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章行老相識
我是溥儀的三妹，姓愛新覺羅（漢語稱為“金”），名韞穎。蕊秀是我的號，後來用開了便成為名字。1923年，我與郭布羅潤麒結婚後一同到了日本東京。他住校，每週回來一次；我在家向家庭教師學日語。在此期間，我和溥儀常有信件往來。1945年後，我寫的這些信件不知被什麼人得到，將其編入《滿宮殘照記》一書中。現在讀起來，覺得幼稚可笑。
聽我七叔載濤說，章士釗先生（字行嚴人稱章行老）看過《滿宮殘照記》後，認為我給溥儀的信寫得很天真，很有意思，到處打聽我的下落。後來，在政協會上見到我七叔，才知道我就住在北京。那時，我住在交道口北兵馬司10號，正在做街道工作。我在街道上曾擔任過衛生組長、居民組長和治保委員。
1954年，有一天，七叔載濤把我帶到東四八條章行老家。他一見我就高興地說：“我很想見你，你給溥儀寫的信很有意思，我是從一本《滿宮殘照記》上看到的。我把那本書呈給毛主席看了。”那天章行老還請七叔和我吃飯。在座的有章夫人，朱啟鈐先生夫婦，還有朱海北先生夫婦等。飯後，章行老說：“過些日子，你寫個自傳，我呈給毛主席。”
我回家用鋼筆白紙寫了自傳，把由小時候唸書一直到解放後的事都寫了。其中，還寫了一段1946年我在吉林通化縣的生活。
那時，由於經濟困難，我的生活全靠鄰居和附近的解放軍接濟。有時，解放軍戰士還給我一些細糧。我說：“不要細糧了，給我點粗糧就行了。”當時，我的二兒子患骨結核，沒錢治。有一個姓孫的，自稱是解放軍的“通訊員”，常給我送錢，有時10元，有時20元。他還說，要帶我去瀋陽找我丈夫郭布羅潤麒。但他又不讓我帶孩子。我說，“不帶孩子可不行”，沒跟他去。過了些天，聽街長說，那個姓孫的是國民黨特務，被政府逮走了。我差一點上了他的當。章行老誇我說：“這樣實實在在地寫，很好。”
我在自傳中還提到一件事，就是從長春帶出來的東西在臨江時交給了當地的解放軍負責同志，餘下的擺攤賣過，以後又全部交給了臨江縣政府。臨江縣政府給我開了收條。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這些收條被我燒掉了。在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中，他只寫我曾在通化擺攤賣東西，沒講我以後把東西全部交給臨江縣政府的事，特此補充。
我寫完自傳後，請章行老幫助看一看，他看完後說：“寫得太簡單了。這紙也不行。”又說：“明兒我給你改一改，你就到我這裡來抄寫吧。”
一天下午，3點鐘左右，章行老改好了稿子，讓我去看。對他改的一些地方我不同意。譬如說：“溥儀記性好，人名記得很清楚，很聰明”這樣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寫。我說，“我心裡沒那麼想，不敢向毛主席說假話”，要求去掉。章行老象有點生氣的樣子說：“要是給別的人寫東西，我就不改，你是個女同志，否則，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說：“您還是管吧。”好歹把老人家說通了，按我的意思改過來。說真的，至今我還堅持，溥儀的記性並不很好。記得30年代我在日本時，曾給溥儀寫過信，告訴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塊吃，有毒。”過後他又來信告訴我：“聽人說，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這說明他的記性還是不好。所以我不同意說溥儀聰明。
我的自傳放在章行老家，經我們一老一少，改了寫，寫了又改，用了好幾個半天，終於抄寫好了。最後，自傳是用舊時代的一種公文札子抄寫的。札子的封面用花緞裱過，裱糊得很講究。在札子裡面還貼著我兩張過去的相片，一張是我的結婚相，另一張是旗裝相。
