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後所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和胡漢民的是行政院長譚延闓。譚延闓一度出任過國民政府主席，後來又將主席的職位讓給蔣介石。
在眾多國民黨將星政要的行列當中，譚延闓並不為後人所熟知，但是在當時的國民政府中，譚延闓卻是派系林立的國民政府高層中的中流砥柱人物。
從表面上看，國民政府秉承孫中山總理的教導，實行以黨權、軍權、政權為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這三個方面，當時在南京國民黨內的黨權以胡漢民為重，軍權則以蔣介石控制，政權則由譚延闓負責。
譚延闓出身官宦世家，深諳中國官場的爾虞我詐。辛亥革命時，他在湖南響應革命被推舉為都督。但在此後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鬥爭中，他並沒有進入核心參與國民黨高層的權力層，因此他在國民黨內始終是地位高、名譽大而權力微。
當蔣介石的權力與地位尚未達到巔峰時，譚延闓對蔣介石的獨斷專權、任人唯親也一度表露出不滿。這是任何一個有雄心的政治家的正常表現。但是隨著蔣介石帶領的北伐軍在北上戰爭中的節節勝利，他漸漸認識到蔣介石的軍權已經使其成為國民黨內最有實力的人物。
譚延闓處事圓滑，善於察言觀色後而行動。數十年的官場經驗告訴他，軍事實力永遠是第一位的，從此他便放棄了反蔣。但是他也明白黨指揮槍的總理遺訓的重大意義。
沒有黨權在道義上的領導，蔣介石的軍權也不會深得民心和統治穩定，因此他也不得罪若干反蔣的勢力，而是在擁蔣和反蔣的站隊之外，開闢了第三種路線。
北伐期間，當蔣的南京政府同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因為爭正統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陳公博擔心寧漢分流而導致國民黨分裂，會危及到北伐戰爭的勝利，曾焦慮地請求譚延闓從中設法彌補，在陳公博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雙方的一段對話，充分能體現出譚延闓的經世之道。
陳：“譚先生，我們黨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了！這怎麼能得了！”譚：“你說怎麼得了，又怎麼才算得了呢？”陳：“不是這樣說不得了，我們應該想出些辦法。”譚：“得了也就這樣，不得了也就這樣了，難道得了就這樣了嗎？不得了就不這樣了嗎？ 公博，你到底還是年輕，中國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時候，終歸會得了的，若勉強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正是基於觀察黨權實力派和軍權勢力派的爭奪現狀，在充分權衡利弊之後，譚延闓在北伐戰爭勝利後甘願把國府主席一職讓給蔣介石。面對新一輪蔣介石和胡漢民的合作，他更深知無論是軍權還是黨權，他都無法超越蔣介石和胡漢民。
於是他就利用自己的“光榮輝煌”的歷史，周旋於蔣的軍權和胡的黨權之間，從而保持著自己“崇高”的黨內地位，並贏得了“善於調整黨內糾紛”的美名。
當蔣介石和胡漢民因為爭權發生衝突時，善於周旋的譚延闓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雙方不可缺少的調停人。從來在別人面前都很高傲的蔣與胡，卻都很認可譚延闓，一有雙方即將升級的矛盾，都不由自主地找到譚延闓來出面解決。
而他的辦法也很簡單，當蔣與胡起爭執的時候，他就請蔣介石吃飯，跟胡先生吟詩，靠王羲之的那一套“流觴曲水”把很多關係到國民黨和高層人物的人事關係都順利解決了。
以至於很多國民黨高層都公認一個現實，有譚延闓在，儘管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但還是有辦法疏通，不至於引起公開的對抗。
這樣的人，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派系，卻又屬於任何一個派系，以至於他沒有實權卻成了各種實權派的核心樞紐，從而駕馭最高權力，也根本不用擔心因為派系鬥爭而傾倒。
往往我們會擔心因站隊而折戟沉沙，也往往我們受制於“非A即B”的站隊思維，那我們為什麼不能跳出這種僵化的思維模式呢？
譚延闓的道路抉擇充分說明了“第三道路”，或許才是真正“零風險”的官場贏家了。
還有一點：譚延闓曾經拒絕了一個女人的追求，她就是宋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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