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共產黨為什麼能打敗國民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1949年10月1日，面對新中國的誕生，詩人胡風以一句“時間開始了”，表達了自己的心聲，傳誦至今。重溫這一年國民黨軍隊紛紛起義的歷史，會清晰看到：什麼叫“歷史大勢”，而在歷史關鍵時刻，當事人又如何順應歷史大勢，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義的選擇。

文 | 關山遠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原文發於2019年1月5日，標題為《回望1949，看“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關山遠》。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新華社記者 陳正青 攝

2019年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迎來成立70週年大慶。回望70年前，從年初到年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關鍵詞是“解放”，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真是“氣吞萬里如虎”；對國民黨軍隊來說，這一年，除了全方位崩潰之外，還有一個關鍵詞，是“起義”，從年初的傅作義北平起義，到年底的盧漢雲南起義，從陸軍到空軍、海軍，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大大小小的起義，也貫穿了這一年。

1949年，革故鼎新，重溫這一年國民黨軍隊紛紛起義的歷史，會清晰看到什麼叫“歷史大勢”，而在歷史關鍵時刻，當事人又如何順應歷史大勢，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義的選擇。

開國大閱兵上受檢閱的坦克部隊（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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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素以黃埔軍校“校長”的身份為榮，他從一個毫無家世背景的普通人物，最終走上國民黨政權的權力巔峰，靠的就是“黃埔系”，他通過掌握這支軍隊，逐漸將國民黨的軍權、黨權、政權集於一身，權傾一時。在諸多“天子門生”眼中，他是至尊無上的“校長”。

但在1949年，“校長”差點就被黃埔軍校二十三期的學生活捉了。二十三期，也是黃埔軍校在大陸的最後一期。

“1949年11月7日，蔣介石召集軍校全體官生講了話。他披件黑斗篷，只講了七分鐘。他說要遷校，卻沒說清楚遷到哪裡，但人們都明白，只有一個臺灣，別無他處。那時西南只剩一個四川省，貴州解放，雲南盧漢起義。這時李永中、肖平波準備扣押蔣介石後起義，但肖步鵬採取兩面派手法，出賣起義，把扣蔣計劃告訴了蔣。蔣坐機倉皇逃走……”這是黃埔二十三期生谷雲鵬在《黃埔軍校最末一期起義前後》中的回憶。

黃埔軍校二十三期於1948年12月1日在成都正式開學，東北籍學生人數最多。1949年9月8日，黃埔軍校三名主要軍官李永中、肖平波、肖步鵬(三人均為少將軍銜)與共產黨西南工作組達成協議:軍校將在適當時機舉行起義；12月25日，軍校三千餘人在郫縣宣佈起義。谷雲鵬回憶說:“黃埔軍校二十三期的起義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勢的發展、共產黨統戰工作的深入和黃埔官生的覺悟等綜合因素的必然結果。”

蔣介石非常重視黃埔軍校，1949年兵敗如山倒時，他試圖以四川作為基地與解放軍展開持久戰，對成都這三千餘名黃埔生寄予厚望。這年9月12日，他帶著諸多大員飛抵成都，輪番給軍校學生講話打氣，但效果適得其反。谷雲鵬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人們不難發現:這些講話，第一，不敢講形勢；二，不敢講戰場；三，再也不敢提多長時間打敗共產黨了。這就告訴人們：第一，形勢不好；二，戰場上一敗塗地；第三，打不敗共產黨。蔣介石想打氣反而弄巧成拙。黃埔廣大官生預感到形勢嚴重，國民黨沒有幾天了，出路何在?迫使人們早日抉擇……”

出路何在?這是1949年國民黨陣營面對的共性問題。1948年12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文中指出，

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遼瀋戰役中強攻錦州（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共產黨有這個底氣：當時的背景是，1948年底，遼瀋戰役結束後，東北野戰軍80萬大軍神速入關，完成對北平、天津、張家口之敵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淮海戰役，大局已定，杜聿明集團已插翅難飛。這年元月初在平山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一方面提醒不能有輕敵觀念、不要讓勝利衝昏頭腦，另一方面，已經在考慮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了。