過了很久，我又一次去東四八條章行老家，老人很高興地告訴我：“毛主席來信了。”他把毛主席的親筆信給我看。大意是，信收到了，那件事（就是關於我的事）已交人處理了。大約過了兩年，我被安排為北京市東四區政協委員。
1960年，我第一次被周總理接見時，總理對我說：“關於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給我，我交給下邊辦的。”我當時想，毛主席、周總理日理萬機，還為我這樣的人操心，使我由衷地感謝。當然，這與章行老的熱情幫助和推薦也有關。否則，中央領導怎會知道我這微不足道的人呢？真可惜，章行老替我修改的一大卷自傳材料，“文化大革命”期間也都被燒掉了。
二、去撫順探親
1956年開政協會時，毛主席對我七叔載濤說：“溥儀學習得不錯，你可以帶著家屬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去看望他。”在彭真市長的關懷下，七叔載濤帶著我和我五妹去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去撫順前，我七叔帶著我到市政府拜訪彭真市長。彭市長叮囑我們，那邊天冷，要穿暖和了。市政府給我和五妹各發了100元錢購置衣服。記得我當時買了一件燈心絨外衣和黑色燈心絨褲子，還買了一身棉毛衫……。彭市長還說：“你們是去看親戚，可以買點吃的帶去。買點兒點心，政府可以給錢。”經與七叔商量，決定入口的東西不能帶，怕責任太重。本來彭市長讓我們自己去撫順，但我們都認為，還是由政府派人帶著才妥當。市長便派公安局的丁科長陪同我們去。丁科長這人真好，給我們安排舒適的住處，帶著我們逛公園，照顧得非常周到。
1956年3月9日，我們到了撫順，住的是招待蘇聯專家的招待所。當天我們就去了管理所，先見到的是所長，我七叔載濤向所長說：“毛主席派我來看溥儀等人。”所長介紹說：“溥儀、溥傑等學習得都很好。”然後，把溥儀、溥傑、郭布羅潤麒、萬嘉熙、毓蟾、毓喦、毓嵣等找來和我們見面，看到他們每個人的氣色、身體都不錯，精神狀態也很好，我們很高興。談話中，當他們聽說彭市長曾讓我們從北京帶點吃的來，我們沒敢帶，他們很遺憾地說：“要帶點吃的來多好啊！”確實，離開北京多年，怎能不想北京的吃食。回想起30年代我在日本時，一談到北京的小吃就眉飛色舞的情景，對住在管理所的親人們的心情，我是能夠理解的。這時我又後悔沒聽彭市長的話。
在管理所我們參觀了宿舍、食堂、圖書館、運動場，各處都很整齊、乾淨。在食堂裡，我們還見到一大桶蝦，說明他們吃的是不錯的。郭布羅潤麒說，他是病號室的學習組長。他們還自己編戲自己演。郭布羅潤麒扮演一個女角叫“葛娃”。後來，他在管理所的滑冰場上溜冰，有人就從背後指點著他說，這就是那個“葛娃”，看來他演得還不錯，給人的印象挺深。郭布羅潤麒還說，有個時期，他血壓高，領導就讓他單吃小灶。在管理所的人，生了病，立即有好大夫給治，即使在深夜生病，醫生也起來給看。有的藥當地沒有，就派人到外地去買。他們說，黨不念舊惡，對他們在政治上幫助，生活上優待。這種改造辦法，讓人心服口服。有些日本戰犯，雖然中軍國主義的毒很深，但經過一段時期艱苦的學習改造，他們也能認識到侵略他國的罪惡，並從心裡感謝中國共產黨。有的人在遣送回國走上海船時，還高呼：“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許多事實，都說明共產黨偉大，管理所執行黨的政策好。
我們由撫順回來後，彭市長親自到我七叔載濤家聽取彙報。我七叔把到撫順的經過向市長作了彙報。我和我五妹還對市長說，我們買了暖和的衣服，感謝市長。市長說：“別感謝我，這是政府給的。”
在這以前，我大兒子宗弇患盲腸炎時，市長曾派人送來100元錢救濟，我們全家人都感謝萬分。
三、溥儀到東城區政協參加活動
