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包拯的鬥爭策略，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做事踏實，講究實際。有些人的弱點是說得多，做得少；包拯卻是：少說多做。他一旦掌握了事實，經過深思熟慮，然後再行動。沒有把握的事，在一般情況下他是不會輕易有所舉措的。蘇舜欽等文人聚會吟詩，他不參加；王拱辰群起圍攻改革派，他始終不為所動。這些情況很典型地說明了包拯的做事風格。他積極進取、作風踏實、行動穩健。他的奏摺，往往彈無虛發，產生了相當大的威力，使一些貪官汙吏聞之膽寒。他的批評很嚴厲，但又在關鍵的時刻能夠設身處地為仁宗考慮，從實際出發，尋找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第一個方案達不到，就提出採取第二、第三個方案，這樣就給仁宗提供了一些緩衝的餘地，有了下臺的階梯，便於打破僵局。
譬如：許多人共同彈劾貴戚張堯佐，說他不配當三司使，而當時仁宗正在迷戀張貴妃，不願太傷感情，下不了決心，包拯就婉言提出能否將張調出外任，緩和一下輿論，以便逐步分段解決矛盾。這樣一來，仁宗就有了下樓的臺階，從而打破了僵局。在那個封建專政的社會里，面對仁宗這樣一位既提倡改革，又相當軟弱的皇帝，包拯一方面積極冒顏直諫，同時又講究策略，考慮皇帝的承受能力。這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包拯是善於進攻的，同時又善於防守，在進攻的同時，他又採取適當的措施來保護自己；他猛打猛衝堅定不移，同時也講究策略，有時還以退為進。
在“奏邸獄”事件中，蘇舜欽等人被貶謫，包拯在諫院裡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夥伴，變成孤掌難鳴。經過一番認真的思考，包拯提出了請調外任的報告，而且一連寫了7次，態度十分認真。在進攻中使用這種策略，首先要有一種不怕丟官、不怕丟烏紗帽的勇氣，要有淡泊坦蕩的胸懷。當他的報告得不到批准、還需要繼續留任時，他又勇敢地向貪官汙吏發動一場又一場的進攻，掀起一個又一個震動全國的反對貪汙腐敗的大戰役。在矛盾尖銳的時刻，他有時退卻，在退卻之中，又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憂慮。他很機智地使用了以退為進的戰略。一旦被留任，他就奮勇拼搏，不避風險，為推行吏治改革作了不懈努力。有些人，往往在不利的環境下，隨波逐流，喪失原則，做出一些違心的事來，同時還要責怪環境。包拯不是，即使環境惡劣，他仍然不喪失原則和人格。他講究策略，講究實際，每走一步路，都要經過深思熟慮。看準了就堅定不移地去行動，這就是包拯的風格和個性。因此，他的成功率比較高，失敗的可能比較小。
有人說：包拯的許多觀點和改革的建議，都是就事論事，不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能夠提出一套改革的方案，因此他還算不上是思想家、理論家。從包拯的認識水平來看，在他的晚年，是能夠提出一套改革方案的，但是他沒有提出，這與“慶曆新政”的失敗有直接的關係。包拯一出仕，就碰上了這場改革運動。他目睹了這場改革的興起和失敗。那樣一批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都被打下去了，自己再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再發起一場改革運動，宋仁宗能夠支持嗎？這樣的運動還能夠發動起來嗎？
很明顯，這是不現實的。
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慶曆新政”失敗以後，包拯像一頭老牛，拉著一輛破車，只好在艱難的道路上亦步亦趨地跋涉。明明看到面前的問題堆積如山，明明看到仁宗皇帝缺乏改革的堅強意志，明明看到自己沒有力量解決全國的積弊，明明看到全國人民在遭受痛苦和煎熬，他只有盡力而為，奮勇拼搏，左衝右突，向貪官汙吏展開一場又一場的鬥爭。
包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個封建社會的忠實奴僕，一個廉潔正直的官吏！在他身上，好像也缺少歐陽修那樣的瀟灑和浪漫，缺少那種玉石俱焚、孤注一擲、不計得失、最後一擊的壯烈拼搏。“慶曆新政”失敗了，歐陽修能夠挺身而出，正面對皇帝的措施提出不同的意見，而包拯卻只是痛苦地保持沉默，而後再做力所能及的反抗。這是他“未跌大跤”的經驗，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侷限性和不足。
包拯所走的這條路，是一條痛苦之路。
這是一條看不到終點的迷茫之路。
包拯的一生，很勤懇、很努力，也很累，可是他堅強地走下去，不低頭，不猶豫，也不後悔。這就是他的人生之路。有人說：這是智者之路；也有人說：這是中庸、愚忠。讓人們去自由評說吧。包拯這個人，是值得人們評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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