淮海戰役戰場一角（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跟共產黨底氣十足的開國氣象相比，國民黨已氣若游絲。1949年元旦，蔣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稱，要在保存中華民國的憲法、法統和軍隊等條件下，願與共產黨商談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毛澤東在元月4日通過新華社發表評論，把蔣介石“懟”了回去，這篇評論題為《評戰犯求和》。

迷惘、絕望情緒瀰漫於國民黨軍營，谷雲鵬回憶文章中有個細節：1949年6月黃埔軍校慶祝建校閱兵典禮，正當閱兵總指揮撇刀報告時，懸掛在蔣介石銅像後中門上的國民黨青天白日旗，自己斷線墜落下來。閱兵完了，大家議論紛紛，都說:“國民黨壽命已盡，該到垮臺了。”有的軍官甚至掉起淚來。

1950年6月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特邀列席起義將領鄧錫侯發言。鄭景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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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錫侯這個人，值得一寫。

至今在四川通江縣毛浴鄉長江村五社，還能看到石刻標語，五個大字:“活捉鄧錫侯！”這是1933年到1935年紅軍與鄧錫侯的國民黨川軍作戰時留下的歷史遺蹟，在當年紅軍強渡嘉陵江戰役中，他們的口號就是:“打過嘉陵江，活捉鄧錫侯！”

鄧錫侯曾是四川著名的軍閥，在35歲的時候就當上了四川省長，無論是紅四方面軍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還是中央紅軍長征經過四川，鄧錫侯都跟紅軍打過仗，有幾仗打得還很激烈，比如於1935年5月至7月的“千佛山戰役”，紅軍與川軍都殺紅了眼。

十幾年後，

1949年12月9日，時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的鄧錫侯與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時任西南軍政副長官潘文華通電全國，宣佈起義，電文中寫道:

“在士無鬥志，人盡離心的今天，(蔣介石)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兩省八年抗戰所殘留的生命財產，作孤注之一擲。我兩省民眾，豈能忍與終古。文輝、錫侯、文華等於過去數年間，雖未能及時團結軍民，配合人民解放軍戰爭，然亡羊補牢，古有明訓，昨非今是，賢者所諒。茲為適應人民要求，決自即日起率領所屬，宣佈與蔣、李、白反動集團斷絕關係，竭誠服從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司令員、鄧政治委員之領導。所望川康全體軍政人員，一律盡忠職守，保護社會秩序與公私財物，聽候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之接收，並努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之殘餘，以期川康全境早獲解放……”

時間就是這麼神奇，超越一時一地，更能讓人看清歷史的走向。試想想，長征途中曾經圍追堵截的死敵，如今並肩站在一起，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說明歷史的選擇?

鄧錫侯通電起義時，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兩個多月後了。在這一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有許多特殊的參與者，陳明仁就是其中一位。

1949年8月4日，程潛和陳明仁在長沙起義，湖南長沙和平解放。圖為8月5日人民解放軍進駐長沙（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陳明仁，黃埔一期生，以驍勇著稱。1949年8月，陳明仁與程潛率軍起義。湖南和平解放後，毛澤東特地邀請陳明仁到家中做客，並幽默地說：“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喲！”毛澤東說的是1947年6月的四平街戰役，那一年，林彪在東北戰場戰無不勝，獨四平街一役敗於陳明仁之手。

此役情況是：1947年6月14日，東北民主聯軍打響了夏季攻勢的收官戰——四平攻堅戰，集中李天佑第1縱隊、鄧華遼吉縱隊猛攻陳明仁部固守的四平街。陳明仁兵力處於劣勢，奉蔣介石“死守四平”的命令，血戰不退，在丟失五分之三市區、官兵傷亡慘重的情況下，拼死抵抗，民主聯軍最後打到前哨陣地距離陳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500米之遙，就差一口氣，卻殲滅不了守軍殘敵，而後者一直撐到援軍到達。6月30日凌晨，林彪、羅榮桓下達命令，參加四平地區攻城和打援的部隊全部撤出戰鬥，滿心不甘和憤恨地離開了血流成河的四平城。史載，已決意“成仁”的陳明仁死裡逃生，在鑽出多日不見陽光的地下指揮部後，他已是滿臉黑汙，鬍子拉碴，鬢髮斑白，步履踉蹌。