1959年12月，溥儀被特赦之後，聽說我是東城區政協委員，在東城區政協上班，很高興。我便請他到我們機關看看。那時我們區政協在什錦花園的一處大四合院裡，經常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當時，政協有個京劇組，我也參加了。溥儀雖不大懂京劇，但也興致勃勃地去看我們排演戲。後來他還和溥傑、嵯峨浩一同到工人俱樂部看我登臺演出。演《四郎探母》時，我與李明儒委員扮演“八姐”、“九妹”。我還演過《鳳還巢》和《大登殿》的選段。起先我還不敢唱，京劇組一位姓惲的老同志一句一句地教我，還拉著胡琴帶我唱。練會之後，第一次登臺時，我往臺下一看，淨是熟人，心裡直撲通。但唱過幾句，膽子就大些了，終於把自己擔任的角色演了下來。溥儀、溥傑、嵯峨浩都說：“真想不到，你還唱得不錯。”
四、周總理對我們一家人的接見
1960年1月26日，即溥儀被特赦後回京不久，周總理在全國政協大廳裡第一次接見了我們。被接見的有載濤、溥儀、金欣如、金蕊秀、金韞馨、金友之、金韞娛、金韞歡等。接見後，周總理和我們共進午餐。周總理精神飽滿，頭髮沒有一根白的。他讓人感到既威嚴，又親切。總理見到我，第一句話就問：“你是老三吧？”我說：“是，我行三。”總理又問：“你們東城區政協有多少委員？”我說：“有300多人。”總理又問：“男委員有多少人？女委員有多少人？”我當時記不清這個數字，覺得自己沒盡到責任似的難過。總理見我很窘，就設法讓我輕鬆一些。他很慈祥地對我說：“我在全國政協，你在區政協，咱們是同事。”總理的話，象一股暖流湧遍全身，使我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緊張的情緒頓時消失。總理很會聊家常，他說：“滿族人，我一看就能看出來，如舒舍予夫人，我一見到她就問：“‘你是滿族人嗎？’果然是。”過了一會兒，我五妹金韞馨來了，總理說：“你可不像滿族人，大概吃漢人奶吃多了。”我們見到總理這樣平易近人，就一點也不拘束了。那天，總理和溥儀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工作問題。總理和溥儀一問一答談得很具體。
總理：你願做什麼工作？
溥儀：我願意當工人。
總理：你的算術怎麼樣？
溥儀：我沒學過算術。
總理：工人看圖可需要數字……你還能做什麼？
溥儀：我在管理所學過針灸，我願意在醫院工作。
總理：你在醫院工作也好。你給人治病，治好了沒事；如果治壞了，可就不合適啦。
我聽到他們的談話就是這些，到底溥儀做什麼工作合適，他自己要繼續考慮，總理也還得為他操心。事後，溥儀對我說：“總理對我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呀，我太感激了。”
第二次接見是在1961年2月12日，地點在中南海西花廳。被接見的人有：載濤、溥儀、溥傑、鄭廣元和金欣如、郭布羅潤麒和金蕊秀、金韞嫻、萬嘉熙和金韞馨、金友之夫婦、王利民和金韞娛、金韞歡等。那天正是農曆12月30日。周總理說：“請你們來，一起過過年。”下午5點多鐘，總理和總理夫人同我們在一個小飯廳裡吃年飯。一共擺兩桌，總理和夫人與載濤和我們兄弟姐妹一桌，另一桌是中央統戰部的徐冰同志、市委統戰部廖沫沙同志，還有北京市民政局局長以及郭布羅潤麒等人。餐桌上擺著許多餃子和很多菜。記得有一盤蒸得很爛的鴨子，總理忙著給桌上的每個人夾鴨肉，他自己卻沒怎麼吃。最後，上來一種甜食——粘米粥，據說，那粘米是別人送給總理和夫人的。席間鄧大姐不停地張羅大家吃飯，她看那一桌的男同志多，就說：“你們這桌人年輕，吃的多，我來支援支援你們。”說著把我們這桌富餘的餃子和菜往那桌上端。這頓飯使我一生難忘，我總也忘不了在總理身邊的幸福和溫暖。
