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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新華社
原標題：夏斌在2019年1月12日復旦泛海第二屆論壇上的主旨發言
2019年1月12日，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在第二屆上海國際金融論壇上發表了他對經濟政策研究的思考，圍繞“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間的差異”、“當前政策研究中的問題分析”和“企業家怎麼看經濟學家？”三方面進行探討。
以下是現場實錄：
一、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間的差異
今天，我想講講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講經濟政策研究中的方法問題。當然講的過程中間會涉及和表露自己對當前一些經濟問題的觀點。
現在，全國有很多智庫，各個高校也有智庫，都在從事經濟政策的研究。高校的主要任務本來是從事理論知識的教學與研究，現在都在研究經濟政策，包括從海外學成回國的一些教授。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識奉獻給祖國、奉獻給改革開放。但是我感覺也有必要在社會上宣傳一下我的觀點，也許這個觀點很多人也都贊同，就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間是有差異的。今天在場有很多是金融在職碩士、企業家、投資者，不純粹是本科碩士全職學生，所以講點這個內容，也許是有意義的。
經濟理論指什麼？指基於一定的假設條件，對複雜的經濟現象進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識的體系，進行邏輯的演繹。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凱恩斯的經濟學說等等各種經濟學流派理論，都是相對獨立完整的理論。儘管各種理論不盡相同，但分別都是自圓其說的一套理論體系，是概念的演繹，邏輯的自洽。當然有些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如供需問題、市場問題、分工問題，大家都有共識，不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具有普適性的。
經濟政策指什麼？是意味著一個主權國家對於經濟活動、經濟秩序作出的制度約束，即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每一項制度約束的制定者，其主觀上背後可能都受這樣和那樣的理論學說的支撐，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論。我們說供給側改革，這個說法體現的是政策措施，有具體制度性要求的內容。但這個提法出來以後，大學的教授，社會上的學者，紛紛對供給側進改革行各種各樣的理論解說，有里根的供給學派，也有我們自己解釋的新供給理論等。所以我說政策制度和理論不是一回事，儘管政策制度背後往往受制定者腦子中這樣和那樣理論的影響和支配，政策是結合了一個國家一定市場條件下作出的制度規範，是把抽象理論時捨去的具體情況，在制定政策制度時候又放進去進行的思考和選擇。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適性。
政策操作、執行力是什麼？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實際執行中的現象、現狀。相對於理論而言，談不上是嚴格的思維活動，它是實際活動的表現。一項好的經濟政策制度，很可能由於受政治的、社會的、倫理的因素影響，同樣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實。對於這點，我想大家是贊同的。基於對上述概念認識的基礎，我認為我不是經濟學家，起碼不是純理論經濟學家。我一輩子一直從事的是經濟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經濟學家、應用經濟學家。作為經濟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哪個廟的，來自何方，你想搞政策研究，最後就是要看你在獻計獻策方面的功力，出解決實際問題的好點子。
搞政策研究的，瞭解上面講的三者的差異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說什麼？我的落腳點是什麼？一週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發言，我很清楚我是通過分析，最後重點在講政策建議，在講制度、政策應該怎麼調整，而不是講理論，不是在講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至於背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新古典理論，還是凱恩理論，沒有直接的關係。
