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功在線舉辦內部研討會
3月25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功舉辦了一次內部研討會。與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研討會以網絡視頻形式進行。本次會議由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國務院參事夏斌召集並主持，30餘位首席經濟學家參加了本次研討會，23位首席在會上進行了發言，有6位首席提交了書面發言。
研討會圍繞“全球與中國經濟走向”、“貨幣與財政政策對策”、“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等話題展開討論，首席經濟學家們各抒己見，最後共形成會議紀要近四十萬字，供決策層參考。
一、世界經濟負增長在所難免，中國經濟要合理確定發展目標
毫無疑問，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對中國和全球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衝擊，無疑是2020年一隻巨大的“黑天鵝”，各大機構也紛紛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測。
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3月18號我們下調了中國經濟的增速，主要是因為第一個季度經濟特別差，二季度環比上升，但會受到一些阻力。從目前看來，復工復產雖然比較快，但還沒有回到原來的水平，假設二季度復工復產完全都能恢復，但是需求肯定會有一定的影響。
汪濤表示，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更多是要控制疫情、儘快恢復生產、保障民生。
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今年中國GDP翻番的可能性已經很小，我們預測一季度環比是下降，二季度是反彈，所以V型反彈沒有問題，但反彈到哪一個程度，很難預測，現在預測二季度同比增長1%，坦率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朱海斌表示，整體來看，今年中國經濟還是會正增長，但全球是負增長。另外中國今年還是需要制定下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下一個五年計劃可以維持原有的判斷，今年更多是防疫克服短期困難。
野村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雖然我的預測和朱海斌、汪濤很接近，但我注意到很多的同行在計算外貿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時候，關注更多的是淨出口。如果是隻看淨出口，有可能判斷我們今年一二季度外需跟去年差別不會那麼大，因為我們一二季度有可能因為石油價格下行進口驟減，使得淨出口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外貿對我們國家經濟影響很小，這是不對的。
陸挺表示，我們國家GDP是出口所生產的，並不是進口抵消的，如果那部分失業人員不能在短期內找到別的工作，實際上這個窟窿很難彌補，出口減少多少，按照增加值來計算，對GDP的影響就是多少，直接影響GDP，也直接影響我們國家的就業，接下來這個問題將會非常嚴重。
瑞信首席經濟學家陶冬表示，疫情蔓延、信用坍塌和經濟衰退這三件事情疊加在一起，在我看來，這場危機的長度比深度更重要，而這方面的不確定性更高。V型反彈的前提條件就是疫情可以很快得到控制，哪怕不消失，但可以得到很快的控制。
陶冬認為，這次疫情相比2008年，2008年是金融危機，銀行流動性突然一下子猝死，這帶來一個急性金融市場的爆發。這一次實際上是一場經濟危機，並不是銀行缺錢，而是銀行後面的客戶缺錢，許多的企業會面臨現金流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各地都會有一個現金流的問題。這在目前的經濟學家的預測中間，我認為還是不充分的。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直觀上來講，出口訂單的損失使得今年上半年中國GDP下降2個百分點，還有很多間接影響，對就業、收入的影響，加起來對上半年衝擊可能達3到4個百分點，影響非常大。所以我想非常規時期要採取非常規的手段，要有憂患思維，因為這次衝擊不亞於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關於預測增長，本身不確定性太大，因為疫情還在發展之中，所以我們現在預測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離的越近的預測比離得越遠的預測精準很多，比如現在對於一季度的預測，現在偏差並不是太多。第二個數據預測特點，我們是用了幾種方法在做預測，會發現用GDP生產法做預測，和GDP產出法做預測，實際上預測結果差距比較大，產出法會傾向於誇大或者說擴大受到的損失影響。不管預測數據是多少，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整個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特別是今年上半年影響是很大的。
