的癌症打動了在她看來有著“北京關係”的王彩玲。
王彩玲帶著貝貝和她的侏儒媽媽來到北京，把自己辦北京戶口剩下的1萬2千元錢全都用到了貝貝參賽身上。
最終，貝貝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績。就在王彩玲和實現了自己未竟理想的貝貝母女抱頭痛哭的時候，貝貝母女突然跪地不起。
原來貝貝得癌症是一個謊言，“出名太難了，唱得好的人多了，咱們又是小地方的，沒點兒特殊手段根本出不來。”
一個如此“不純淨”女孩兒，竟然能唱出成績。這徹底擊碎了王彩玲的藝術夢。
王彩玲之所以如此喜愛歌劇，是因為在她看來，藝術之美是心靈之美的直接產物，她希望通過自己美麗的聲音去證明、去表達、去告訴大家醜陋的她依然擁有的那顆美麗心靈。
打擊還在繼續。緊接著，女鄰居的丈夫捲走家裡所有的存款失蹤。
這讓王彩玲對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其實王彩玲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她很明白自己的處境狀況，但又不可抑制的認為自己是塊能出彩的料。
直到被陽光深深的刺痛雙眼，半夜裡低聲啜泣。
最後彈鋼琴的手剁起了牛羊肉，唱歌劇的嗓子喚起了叫賣聲，落寞後歸於平淡，或許還有不甘，只留碎碎念。
在《立春》的最後，王彩玲沒有結婚，而是領養了一名兔唇的孤兒。
也許是在經歷了因為追求理想而帶來的種種境遇，她向命運妥協了，開始過一種平靜恬淡的生活。
靠賣豬肉來撫養這個孩子，還給她做了整形手術。
治好了女兒的病後，她教女兒唱童謠，她帶女兒去北京玩。
一名文藝女青年的理想，到此宣告終結。
影片的結尾是一個女歌唱家在中國歌劇院唱著普契尼那段著名的《詠歎調》，我竟然看得有些惆悵，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
一個人活著到底要不要有理想，尤其是這理想顯得多麼不合時宜多麼曲高和寡多麼難以遇到知音的時候？
看到那個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正常的男人而故意犯了流氓猥褻罪而坐牢的胡老師，最後穿著囚服踮起腳尖，安慰難過的王彩玲的場景時。
這個剛開始還被我唾棄的男人，最後看到他時竟然讓我心生敬意。
理想主義者是可敬同時也是可悲的，他們的可敬之處在於對自己理想世界的堅持，而可悲之處在於自己與現實世界的格格不入。
於是，理想主義者的結局有兩個，要麼融入到現實中來，要麼一直在自己編造的理想世界裡死去。
所以，導演讓我們全面的看到理想主義的背立面究竟有哪些
王彩玲結交的人當中首先是兩個自稱“藝術青年”黃四寶與周瑜。
自命不凡的黃四寶喜歡畫自己的油畫，一心想考取中央美術學院，卻一次次鎩羽而回；
夢想未滅的周瑜總是哀嘆命運安排，另自己一無是處，白白浪費了一副好嗓子。
兩個同樣另類的人在王彩玲的面前卻是如此地渺小和卑微。
那種虛偽的外衣和標榜的自我敵不過時間的檢驗，敵不過生活的磨礪。
周瑜的出現就是為了證明因藝術而崇高的王彩玲不會屈就自己嫁給一個偽文藝愛好者；
黃四寶的出現就是為了證明王彩玲是一個正常的喜歡趣味相投異性的女性。
另外顧長衛“捎帶”表現文藝青年除了王彩玲和胡金泉所走的另一條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墮落下去。
這兩個人物引出的故事線，包括王彩玲自殺、周瑜黃四寶反目、周瑜結婚、黃四寶從深圳回來開婚介所騙錢並與王彩玲偶遇等這些元素讓影片更加生動，可都不是表現主題所必需的。
換句話說，抽掉它們，王彩玲這個悲劇人物的發展軌跡依舊清晰明朗。
跳芭蕾舞的胡金全和愛唱歌的高貝貝的出現一度讓王彩玲的生活萌發了某種感動，但這種感動到頭卻變得冰冷。
胡金全無法忍受世俗的眼光，意欲同王彩玲假結婚掩蓋自己的性取向，遭到拒絕後絕望萬分，最終只能靠當眾凌辱自己的學生來證明自己，即使代價是冰冷的手銬。
而高貝貝的欺騙顯然是對藝術的一種侮辱和褻瀆，讓她近乎崩潰。
在她眼裡，藝術的高尚和純粹容不得半點摻假，對藝術的褻瀆遠勝於對她本身的褻瀆。
住在隔壁的小張老師是一個傾訴者，她年輕，漂亮，有自己的家庭。
她因為有那麼一個醜陋而又單身的鄰居而充滿了優越感，就連半夜裡叫床也是扯尖了嗓門，就怕隔壁鄰居聽不到。
天生的優越讓她資本十足，她總是一味地說自己的老公多好多好，假裝好意地給王彩玲治癒黑斑的土方，甚至到給她買來一個性具。
而當她自己的丈夫提走了所有財產遠走的時候，沒有資本的她才開始知道什麼叫同病相連。
所以，他們，在王彩玲面前都是侏儒。
也許你要問，什麼是藝術？理想又是什麼？
