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直看到有推薦新劇《大江大河》的，放收藏夾幾天了，今天一咬牙開追，下班回家坐電腦前一口氣就看了五集，不嫌多啊。
作為拍過《父母愛情》《琅琊榜》《偽裝者》《北平無戰事》《歡樂頌》等一大批精品國產劇的出品方和導演團隊，他們的作品真是從來沒讓人失望過。這部《大江大河》雖然只看了五集，精品無疑啊。一個波瀾壯闊、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序幕緩緩拉開之時，一組特別的面孔和身影首先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之中，故事在他們身上徐徐展開。
雖然生於七零年代，我很慶幸自己在懵懂無知的童年時經歷文化大革命；慶幸雖然家裡和劇中宋家有著相同的成分問題，卻生活在一個環境相對寬鬆人性相對柔軟的小村莊，至少在我的感覺裡是如此；慶幸我初中、師範、參加工作的青少年時期，時間已經進入偉大的八零年代——門窗推開、圍牆推倒，迎面吹來清新的風。
劇中幾位主角大我十幾二十歲的樣子。我與祖國改革開放同步成長的順理成章，於他們卻是青年時代面臨時代突變的人生拐點。
宋運萍、宋運輝姐弟倆出生在一個有著反革命（父親曾被國民黨部隊抓去當過兵）成分的家庭，1978年，姐弟倆同時考上大學，沒有上過高中、完全靠邊餵豬邊自學參加考試的宋運輝還是全縣第一名。但此時文革剛剛結束，成分論餘毒未消，已經失勢的造反派甚至貧下中農，都不接受宋家一下出兩個大學生，姐弟倆的政審檔案都被扣押下來沒有報上去。倔強單薄的少年宋運輝，站在革委會的院子裡，一遍遍背誦人民日報關於高考的社論，用來自中央的聲音抗爭反革命家庭成分對他們姐弟倆的最後狙擊。在背誦兩百多遍後，革委會主任終於答應把他們的檔案送到縣裡，最後換來的是隻能給宋家一個上大學的名額，姐弟倆的人生就此各奔東西——姐姐瞞著弟弟主動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宋運輝一步踏進大學，站到了思想解放、眼界開闊、精神自由的最前沿。而姐姐宋運萍，則留在家鄉，和男二號雷東寶帶領的另一群人一起匯入土地承包、發家致富的大潮。
對時代背景的沉重、人物命運的被揉搓、小人的人性惡、貧窮中的懶與惰，劇中表現得其實很含蓄很節制，並沒有過多的情節渲染和臺詞批判，甚至還用鏡頭用音樂用環境，柔軟且善意地進行了包裝和美顏，但我看時卻一次次地淚流滿面。
當宋運萍姐弟還不知道家庭出身要給他們最後一擊，因為考上大學而奔跑在美麗的山村道路上，臉上綻放出充滿希望的笑容時；
當宋運輝單薄的背影，孤獨卻倔強地站在陽光下的革委會院子裡，在眾人的圍觀與議論中，汗流浹背地一遍遍背誦社論時；
當宋運輝在別人都接到通知書就姐弟倆沒接到，還得知姐姐為了自己其實已經放棄上大學，於絕望之中指責是父親拖累了自己和姐姐的人生時；
當宋運輝從醫院拖回生病的父親後，無意間在門口地上撿到寄來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扭頭看向家人一行熱淚滾滾而下時；
當宋運萍為弟弟洗曬上學要用的被褥，望著眼前如畫的山水若有所思、突然失神時；
當小雷村的大年初二，雷東寶把村裡青壯年聚在一起，這個原本要到丈人家拜年的日子，全村竟然沒有一個年輕人有丈人家可去時；
當宋運輝離家上學後，在政治運動中噤若寒蟬的宋父，把兒子寫的平反申請扔進灶火中時……
……
真的幾乎沒有什麼煽情臺詞，也不說什麼大道理，如畫的鏡頭中那些質樸、謹慎又蓬勃的青春本身，就讓人潸然淚下。
夢想與希望，在此時還是涓涓細流，遠未匯成大江大河——
宋運輝拼命學習，他明確說是為了宋家，而非為中華崛起，雖然牆上掛著那一行大字。宋運輝的夢想是好好讀書，將來把家裡人都接到上海去。
雷東寶拼命折騰，只因為他當兵五年回來，五年間，村裡竟然沒能娶進一個新媳婦，放眼望去，全是光棍，包括他自己。他這樣一個復員軍人、黨員、還當上大隊副書記的大好青年，總算有媒婆上門，給他介紹的還全是歪瓜裂棗甚至殘疾人。雷東寶的夢想是，吃飽飯，讓全村的光棍能娶上媳婦，還有他一見鍾情的宋運萍。
宋運萍原本想第二年再考大學，卻在越來越難的競爭中失敗終至於放棄，她選擇了養兔賺錢就地生根，開始另外一種人生。
希望確實在前面，已經能看到它明亮美麗的光芒，但眼前，首先要跨過的，是生的掙扎。
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法抗爭的命運巨輪對一個人的輾壓其實是非常殘忍的，完全可以從精神到肉體摧毀一個人。宋父這個角色把這種外表看起來努力維持著完整、其實骨子裡已經被摧毀的感覺表現得非常好。他唯一的支撐大概就是一雙優秀的兒女了。所以當兒子因為大學錄取似乎無望憤而埋怨父親時，這位父親沒有因為兒子衝動之下的錐心之語而生氣悲傷，而是從精神到身體上一下坍塌，住進醫院。