這次接見中，總理談得最多的是溥儀的婚事和溥傑夫婦團聚的問題。總理和夫人對溥儀的婚事都很關心。總理對溥儀說：“你一個人，沒人照顧，要找個對象，要有個家嘛。老這樣孤家寡人行嗎？”鄧大姐也說：“是得有個家，總得有人照顧呀！”當時溥儀雖然只簡單地答應。“是、是。”心裡可實在真感激。由於總理夫婦的關懷、贊助和同志們的幫助，後來溥儀終於成了家。關於政府準備把我二嫂嵯峨浩接來與我二哥團聚的事，總理對我們說：“嵯峨浩要是來了，大家得幫助她進步。她是由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來的，對於我們的社會，不會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幫助她，不要操之過急，不要有什麼顧慮，要多和她接觸。”我們都一一答應了。
第三次接見是在1961年6月10日，嵯峨浩來北京不久。地點也是在中南海西花廳。那天，被總理接見的人，除溥儀、溥傑和嵯峨浩外，還有浩的母親嵯峨尚子，浩的四妹町田幹子，溥傑的次女嫮生，以及鄭廣元和金欣如、郭布羅潤麒和金蕊秀、金韞嫻、萬嘉熙和金韞馨、金友之夫婦、王利民和金韞娛、金韞歡等。另外，還有幾位滿族人士作陪，如舒舍予先生夫婦，程硯秋夫人果素貞，連翻譯都是滿族人。接見後，總理還宴請了大家。這次有好幾桌。浩的母親嵯峨尚子見了中央首長，有點緊張，說話都很小聲。總理對他說：“你是團長。”特意安排她靠近自己就座。然後又給溥儀、溥傑等人一一安排了座位。都坐定後，總理才向嵯峨尚子等講：“聽說你們要到各地去參觀，所以就提前請你們來了。總理還說：“慧生（溥傑長女，已去世）給我來過信，她很敢說話，我很喜歡這樣有勇氣的青年。”他又對嵯峨浩說：“把慧生的照片給我一張吧。”溥傑和嵯峨浩回家後，便把慧生的放大照片及時呈送給總理。
對溥傑的次女嫮生，我們大家都希望她留在北京，可是她願回日本。總理對她說，你母親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結了婚；你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結婚也可以嘛。以後，如你願意，隨時可以來中國。有這麼一家親戚也好嘛。嫮生非常感謝總理，她對我們說：“總理的話真是語重心長。”她回日本時，特意買了一幅周總理的繡像，留作紀念。
五、參加國宴
1962年的一天，劉少奇主席設國宴招待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時，溥儀、溥傑、嵯峨浩、町田幹子、嫮生和我應邀參加了國宴。
還有一次，周總理歡迎越南總理范文同時，我們全家也被邀一同觀看了節目演出。
我有幸屢蒙中央領導同志接見，親聆總理教誨，深感黨和政府對我們一家的關懷是太周到了。
六、我們一家對周總理的懷念
周總理最後那次接見我們全家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那天他和我們足足談了五個鐘頭，毫無倦意。那時總理的頭髮還未白。“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從電視上看到他老人家瘦了許多。後來，又發現總理臉上出現了老人斑。我們很擔心他的健康狀況。以後，聽說總理生了病，住醫院了，我們的心就懸了起來。後來，聽說總理出了醫院，還在人大會堂作了報告，我們又感到有了主心骨，放心些了。
1976年1月，我們突然聽到周總理逝世的消息。乍聞噩耗，好像天塌地陷一樣。哀樂一響，我們全家都慟哭起來。我給我二哥溥傑打電話時，他們全家人包括保姆也都在慟哭。我和郭布羅潤麒給周總理夫人寫了慰問信，勸她節哀，多多保重。信是通過國務院辦公廳轉呈的。
1977年，在日本成了家的嫮生來北京探親時，特意帶來她們全家做的花，敬獻在周總理像前，表達她們一家對周總理的崇敬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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