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节日，春节原名为元日，它作为岁首的时间位置，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确立，而将元日更名为春节却不到百年。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它确立在汉朝，汉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沿袭了这一历法体制。正月新年成为举国上下共享的盛大节日，如史书所说：“官有朝贺，私有祭享”。在朝贺与祭享的各种仪式活动中，增强与更新着各种家庭、社会关系。传统的春节，作为岁时节日体系中的核心节日，节日是有着丰富的节俗内容。虽然春节在民国初年一度遭遇禁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被“革命化”的字样损害，但在民众的强大心理需求之下，春节依然是时间生活的浓墨重彩。
春节负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亿万中国人的情感的聚合，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至圣的地位。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如潮涌的场面屡次上演，城乡之间几十亿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当代中国节日民俗一大景观。“一年不赶，赶三十晚”，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回家的路虽然拥挤、漫长，可人们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痛苦并快乐着。回家的感觉真好。那里有妻儿老母、兄弟姐妹，还有祖先的庐墓、熟悉的乡土。一旦到家，在亲情的滋润中，路上的辛劳与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人们回家不仅仅是一次亲情的聚会，一次礼物的馈赠，重要而深刻的是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伦理关系的更新，这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节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结。对于不能回家的人来说，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唐朝有一句诗很能透露这种心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旧时北京人过年时要吃荸荠，荸荠谐音“必齐”。说的就是亲人要新年团聚，没有回来也要给摆他一双碗筷。在许多地方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有鱼、肉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乐的菜肴，人们在年夜饭中更看重的是亲情与团聚，是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精神聚餐。平时吃得再好，也没有年饭吃得香甜而有意义。过年家庭团圆，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似乎不如此，人心里觉得空荡荡的，没有着落。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国主体民族中传承了两千多年，现在许多少数民族也过春节，人们将自己的感情、愿望、伦理、信仰都积聚在这一节日上，春节已经不是简单的时间点，它被广大人民充分价值化，乃至成为一种民族文化象征与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传统的节日民俗形态，面临着新的更加深层意义的挑战。
有人说：“过年不就是吃吗？我们现在天天过年”；也有人说：“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鞭炮不能放了，娱乐只剩下一台春节晚会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人们失去以往盼望过年的情绪冲动。旧时的热闹与温馨在哪里？人们在寻找，在思索，有时不免精神迷茫。但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对传统文化产生厌倦，而是感觉我们在传统文化建设方面作得太少，不能满足人们新文化需要，人们的抱怨与牢骚不正体现着他们的一种精神渴求么。
虽然从起源与流传历史上看，春节与农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适应当代社会。历史是流动的，今天与过去处于同一时间之流中，传统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是动态的，它本身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优良的节俗传统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相反它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提示与辅助作用。
在快节奏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依然需要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温馨节日，以满足我们精神慰藉的需要，享受家庭的和睦，享受亲情的温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这样的节日内涵与形式它如何会与现代生活发生矛盾呢？要说矛盾只能是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欧美人士盛庆的圣诞节，不也是中世纪就有的节日，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在享用这一古老时代产生的节日呢？说到底，节日文化一旦成为传统，就具有它特定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适应了人性的需要，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无论古今，人们追求生活和谐、闲适，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人们需要闲暇，需要有与自然、社会、自我心灵的对话。匆忙的工作，需要有放松的时机来调节。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他除了一般的生理满足外，还寻求文化的归属与心灵的安顿。在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社会，人们以圣诞作为盛大而神圣的节日，他们在圣诞节日仪式中获得精神愉悦。而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同样的文化功用，只是春节更充满家庭伦理色彩，人们奉祀家族祖先，亲人聚会欢乐，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
春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呵护、珍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经营。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经营得法，它就有着巨大的文化增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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