在國民黨軍節節敗退之際，四平街的勝利，像是一針興奮劑。蔣介石親自在南京總統府召見陳明仁，第一句話就是：“有功之將，殊堪嘉獎，不愧為黃埔楷模。”並對手下感慨道：“四平大捷，陳司令創造了人間奇蹟，不愧為難得將才！”並請陳明仁夫婦遊了玄武湖。此戰過後，陳明仁升任第7兵團司令，獲得青天白日勳章。

但兩年後，陳明仁也起義了。　

陳明仁起義的消息，對國民黨震動極大，谷雲鵬回憶說，當時他所在的黃埔軍校二十三期震驚不已：“陳明仁在四平同共產黨打得難解難分，誰能想到他也這樣?以後還能信任誰?”

1949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政協大會上，特別邀請代表陳明仁發言。（新華社資料片）　

起義後，陳明仁受到很高禮遇，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和程潛赴北京，參加全國第一屆政協大會及開國大典。程、陳二人抵京時，毛澤東派聶榮臻在車站迎接，並陪送到“六國飯店”下榻，朱老總率眾多解放軍將領出席迎接宴，毛澤東親自在門口迎接他們。毛澤東還陪他和其他代表遊天壇祈年殿，特地從人群中召喚出陳明仁，單獨合影，請他把照片“洗50打”，散發部屬，以此回應國民黨稱陳明仁已被軟禁的傳聞。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授銜，其中有159名國民黨起義軍官，陶峙嶽、陳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將。陳明仁當時感嘆：這是他有生第一個上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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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仁起義，是因為他對蔣介石已徹底失望。

四平街一戰後，陳明仁聲望達到巔峰，卻馬上遭遇了“過山車”，居然給撤職查辦了。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國民黨實權派陳誠以總參謀長的身份來東北視察，接到了時任國民黨遼北省政府主席、他的保定同學劉翰東對陳明仁的控訴：劉翰東說陳明仁在四平街戰役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根本不理會他這個遼北省主席，不但沒有每天向他送戰報，也不管他個人的安全，在戰鬥白熱化的日日夜夜裡，他曾跑到陳明仁的地下指揮所請求庇護，要求在附近住下，被陳明仁拒絕……

其實，劉翰東對陳明仁真正痛恨之點在於：劉翰東私人囤積了大量糧食，和遼北省政府的糧食一起堆積在四平街火車站東西兩頭的鐵路兩旁，正好四平街戰役的焦點是在鐵道兩側，戰鬥膠著，拉鋸進行。這些糧食不下萬噸之數，全部被毀於戰火之中。四平街戰役後，由於交通阻塞，城內居民缺糧，無數饑民蟻赴鐵道兩旁，在燃燒過的糧食灰炭之中覓食，有些人扒到堆中深處，竟發現還有未被燒焦的大豆高粱，一哄而上，有些部隊也加入搶食行列，陳明仁未加阻止。這樣，

陳誠是個玩“小圈子”的高手，他不喜歡陳明仁，得此控告，如獲至寶，根據劉翰東的指控，添油加醋地轉報給蔣介石，給陳明仁一個撤職查辦，留下的空缺，陳誠安排自己親信補上。後經人反覆說項，蔣介石才免去給陳明仁的查辦處分，讓他回到南京當一個總統府的中將參軍的閒差事。陳明仁是個烈性子的湖南人，怎受得了這個窩囊氣呢?