渣打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對於中國、全球經濟，可能大家對於經濟增長的快慢程度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總體來說，中國一季度的經濟負增長是不可挽回。另外今年全球經濟不管衰退多少，衰退是有共識的，在這兩個前提之下，我們在考慮，特別是開兩會考慮經濟增長目標的時候，實際上可以排除一些不切實際的增長目標，可以把一季度忽略，我建議在後面更加註重就業，能夠保證不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破產。
丁爽表示，經濟增長目標是如果能夠保證後三個季度，能夠維持在5%左右，而不是前兩天路透社報道還要全年維持5%左右，而是後三個季度維持5%左右，是可以使得就業市場保持平穩。
前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表示，不要太在意經濟預測，因為現在是處於經濟波動的拐點。雖然我自己2016年和2017年參加了兩次遠見杯的經濟預測比賽，兩次都獲得第一，而且我在美聯儲時曾對華爾街所有經濟預測者的行為作過系統化的量化研究，但我必須強調經濟預測的一個基本科學原理，就是在拐點時刻的預測是不可靠的，在計量方法上叫做結構突變，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在拐點時我們會看到不同經濟學家之間預測結果的差異會非常大，不要太在意，更不能將預測結果作為經濟決策的依據。如果說疫情之後經濟增長停滯不前，本質上不會是因為疫情，而是由於我們近幾年市場化的倒退。
俞平康認為，宏觀經濟週期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定理，就是一次性的下滑或衝擊，對於整體的經濟週期、對於個體的投資消費等行為都是沒有影響的。所以政策的立足點，在於如何把疫情造成的影響封凍在短期，不管是一兩個月還是一個季度，使疫情成為一次性的衝擊，而不造成持續的影響。這不可能通過傳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總需求的方式解決，而是要通過精準的行政化的手段，或者說是微觀的財政政策，來減小受疫情影響的群體在封凍期內的成本，補貼他們在封凍期內的收入。
法巴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對現在的形勢不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實際上很多的政策就沒法調整。
陳興動表示，之前所有的研究機構都認為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還3%，4%，甚至5以上的增長，我覺得根本不太可能。主要是把一季度的91天時間，做幾個時間段去判斷，全民居家隔離，經濟形勢就停止了，從產出法角度來講，看的是農業，農業當然沒有受損，假設它不受太大影響的話。製造業當中的普通製造業，或者公用事業，建築業，服務業等八個行業，分別對它進行判斷，我當時已經得出結論。當時我這些結論說出來，給我的投資者講，沒有任何一個人說你的數字正確，差距太大了，但是現在毫無疑問應該說大家越來越認識到這個狀態。
中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短期經濟增速現在大家都預測會下滑比較多，中國一季度是負增長，全球二季度應該是負增長。但是我覺得短期增速下滑，現在並不是很重要。
徐高表示，疫情持續發展，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就會持續，這個其實是問題所在。疫情消停不了，我們做經濟分析，只能基於疫情這麼一個情況，來去推演它對經濟的影響，來推演政策的應對，但現在疫情是個高度不確定的東西，這也不是我們能夠預測的，我們只能再觀察。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盛松成表示，如果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翻一番的話，根據我們的測算，如果今年全年GDP增速低於5.6%，就無法達到目標。一季度，當然我也同意大家的分析，基本上是負的，但是我也算過一下，好像不像有些機構算的那麼悲觀，我們的測算-2~3%左右就差不多了。
盛松成表示，一季度經濟增速基本上肯定是負的，二季度也不可能超過6%，如果我們全年要實現5.6%的話，三季度、四季度的任務是非常重的，這個是我對全年的經濟判斷。當然還要考慮的就是疫情。中國的疫情，基本上大家都看得到頭了，但是西方國家國外的疫情怎麼樣，這些確實真的不在我們掌控之內。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在國內疫情和國際疫情的兩輪衝擊下，想要維持與2019年差不多的年度增長目標已經很不現實，發展目標需要調整。2020年的政策目標應調整為保持經濟社會基本穩定，保障就業和民生。財政政策應該加大擴張的力度，貨幣政策基調應該寬鬆。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表示，停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直接。一季度工作60天，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少工作一天，GDP同比會減少1.7%。根據我們對疫情影響所作的情景分析發現，一季度GDP負增長不可避免。儘管疫情對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影響不同，如果假設全國完全停工10天，GDP增速預計為-7.4%。這個測算，還沒有考慮到3月份的復工情況和政策支持力度，對全年GDP增速的影響則取決於後續政策力度以及今年後三個季度的增速。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應對？