二是如果落腳點在中國經濟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麼需瞭解中國經濟運行的現狀與特徵是什麼？與他國有什麼不同？實際執行力又是什麼情況？譬如，面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逆週期調控是必然的。對於融資難問題，央行其實是放鬆了銀根。但為什麼央行的總量政策效率老不高？過去說央企、大型國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容易從商業銀行得到貸款，民營企業、小企業不易得到，央企把得到的貸款又放給民營企業，放高利貸賺錢。前一陣子，銀保監會主席提出了要“125要求”，其中要求國有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比例三年後要達到50%。消息一發出，銀行股大跌，市場馬上給你臉看。當然聽說此發言最後沒有變成正式的制度。但是大家知道，銀保監會主席這麼說了，內部對銀行體系的要求是很嚴的。堅決要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前兩天李克強總理又去銀行視察了。上面非常重視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有的基層銀行是怎麼做的呢？現在他們也積極給中小企業貸款，但給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業，而這些好企業並不需要貸款，或者說不需要那麼多貸款，怎麼辦？銀行就說你拿著吧，企業還不敢不拿，以後還要不要跟銀行打交道？民營企業拿了貸款以後沒有用，自己又去放貸給別人了，這是融資難的問題。就解決融資貴的角度說，銀行的一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4.35%，有的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利率降到3.5%，統計報表彙總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貸款利率降低了。實際上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後，要求你不能亂用，你必須反過來買銀行的理財產品，或者告訴你，你拿了我的貸款，必須買某個地方發的理財產品，當然利率肯定是高於3.5%。對民營企業來說也無所謂，反正白賺了一點利息，撈到了好處。對銀行來說走了一圈賬，完成了上級任務，降低了利率。其實一切都沒變，但銀行企業兩相其美，何樂而不為。這樣的現象儘管不是普遍現象，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什麼？是政策制定錯了？還是說執行中的問題？
由此啟發我們，中國在整個體制轉軌時既講市場機制又講行政干預機制，兩者的最佳搭配體現在某一項具體政策上，應該有什麼樣的約束條件？需要另外有什麼樣的制度做補充等等，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現實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的討論所能解決的，也不是看幾本書能搞懂的。中國這麼大，如果落腳點是研究中國的政策，你必須要了解中國長得什麼樣，是什麼狀況。
三是改革開放的主體方向是市場化、全球化，集40年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當然不乏也有不少教訓），集中到一點，就是漸進改革的策略，是兼顧了穩定、發展、改革三者之間的關係。落實到政策研究層面，背後又沒有動態演化的現成理論可作參考。流行的多是各種均衡理論及其衍生的週期理論、危機理論。我認為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理論、凱恩斯理論，對我國複雜的漸進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論解釋。當然經濟學界有動態演化理論，但這個又不被主流所承認。那麼我們做政策研究的，應該怎麼做？
我曾在80年代寫過一篇文章，當時年輕，血氣方剛、熱血沸騰，出謀劃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場機制的東西搬過來。但是經過一段實踐，發現很多問題後提出，改革者的口號應該是什麼？我認為應該是，當前能幹什麼，而不是應該幹什麼。我們知道彼岸是什麼，但是從此岸到彼岸不是簡單的事，並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彼岸的方向是明確的，是必須堅持的。但搞中國的現實政策研究，最忌諱的是用其他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標、比例、數據，簡單地套用到中國。譬如有人經常說，某某國家在某某問題上怎麼怎麼，我們應該怎麼怎麼。問題是你怎麼走過去？比方有人說，美國間接融資比例多少，直接融資比例多少，他們這樣，我們也要這樣。那你怎麼幹？怎麼樣在短期內把直接融資譬如干到60%或70%？中國為什麼一下子幹不過去？什麼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場的原因？還是其他什麼原因？這是需要認真地實事求是地去研究。
二、當前政策研究中的問題分析