“他儘管是天子門生、嫡系，替蔣介石賣命，戰功卓著，也免不了要成為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犧牲品。”時任國民黨軍第一兵團第二處代處長中校機要參謀姚奠基在《跟隨陳明仁將軍起義的回憶》一文中如是寫道，姚奠基認為：陳明仁的反蔣起義思想和決心，經歷了一個較長而又複雜的過程，既有外部的影響，也有他自己的抉擇，最主要的還是國民黨敗局已定所迫，以及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偉大感召促成的。

1949年，中國共產黨氣勢如虹，奪得全國勝利，已經沒有懸念，仍然在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國民黨呢，即將丟掉大陸，卻沒有想到同舟共濟、救亡圖存，仍然在互相傾軋、鉤心鬥角。

國民黨七十二軍是一支兩度被解放軍殲滅又兩度重建的部隊，原副軍長卿雲燦在《第七十二軍的覆滅和起義》一文中回憶：淮海戰役後，他受命回四川招兵，招了兩團人，但同樣到四川招兵的同僚沒有成果，“由於對方系陳誠嫡系，以我為顧祝同系，對我十分排擠，連續數次，突然點驗部隊，想抓我‘吃空餉’之罪，並硬調開我胞弟團長卿雲奇，並委託自己的親信來取代。國防部恢復335師番號撥歸第七十二軍建制，不料他們又耍種種花招，撤銷第335師，編為兩個團，劃給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各一個團……”硬生生地從卿雲燦手裡搶走了一個團。

卿雲燦嘆息道：“在面臨覆滅的時刻，內部爭權奪利鬥爭，更赤裸裸地什麼都不顧了！”

面對風起雲湧的國民黨軍起義，蔣介石毫無辦法，只能用他最擅長的收買、分化“慣用動作”，比如，他讓陳明仁去取代程潛在湖南的軍政首腦地位，讓陳、程二人互相制衡，自認為十分高明，殊不知陳、程二人彼此充分信任；對四川亦是如此，蔣介石想分化劉文輝和鄧錫侯，耍兩面手法，派嫡系部隊胡宗南搜捕劉文輝的夫人楊蘊光，襲擊劉的公館，入內大肆劫掠，一掃而空，珍貴書籍，名人字畫，任意焚燒。為了轟開劉的庫房，胡部用工兵施放炸藥大爆破，把劉的三幢房屋炸坍一幢。同時，不觸犯鄧錫侯的家屬，意在使劉、鄧發生猜疑，便於分化，殊劉、鄧投向革命陣營決心，非常堅定，任其耍弄花招，不為所動。

蔣介石對“雜牌部隊”是既不信任又想利用，權術用盡，機關算盡，但在1949年的歷史大勢下，這些都不管用了。反而，他之前能夠嫻熟利用、長袖善舞的派系矛盾，最終斷送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他命嫡系張群主政西南，又從陝西調集大量中央軍部隊入川，但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矛盾，反使川軍、滇軍各部加速了起義進度。1949年12月，胡宗南黃埔系的部隊決戰四川的戰略，被川軍各部的起義迅速打亂，胡宗南被迫將主力撤往西康，但奉命殿後或執行掩護任務的各路中央軍，也都紛紛宣佈起義，致使黃埔系中央軍主力被解放軍包圍在邛崍地區，直至全軍覆沒。當胡宗南在西康一隅作了最後一次象徵性的抵抗後，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終於宣告結束。

北平市民在正陽門大街上夾道歡迎參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軍（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相形之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能力何等強大！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31日，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儀式，至此，平津戰役勝利結束，此役除塘沽守敵五萬人餘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和改編了國民黨軍隊五十二萬餘人，創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為以後和平解放湖南、四川、雲南、新疆的範例。時任傅作義部政工處長王克俊若干年撰寫回憶文章，仍然感慨萬千：

傅作義的戎裝像（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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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9日，雲南起義；10日清晨，昆明五華山，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那時，昆明還沒有人見過五星紅旗。時任國民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在《雲南起義前後的幾點回憶》一文中寫道，“我和總務處長鄒奉石研究，究竟新的五星國旗式樣如何?面積有多大、五顆星星如何擺設法，大家都弄不清楚。有的說，旗子上面除了五顆星星之外，還有‘八一’兩個字。有的又說，要軍旗上面才有‘八一’兩個字。最後經過各方面的調查瞭解，才弄清楚國旗的式樣是四顆星星圍向著一顆大星。長約四尺多，寬約三尺多。擺了式樣，派人到雲瑞北路顯明服裝公司趕製了一面帶回五華山……”

