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透過《銀幕》（Silver Screen）和《影戲》（Photoplay）這類雜誌能夠一睹好萊塢黃金時代的風采，那麼中國早期電影業的發展狀況也可從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刊物中一探究竟。
美國影評人兼歷史學家方保羅（Paul Fonoroff）便把目光投向了《影戲生活》（Movie Weekly）、《銀花月刊》（Silver Flower Monthly）以及大受歡迎的《青青電影》（Chin-Chin Screen）等雜誌，它們精美的內頁與繽紛的配色著實讓人著迷。
1922年某期《影戲雜誌》（The Motion Picture Review）的封面人物是卓別林。海外電影通常會在中國上映，外國影星也隨之出現在電影雜誌的封面上。
從1920年代早期起，隨著新技術的到來和默片時代的終結，中國的電影業與美國的一樣開始大放異彩。具有強烈視覺衝擊的刊物體現了新時代的電影魅力，這些期刊與小報關注著銀幕與明星的一舉一動，內容從新聞、八卦到劇本、影評、電影理論，應有盡有。
方保羅這些年收藏了大量中國的電影雜誌、粉絲雜誌、紀念特刊和一次性出版物，最近他還出版了一本新書——《中國電影雜誌：從卓別林到毛主席（1921-1951）》（Chinese Movie Magazines: From Charlie Chaplin to Chairman Mao, 1921-1951）。“有些期刊更偏學術性或具有政治導向，但內容基本都與娛樂相關，”他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說，“與封面不同，裡頭的文章實際上（通常）是相當嚴肅的，不過還是會有一些好玩的報道，比如某某和某某一夜情，背後的內幕等等。”
1931年某期《影戲生活》（Movie Weekly）封面上的胡蝶。
美國電影當時很受中國人歡迎，所以雜誌封面通常會刊登好萊塢當紅影星的照片——如伊麗莎白·泰勒、英格麗·褒曼、埃絲特·威廉姆斯和弗雷德·阿斯泰爾等。中國早期影壇也湧現了一批新秀，如阮玲玉，1935年她自殺時全國媒體爭相報道，還有主演中國首批有聲電影的胡蝶，她也是雜誌封面的常客。
當時，中國電影雜誌的封面追隨了好萊塢的步伐，清一色都是光彩照人的影星（“以美女為招牌，”方保羅說），不過它們的封面設計別具審美特色。
“大部分雜誌都效仿了好萊塢的版式——但也有例外，”方保羅解釋說。“好萊塢的電影雜誌封面肯定會有影星的照片——這是最大賣點。但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手繪的電影雜誌封面，它們都是一筆一劃畫出來的，沒有用照片，往往也不代表哪位影星。”
與好萊塢的不同，1920-1930年代的中國電影刊物封面大多使用手繪圖畫而非照片。
被遺忘的藝術
早期的雜誌往往會以抽象圖案、剪影之類的圖形作為封面，筆劃複雜的繁體字（1950年代才開始換用簡體字）也為手繪圖案提供了許多創作空間，這在好萊塢很少見。從敦實飽滿的裝飾藝術字到柔和雅緻的書法線條，方保羅的藏品展示了各式各樣醒目的排版。
“這種版式是這些封面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他說。“排版很有創造性，報頭也設計得很好看。某本雜誌甚至每出一期就會重新設計一次它的圖標。”
電影製片人往往會創辦自己的雜誌，這本1927年的刊物就是由上海默片工作室華劇（Wha Jet）出版發行的。
人們往往對發行雜誌和設計封面的藝術家知之甚少，也有藝術家從幕後走到了臺前，比如葉淺予，他創作了廣受讚譽的長篇連環漫畫《王先生》（Mr Wang），並且在中國最著名的美術高校——中央美術學院任教。但方保羅說，大部分人都無從查考。
“我們平常都不知道這些藝術家是誰，因為他們通常都不署名，”他補充說，“即使有，用的也都是筆名。這些真正富有創造力的人原本可以成為知名藝術家，但是他們的身份卻無從查起。”
相比之下，誰在看這些雜誌反倒更清晰一些：民國時期，看電影大體上是一種都市風尚。儘管電影雜誌也出現在昆明、武漢等較小的城市，但中國早期電影業的發展是以上海為中心。
形形色色的雜誌和偶爾可觀的印刷量反映出看電影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精英活動，它也是工薪階層的活動。以1930年代最受歡迎的電影刊物《電聲》（Movietone）為例，方保羅估算了一下，它每週的發行量能達到1萬冊。
反映中國的歷史
1980年，方保羅在北京大學進修，從那時起就開始沉迷於中國電影業。外國人的身份讓他難以接觸官方檔案，苦於資料難尋的他決定自己組建一個檔案館。
方保羅曾是1986年的電影《大班》（Tai-Pan）的助理導演，在澳門拍攝期間，組建檔案館的工程也正式開始了。脫離了內地的層層限制，他很快就從澳門的書店中搜集到了500多本雜誌。
口袋刊物《玲瓏婦女雜誌》（Lin Loon Ladies' Magazine）鎖定中國都市女性，共發行了約300期。
30多年以後，方保羅收集的海報、劇本和電影用具逐漸塞滿了他在香港特意租用的一間公寓。去年回到美國後，他將藏品轉給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量足有7萬件，包括1萬多期各類刊物。
這些藏品聚焦電影業，也為我們講述了當時的歷史。例如，1940年代早期，戰時雜誌的紙張質量明顯下降了，這種情況在中國北方地區尤為明顯，因為那裡最先遭受日軍侵略。
“它們沒有看起來那麼小眾——也不僅僅侷限於中國電影，”方保羅說。“對設計感興趣的人會有不少收穫。電影與一切都相關，所以，研究中國電影史也是在重溫當年中國經歷了哪些沉浮。”
其實，正如1920年代電影雜誌的崛起反映了技術和文化的發展一樣，透過政治和社會的鉅變也能看到它們的消亡。方保羅的書按時間順序展開，在1951年戛然而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之後的兩年，整個電影業的概念或多或少地被瓦解了，”他解釋說。“1951年，最後一家民辦電影雜誌停刊，最後一批私營電影工作室也國有化了。在批鬥聲中，電影明星可以說走向了落幕。”
默片影星範雪朋是1927年某本紀念特刊的封面人物，她主演了大量早期武俠電影。
1931年電影《流氓皇帝》（The Vagabond King）的紀念特刊，文章稱“該影片比《璇宮豔史》（The Love Parade）的場面更為宏大”。
《都會的歌》這類雜誌關注的是電影配樂。
1937年某期《青青電影》的封面是電影《化身姑娘》（The Boy Is a Girl）續集的劇照。
演員陸露明出現在1939年某期《電影世界》（The Movie World）的封面上。
勞倫斯·奧利弗和梅爾·奧伯倫的《呼嘯山莊》劇照刊登在雜誌《銀影》（Silver Screen，與美國同名雜誌無關）的封面上。
演員李綺年（Lee Yi-Nin）出現在1946年某期《藝壇》（Art Forum）的封面上。
中文電影雜誌的讀者也包括華僑等海外人口。新加坡刊物《電影圈》（Screen Voice）以普通話和粵語電影明星為主。
1951年《新電影》（New Cinema）雜誌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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