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關於這樣的文章太多了。14億人口，連續40年，年均9.5%的GDP增長，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這是西方經濟學家也一直在說的判斷，這個奇蹟已經改變和正在改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國的成績確實是歷史性的，但是同時正如習總書記在最近報告中講的，同時中國又處在“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危和機同生並存”的時期。那麼對政策研究者來說，必須對該時期的經濟事實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準確的把握。危和機並生，“機”往往好理解，說的也很多，“危”到底怎麼理解？這涉及到對這幾年經濟基本走勢的正確把握。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的重大任務時指出，要重點打好三大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三大攻堅戰我簡單講，一是防汙染，二是脫貧，三是防風險。十九大報告之後其實很多媒體沒有清楚解讀。我一直在宣傳，三大問題，第一是汙染，汙染是講什麼問題，是講人和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嚴格意義上講不是經濟領域的工作，當然治汙染要花錢，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經濟工作本身。第二是脫貧，3000萬人貧困問題要解決，也會涉及到資金，但嚴格講，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收入分配的問題，是社會學的問題。第三個，眼前中國經濟領域的事太多了，問題太多了，國企改革問題、民企問題、鄉村振興問題、一帶一路問題等等。這麼多問題，黨中央沒說任何一件事是攻堅戰，唯獨說要防控重大風險是攻堅戰，這是2017年10月講的。但是當時社會上不敏感，媒體也沒有突出報道。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黨中央又一次明確地指出，“防控重大風險，就是防控金融風險”。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問題是高度的重視，提法是史無前例的。三大任務如果沒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得不到人民的認可，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進入2019年，經濟形勢不會因日曆翻過了一頁，翻過了一個月，馬上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嗎？不會。矛盾還是這些矛盾。我認為，2018年的經濟工作，第一個維度是通過供給側改革，新舊動能轉化，穩定經濟增長，第二個維度就是慢慢釋放風險，同時守住風險底線，簡單講全部經濟工作就是要抓好穩增長和防風險這一主要矛盾。進入2019今年，形勢發展會怎麼樣？內在趨勢性的發展邏輯仍然沒變。大家的判斷無非是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形勢更加複雜、更加嚴峻，經濟下行壓力更大。有人預測6%-6.5%，有更悲觀的預測是6%以下。
所謂“更加複雜”指什麼？中國經濟原來本身就有短期的、長期的問題，週期的、結構的問題，錯綜複雜在一起，現在加上中美摩擦，加上2019年全球經濟減速因素，以及再加上國際地緣政治矛盾，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何時又要爆發局部戰爭等等，使得形勢更加難判斷。
中央也提出形勢“更加嚴峻”。我理解，面對上面所說的“更加複雜”的形勢，調整轉型本來就很痛苦、很嚴峻。因為多年積累的風險要慢慢釋放，比如說P2P，大資管問題的風險要解決，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壓力要加大。現在又加上了松貨幣政策的意圖傳遞到松信用、松信貸的邊際效應在下降，內在的信貸需求在減弱，即宏觀的調控能力在減弱。以及由於改革的遲緩、產權保護的不足，民營資本沒有安全感，即微觀的活力明顯不足。宏觀與微觀的變化，使得2019年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面對這個背景，對我們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戰。
1、在宏觀上首先毫無疑問必須穩住，必須在容忍經濟增速有所下行時也要穩住，穩住就是要防止斷崖式的下跌。為此必須採取鮮明的逆週期調控，必須松貨幣、松財政。但是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在下降，怎麼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著什麼？松過頭了又意味著什麼？這個分寸怎麼掌握？具體如何看M2、信貸、社會融資總量這三項指標？又如何處理好這些指標與匯率、外儲的關係？
2、面對投資中製造業投資的動力不足，房地產投資又不敢輕易放鬆，那麼補公共產品的投資短板，是當前穩經濟的重要良策。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資效率在下降，地方債務風險問題又很突出，媒體每天在討論，地方債務風險怎麼防？未來輸錢誰買單？這一切基層地方政府可以不考慮，搞宏觀政策研究的，這種狗抓耗子的事該管還必須要管。
3、當前穩經濟是必須的，穩經濟必然是松貨幣政策。但是，面臨已經存在的系統性風險隱患，進一步松貨幣對守住底線意味著什麼？現在P2P、大資管理在整頓，怎麼整法，既不能讓出事又要堅決搞乾淨，談何容易。15000億的資產、4000多萬人群，已爆雷的不算，還有1500個機構怎麼整治？貨幣總量的松政策怎麼和釋放部分風險，守住底線的要求相結合，要做到“對得起人民，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應該出臺怎麼樣的具體政策？