時任雲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盧漢與徐振芳各拉一邊繩子，一起把五星紅旗升上了五華山瞭望臺，伴奏曲是《國際歌》。徐振芳回憶說：“升旗以後我到光復樓頂上眺望昆明全境，相隔不久，南屏街、金碧路、正義路、護國路、長春路、武成路等各處，相繼一面跟一面的五星紅旗升起來。”

重讀1949年國民黨軍起義的歷史，類似的細節很多，後人讀到此，頗為動容，能讀出那時的中國人，對一個新中國的渴望，以及做出歷史抉擇時的欣喜與自信。

與雲南起義同一天發生的四川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部起義，一個細節是：全軍官兵自動撕下國民黨部隊領章肩章，細心地剪了一個紅五星帽徽來戴上，有的用紅緞子，有的用紅布，有的大，有的小，形狀各異，這也可看出當時官兵的心情，等解放軍的軍代表到來後，才知道帽徽胸章等要上面頒發。待到大邑整訓時，解放軍工作團團長正式宣佈：“今天上面發來兩件你們盼望已久的禮物，一件是胸章，一件是帽徽，這一下你們真正成為解放軍的一員了！”

國民黨七十二軍12月18日在四川起義，起義標誌是：摘下國民黨軍帽徽，見到解放軍稱“同志”。1950年春，這支部隊大多數官兵整編入解放軍第十八軍，踏上進軍西藏的光榮之路。

對於起義，蔣介石自然是恨之入骨。盧漢在昆明通電起義後，國民黨中央軍嫡系部隊兩個軍大兵壓境，發動陸、空進攻，企圖撲滅起義部隊，重新佔領昆明，向士兵許下了“攻下昆明，准許自由行動三天”的“獎賞”。盧漢一方面火速派人送信，向解放軍緊急求援。陳賡接到劉伯承、鄧小平首長火速馳援昆明的命令後，立即派出第四十九師作為先遣部隊，以最快的速度向昆明進軍。同時，盧漢組織一切能夠組織的力量，保衛昆明。

危急時刻，昆明軍民同心，堅決不讓已經升起了五星紅旗的昆明城，再度落入國民黨之手。軍人前線拼死作戰，群眾不眠不休，堆沙包，挖戰壕，築碉堡，修造槍支，清查匪特，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工人學生義勇自衛隊，更是與起義部隊並肩作戰……經過6天6夜艱苦卓絕的戰鬥，敵軍未能打下昆明，而解放軍大軍已火速逼近，敵人不得不撤圍而去，昆明保衛戰遂告勝利結束，全城歡騰。為昆明，為新中國，也為自己。一個新的時間到來了。

1949年10月1日，面對新中國的誕生，詩人胡風以一句“時間開始了”，表達了自己的心聲，傳誦至今。對於這一年起義的國民黨軍人來說，確實，新的時間開始了。國民黨七十二軍副軍長卿雲燦率部起義後，參加了政治學習，更加感覺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他給在送給每個官佐的起義紀念日記本上，題了幾句話，樸素而又真摯：

《毛澤東年譜》記載：1949年9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在北京舉行宴會，專門宴請了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鄧寶珊、黃紹竑、李書城、李明灝、劉斐、陳明仁、孫蘭峰、李任仁、吳奇偉、高樹勳、張軫、曾澤生、何基灃、劉善本、林遵、鄧兆祥、左協中、廖運周、李明揚、張醁村、黃琪翔、周北峰、程星齡等26名國民黨起義將領。應邀作陪的有：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周恩來、陳毅、劉伯承、粟裕、黃克誠、聶榮臻、羅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趙壽山、張學思、楊拯民。

席間，毛澤東幾次舉杯慶祝到會的原國民黨軍將領響應人民和平運動的功績。毛澤東說：“由於國民黨軍中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強的空軍和海軍。”

這些人名，如燦爛星河，輝映歷史，銘記了一個大時代：歷史大勢，浩浩蕩蕩，四海英雄，眾心所向！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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