藝術是一種可以為之赴湯蹈火的追求，藝術的目的是為了解放思想，但它的沉重也讓它束縛了好多人。
“我一定要唱到巴黎歌劇院去”，王彩玲一次次地這麼說，但她清楚，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幻想罷了。
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她憧憬著藝術，也憧憬著愛情。“如果這是開往巴黎的列車就好了”
“我在巴黎歌劇院唱歌，你在巴黎美術學院畫畫。”
兩個人的憧憬開始過了頭，於是當一句拒絕的話語將她打醒，環顧周遭依然是無限殘酷。
趴在站臺上醉不成行的黃四寶，和那些散落的畫架、馬紮一起收入眼底的時候，作為觀眾，我們也哀嘆理想與現實的天壤之別 。
當高貝貝捧著鮮花和證書在電視上哭泣的時候，我們又哀嘆這個理想的實現是那麼地不光彩甚至暗淡。
當胡金全在牢獄裡依然用布鞋立起腳尖旋轉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再哀嘆，因為“理想”太沉重，把靈魂也壓扁了。
所以，《立春》裡的“藝術”，倒更像是某種心靈的麻藥。
或者說，是人們在對現實極度失望後幻化出的泡沫式的理想（空想）。
作為顧長衛的第二部作品，也免不了要和代表作《孔雀》做個比較。
《孔雀》寫文革導致人性扭曲；《立春》顯現一個個飽受壓抑而心理變態的人。
平心而論，《立春》沒有《孔雀》那麼厚重，人物設置沒有《孔雀》合理，給觀眾的震撼也不像《孔雀》那麼強烈。
但《立春》所具有的一大亮點是《孔雀》所不具備的，那就是蔣雯麗的影后級表演。
蔣雯麗的這個造型，其醜化程度遠甚余男飾演的《圖雅的婚禮》和趙薇在《少林足球》中飾演的那個太極女孩、莫文蔚在《食神》中的扮相勉強能跟她有一拼。
王彩玲頭一次轉身亮相時，我甚至心頭一緊：那可是國民女神蔣雯麗啊
和本人相差巨大的造型對演員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表演發揮得好，造型和表演會相互促進，人物就顯得更加真實。
一旦演員處理的不好，造型帶給觀眾的審美期待，只能暴露演員的不足，讓人物假到慘不忍睹。
就細節來看，蔣雯麗深厚的表演功底讓顧長衛敢用長鏡頭。
顧長衛的長鏡頭也讓蔣雯麗得以實現更加完整的表演，王彩玲這個人物在這種最接近紀實的鏡頭語言下也變得更加真實可信。
就從影片本身來說，蔣雯麗把握住了王彩玲內心情感的漸變過程和節奏。
從王彩玲一開始假裝趾高氣昂，到最後她和養女在一起身上散發出母性光輝。
王彩玲眼中的執著越來越少、平和越來越多，脆弱越來越少、堅強越來越多。
甚至她只用一個從喜悅到悲憤的表情變化，就道出了王彩玲心中的千言萬語。
在我看來，這正是這部電影最吸引我的地方。
在通過細節構建影片的歷史真實感上，《立春》也保持了顧長衛前一部的水準。
橋洞上貼著的北京亞運會、黃四寶身上的老式牛仔褲和周瑜身上的“祖宗級”文化衫；
天安門廣場上的80版柵欄，復古的武警警服，響徹歌廳的《粉紅色的回憶》；
王彩玲家的駱駝牌墨水、北京方便麵、貼有灌籃高手貼畫的檯燈，電視上中央二臺的老臺標，養女手裡的娃哈哈AD鈣奶；
甚至還看到了當時很火的《紅高粱》海報和92年的春節晚會。
貫穿全片的歷史氛圍和時代感就是從這些事物當中發散出來的。
“每當春天來了，我的心就會蠢蠢欲動，覺得會有什麼事要發生，但春天過去了，卻什麼都沒發生。”
這一暗示理想和現實之永恆差距的句子同時也映射了《立春》歷史想象與當下表達的距離問題。
很多人認為那是一種“頭破血流卻我夢猶在”的內在精神，但同樣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依靠虛無夢想逃離無奈現實的病理表現。
但我始終認為，《立春》所展現的真正魅力並不在於其故事有多曲折，有多傷感，而在於它創造了一箇中國電影中很少見的、具有卡夫卡式荒誕情懷的人物形象。
同時又以蹊蹺古怪的編排和有關夢想的普遍主題對其進行了掩蓋。
顧長衛用“天堂”和“地獄”的距離在形容片中王彩鈴困守和逃離的徒勞，而所有一切的苦難、悲憫、孤獨與無助皆在於那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局外人。
不是因為她對高雅藝術的實踐不被人接受，而在於她在以一種撞牆的方式表達她的身體所不能承載的清高和飛揚。
影片最後在大劇院演唱的想象性滿足或許該是王彩玲，這是觀眾所能得到的最大慰藉了。
看完《立春》，我得好好想想，自己的理想怎麼儘快爬上現實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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