4、中央提出的“六穩”就是穩就業、穩金融、穩投資、穩外貿、穩外資、穩預期。這是黨中央去年年中提出，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一次提出。這是對經濟工作的全面要求。六穩的內在邏輯是什麼？我在上海的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發言時說，從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預期看，不成問題，這是從純經濟邏輯分析。因為講增長理論，需要講增長的供與需因素。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我們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等小國家，但與這些產油小國比意義不大，應和日本、德國、美國等大國比。我們是高儲蓄率國家，說明我們經濟增長有資金。40年改革開放的積累，我們又積累了巨大的人力資本，包括龐大的這支民工隊伍的技能，再加上潛在的制度改革紅利，這三項因素構成了中國長期增長的供給潛力。有供給沒有需求不行。從需求因素看，中國已經是一個第二大世界消費大國，中產階層有3億人口，並還在擴展，說明有大量的消費需求。而且消費在升級，到日本“買馬桶蓋”、體檢消費等等，說明中國的消費潛力又很大。中國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嚴重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從長三角、珠三角往中國西部走，發展需求很大。另外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縮小。這兩大差距決定了中國還有很大的內需市場。供給和需求因素相加，中國經濟長期不成問題。現在的關鍵是短期有問題，但長期是由短期連接起來的。短期問題不解決，泡沫沒有破，風險又在慢慢釋放，與此同時外部壓力在加大，經濟進一步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了六穩，非常重要。問題是，六穩之間的邏輯是什麼？我曾說，穩就業、穩金融，取決於實體經濟中的穩外貿、穩投資、穩外資。外貿、外資、投資不穩，自然就業就穩不住。外貿、外資，投資減少，曾經籤的這麼多的合同契約不能履約，不能繼續維持，一大批企業的資金鍊將中斷，從而金融體系就穩不住。但是要穩住外貿、外資和投資，必須針對我剛才說的形成2019年新的更加複雜更加嚴峻的原因，對症下猛藥，即針對宏觀調控效應邊際下降，微觀活力明顯不足的情況，立刻採取短期內能立竿見影的調整政策。否則，老聲常談書本知識，就不足以穩市場、穩民心，進而不足以穩大局，守底線。為此，上週的發言我提出了9條短期穩預期的措施。提的是否全面，是否抓住了要害，大家可以討論。當前民營企業和市場預期為什麼不穩？到底真正在想什麼？除了經濟方面的因素外，是否對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還存在疑慮等等，作為經濟政策研究者同樣需要認真關注。
三、企業家怎麼看經濟學家？
馬雲最近在浙商上海論壇上講，“90%的人在埋怨宏觀經濟，但是90%倒下去的企業跟宏觀經濟無關”。馬雲還講，“我們公司做的最好的時候，是我關心世界的時候，當我關心我們自己，公司的形勢就好起來”。我還記得馬雲還曾講過很多很精彩的話，譬如：企業家不能完全聽信經濟學家的。假如企業家去聽經濟學家的話，一半就死掉了。這些話具體在哪裡講，我沒查到，但我總的感覺，馬雲的講話很生動、很實在，也很智慧、很哲理。我以前每次對企業家講課或發言，講到最後我也常說此類的話，即我以上講的很多，你們不一定完全聽我的，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宏觀是宏觀，微觀是微觀，微觀是你要做自己的事。為什麼這麼說，下面講兩點意見。
1、講宏觀經濟是講總體、講趨勢、講原則，講的比較抽象，而且講的內容是單一的經濟領域。但是微觀企業實際上是一個“小宏觀”，微觀不能講的太抽象，必須要具體。什麼叫“小宏觀”？就是要講內部的組織架構，講人的激勵與管理，講財務與投資，講產品與技術，講市場與營銷，有時候還要講與政治的關係，講與主管部門和官員的關係。企業和宏觀不一樣，哪個環節處理不好，都會影響賺錢。
2、宏觀即使有時講產業結構調整，講產品升級換代，我經常講，這與微觀企業有關係，有時候關係也不大，不要太在乎。為什麼？因為中國這麼大，全國的GDP到2018年要達88萬億，快90萬億了。你想想，一般一個普通的微觀企業產值是多少？幾千萬？一個億？就算你十個億，也僅僅佔全國GDP的9萬分之一，很小、很少。這麼大的國家，由14億人口的吃穿住行構成的，各行各業近三千萬家企業，不要說朝陽產業，就算是夕陽產業，你只要在是同行中做好“小宏觀”，有明顯的競爭力，照樣可以賺錢，不用太在乎我們講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認為，企業要“低頭拉車”又要“抬頭看路”，要了解形勢、看清趨勢。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頭”，“五步一抬頭”，不要老抬頭，不必老參加各種各樣的宏觀經濟論壇，做企業的要有做企業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觀”內容上。像馬雲講的，“大道理要懂，做企業家的還要回到本身，多想想自己的小道理。”我認為說得對，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讓經濟學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謝謝大家。
（夏斌在2019年1月12日復旦泛海第二屆論壇上的主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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