拯救他的不是醫藥、也不是兒子清醒後的悔恨歉疚，是那張姍姍來遲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他們全家被反革命成分籠罩多年的陰影，終於散去一角，陽光照了進來，照在他兒子年輕的面龐上。
在乾旱的地方、在石頭夾縫、在深深地底，生命之泉正突破一切阻礙湧出……
5集過去，不管是青澀的宋運輝、被迫放棄的宋運萍、還是在赤貧中折騰的雷東寶，在他們面前，知識大門正在敞開、愛情之花正在萌芽、致富之路正在延伸。
年輕的他們，以蓬勃的樣子，各自提著一盞燈籠前行。
大江大河，正涓滴走來。
附：餘虹《命運七七》
1977年，一個政策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有幸我成為其中的一員。
在很小的時候，我上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1970年，經過三年武鬥的停課鬧革命後，四川大巴山裡的一個小鎮復課鬧革命了。小鎮上所有的同學都回到了學校，而我卻被學校拒之門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父母有政治問題，兒女就沒有權利上學。這是什麼邏輯？當時我想不通，至今也沒有想通。
叫人想不通的邏輯迫使我投親靠友浪跡到湖北求學。在那裡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團，做了團支部書記，還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這樣的政治賤民上大學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棄了這一奢望。高中畢業後老老實實下鄉，老老實實改造，老老實實地望著縣城的煙囪，夢想去那裡當一名工人。沒想到1977年恢復高考，給了我一個意外的驚喜，我有資格考大學了，但初選政審時又落選了。此間縣澱粉廠來我們知青點招工，按當時的政策，下鄉兩年以上的知青才可以招工，而我們點上只有我具備這一資格，心想天無絕人之路，上不了大學當個工人也可以。但公社某權力人士指示招工人員將這個指標給另一位下鄉不到兩年的知青，理由仍然是我的父母有政治問題。父母有政治問題就可以將他們的兒女逼上絕路，不管他們自己怎樣努力，這是什麼天理呀？正當我身臨絕境之時，老天發了慈悲。1978年春擴大招生的政策對我這樣的“牛鬼蛇神”（年紀大的、政治上有問題的考生）網開一面，我被收羅進了大學，於是，我成了77級的一員。
像所有77級的大學生一樣，政策神奇地改變了命運，也許政策就是命運。我不僅上了大學，還讀了研究生，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成了體面的大學教授，這是我在1977年以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像大多數77級的大學生一樣我由衷地感謝那個偉大的政策和制定政策的人，也像大多數77級的大學生一樣拼命地學習和工作以回報自己的幸運。“77級”作為一種光榮與幸運的標誌在很長一段時期籠罩了我的內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夢。自77年的幸運以來，我常常夢到在中學和在農村當知青的情形，夢迴那渴望上學與招工而又恐懼政審的日子，那是個永遠被政審著、永遠也沒有上學與招工希望的日子。就這樣“我”被“77級”這個符號一分為二了：一個“不幸的我”，一個“幸運的我”；一個恐懼不安的我，一個僥倖得福的我。僥倖得福的我對我之所得充滿感謝，恐懼不安的我對我之所得心存疑慮。前者在白天給我陽光，後者在夜晚給我黑暗；前者讓我感到命運發生了改變，後者提醒我命運一如暨往。如此雙重的生存感使我對“1977”或“77級”懷有非常複雜的感受與體悟。
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市面上正熱演印度電影《流浪者》。當我看到銀幕上的拉茲在教室裡苦苦哀求老師讓他上學而被拒絕時，我的眼淚怎麼也止不住地一個勁地往下流。在拉茲那裡我看到了自己，只不過拉茲被拒絕上學是因為他偷過東西，而我是因為父母的政治問題。不管因為什麼，一個問題一直困惑著我：誰可以找個理由剝奪一個孩子受教育的權利？隨著閱歷和知識的增長，我慢慢知道了“自然權利”是怎麼回事。一個人上學的權利不就是自然權利嗎？即那種無條件的不能因任何理由而被剝奪的權利。
