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日關係的關鍵詞“是以史為鑑，開創未來”，中日關係能否持續穩定發展，明年能否實現中日首腦互訪，同樣需要我們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尋求啟示。
“直線前進”，就是中日關係的改善已經形成一種趨勢，不同於前兩年因為一些新的問題的出現而曲折反覆。雙方根據“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做了不少工作。在改善雙邊關係方面取得了值得關注的進展。
就“互為合作伙伴”而言，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由日本大企業代表“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榊原定徵、中小企業代表“日本商工會議所”所頭三村明夫、日中經濟協會會長三村明夫率領，由250人組成的日本高級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和中國有關各界進行了廣泛磋商和交流。
日本輿論認為，中日之間或將繼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後，迎來第5次經濟熱潮。“政冷經冷”的局面將宣告結束。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中日“經濟熱潮”將是雙向的，即有大量日本企業和資本、技術進入中國的同時，中國企業和服務，如在中國發展迅猛的電商、共享經濟等也將進入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日本對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均公開表現出了積極姿態。
就“互不構成威脅”而言，2017年12月5日至6日，中日外交、防務、海洋安全和經濟等部門，在上海舉行了“第八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
雙方就政治與法律、海上防務、海上執法與安全、海洋經濟四個方面進行了溝通和磋商，特別就建立並啟動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和繼續加強防務部門間的交流達成重要共識，就強化兩國海上執法部門間的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必須指出，陷入“安全困境”即彼此視對方為“威脅”，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
例如，此前多次發生的“軍機對峙”，就是典型事例。因此，海空聯絡機制的建立，非常重要。雙方能夠共同推進，值得肯定。
回顧歷史，如何使中日關係真正轉圜，保持兩國關係正常化，有必要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的歷程及應該汲取的經驗教訓。
首先，不斷增強中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對中日關係走向有重大意義。原早稻田大學教授毛裡和子在《日中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一書中寫道：“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1971年—1972年中美接近的結果。” 確實，1972年2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同年9月下旬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絕不是時間上的巧合。
但是，1970年，國際局勢已開始出現有利於中國的變化。同年10月加拿大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1月意大利和中國建立的外交關係。至當年年底，世界上已有57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1971年聯大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的合法席位，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加強中日多方面交流合作，特別是保持政黨和民間交流渠道的暢通，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正如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日方主要代表田川誠一在《田川日記》中寫道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絕不是突然發生的。
雖然田中首相的‘決斷和實行’應該獲得高度評價，但更重要的是國際大勢所趨，中日相關人士20多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兩國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輿論所促成的。” 例如，由執政在野各黨320多名議員加入的“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在成立宣言中即強調：“日中邦交正常化時日本政治的緊迫課題，但是政府依然堅持臺灣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是與時勢不符的錯誤，有違國民現在和將來利益”。該議員聯盟對中日關係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
再次，在不斷推動經濟合作，實現經貿互利、合作共贏的同時，使政治為經濟保駕護航而不是政經分離。必須指出的是，1949年中華人咧共和國成立後，經貿關係始終是影響雙邊關係的重要因子，但日本方面總是試圖使中日關係“政經分離”。
但是，有史可鑑，沒有政治“保駕護航”的中日經貿關係，是脆弱的，例如，上世紀雙方於1956年10月15日發表了《關於進一步促進中日貿易的共同聲明》，1958年 3月 5日簽署了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
但是，由於1958年4月30日在長崎濱屋百貨店發生了2名日本暴徒損毀中國國旗、岸信介政府予以縱容的“長崎國旗事件，這一次的“民間貿易協定”未能履行。
最後，對歷史問題有正確認識和態度，因為歷史問題是影響包括經貿關係在內的中日關係的“政治障礙”。2014年11月7日，中日“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面向未來的前提是正視歷史。
曾經遭受日本侵略的中華民族，對那段歷史有著沉痛的集體記憶。因此，歷史問題直接關聯中國的國民感情。正如二階俊博在演說中也指出的，“切實改善”國民感情，是中日關係能否持續穩定的關鍵。日本政要特別應該在參拜靖國神社、歷史和公民教科書等問題上，並真正反思“戰前侵略的歷史”，而不是強調“戰後和平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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