1977年恢復高考讓一代人成了幸運兒，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餘我們是否更冷靜地反省過自己的命運？恢復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麼關係？“高考”是什麼意思？除了很多別的意思外，高考顯然是落實每個人受教育的自然權利的一種歷史方式，具體而言，是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歷史條件下維護每個人公平競爭上大學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剝奪，又因恢復高考而被恩賜。在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復”這種具體的歷史形式，而是“剝奪”和“恩賜”的權力機制。換句話說，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權利是由某個絕對權力來定生死的，這乃是“77級”這一歷史事件最為隱秘的意義。
被剝奪的權利與被恩賜的權利是同一個權利，憑此權利而生存的人被同一命運所左右。從表面上看，當權利被剝奪時你是不幸的，當權利被恩賜時你是幸運的，但從根本上看，你在剝奪與恩賜的輪迴之中。今天你被恩賜，明天你就可能被剝奪；你這一代人可能被恩賜，下一代人則可能被剝奪。一旦人的自然權利成為絕對權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權利就是一個假象。也許我們在得失之中的不安與恐懼就置根於此？也許那不絕如縷的噩夢警示著白天所遺忘的真實？
可悲的是，我們習慣了記住恩賜而遺忘剝奪，更難以在歷史的輪迴中體會命運的秘密。本來，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容不得任何權力的剝奪，也無須任何權力的恩賜，但人類的歷史大多是權利被權力剝奪與恩賜的歷史，這就是所謂的野蠻史。從根本上看，人類的文明史乃是擺脫野蠻的歷史，即從根本上改變權利與權力的關係的歷史。可悲的是，這一歷史的發生是如此的艱難。
說到底，自然權利得不到超個人與超集團的體制性保障，而需要權力個人與權力集團的恩賜，這是任何一個野蠻民族的命運。“77級”是這一命運的突出症候嗎？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看到了改變這一命運的希望嗎？一種由權力恩賜的權利隨時都可能被權力收回，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消除不了的恐懼嗎？何時我們才有不可收回與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
也許，命運的真正轉機不在剝奪與恩賜輪迴轉換的瞬間，而在自然權利不被絕對權力任意剝奪和恩賜的時刻。這一時刻有賴於一種意識的覺醒，即不再沉迷於被剝奪的哀怨與被恩賜的慶幸，不再將剝奪看作不幸而將恩賜看作倖運（恩賜的慶幸往往掩蓋著剝奪的不幸）。事實上，剝奪與恩賜都是同一命運的表現形式，而反省到自然權利的不可剝奪性與不可恩賜性才是改變命運的契機。為此，我們說只有當人們從對權力恩賜的感恩戴德中擺脫出來而時刻警惕權力對權利的剝奪時，只有當人們意識到維護自己的自然權利是自己的天然責任而不是等待權力的施捨與恩賜時，只有當人們找到了一種有效地確立與保護自然權利的現實方式而拋棄權力膜拜時，命運的轉變才真正到來。
古希臘的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在他那個有名的命運悲劇《俄狄浦斯王》中借歌隊之口在劇終時說：“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請看，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個著名的謎語，成為最偉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帶著羨慕的眼光注視他的好運？他現在卻落到了可怕的災難的波浪中了！因此，當我們等著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時候，不要說一個凡人是幸福的……”
要說77級的幸與不幸，為時還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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