汪濤表示，財政政策應該加大力度，尤其是以加大對職工、對工人工資的補貼，對困難人群的救助，中小企業也需要一些補貼，另外應該加大基建的投入，這需要發特別國債來做，專項債也需要更大規模的擴大，但地方政府的債務畢竟還是有問題，所以可以考慮發特別國債。
陸挺表示，現在疏困的政策不夠，我們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家庭的疏困非常不夠，接下來可能有一批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家庭，要麼是破產，要麼現金流有問題，另外有不少家庭可能會面臨還房貸都有困難的情況，我們確實應該在疏困方面加大力度。除了大家呼籲的消費券之外，可以給予現金支持，特別是對封城時間比較長的，尤其是湖北、武漢這些地方的居民給予較大額度的現金支持，這種疏困方式其實也是一種刺激需求的政策。我們更應該加大疏困的力度，而不僅僅是刺激需求，這是在目前階段非常有效的逆週期調節政策。
陸挺認為，可以考慮一些特殊的紓困政策。與房地產企業融資相關的政策，這時候也確實需要稍微寬鬆。從供給側角度來講，可以在增加土地供應和新房供應的方面，通過一些市場化的改革。這樣既能夠拉動需求，又可以防止房地產價格快速上升，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把一個城市的土地指標跟其戶籍、就業各方面掛鉤在一起，同時向農民工和大學生傾斜一些優惠政策，如果能夠跟宅基地改革結合在一起效果將會更好。
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表示，我覺得正是因為在海外經濟這麼糟的情況下，中國的政策能不能變得更加激進一些？美聯儲政策利息已經歸零，因此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方面已經給了央行一個很大的政策調整的空間，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放鬆的空間已經大幅度回來，我們應該積極的用，很快的去用，把很高的融資成本降下來。財政政策方面，空間也是非常大的，今年中央政府完全可以突破3%的預算赤字到至少3.5%。在結構改革方面，特別是對土地的制度的改革問題，農民三塊地，有大概20萬億美元的財富效應，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趕快把這樣的政策釋放下來，農民就可以拿他們土地證做抵押，農村汽車、家電消費就會大幅度上升。
邢自強表示，海外多數國家今年都會大幅增加財政赤字率兩倍到三倍，來紓困，緩解衰退期的企業和個人的痛苦。我們建議，參考他山之石，要增設特別預算，增發特別國債幾萬億，用財政的錢，準財政（政策金融）的錢，和國有企業（水電、租金、出行費用）的錢，為企業和個人在停擺期間的損失部分買單。時間是不等人的，這些目標怎麼定，現在就很快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年發現與經濟預期差別比較大，再不得已放開房地產或者是貨幣政策。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涵表示，在貨幣寬鬆上要審慎，財政政策可以更積極一點。現在政策調控的核心目的是什麼？是確保企業不“倒在黎明前”，這是核心，而非單純去刺激。貨幣寬鬆發更多的貸款，其結果改變不了企業與居民的淨資產，因為貸款導致資產負債兩端同步擴張；而財政則可以實實在在增加企業與居民的淨財富—更有助於對沖疫情帶來的損失。所以，我傾向財政為主，貨幣為輔，實實在在把錢補貼到企業，補貼到居民手中，可能要遠比你讓他再加一把槓桿更有意義。
程實認為，政策方面應做好四個結合，第一個結合就是宏觀的頂層設計和微觀落實的結合，從計劃落實的角度來看，我們很多頂層設計是想的很好、很全面的，要做的很好需要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的配套改革，以及監管部門特別是金融監管部門對整個金融機構考核機制的改革。
第二個結合就是短期救助和長期扶助之間的結合，實際上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和中小企業面臨疫情的衝擊，可能持續時間比我們想象要長很多，所以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的話，可否把扶助的政策進一步延長化，部分政策可以取消時間上和地域上的限制，讓所有的中小企業都可以受到普惠的支持。
第三個結合就是短期的增長政策和長期的發展政策之間的結合。現在整個的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面臨比較大往下失速的壓力，經濟增長的託底很重要的老辦法就是基建，基建可以應對增長失速之外，大家最近都在討論新基建，討論新基建非常重要的目的還是應該在經濟託底的同時保障我們未來發展，特別是新經濟、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在疫情過程中同步有所夯實，這是結合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之間很重要的發力點。
最後一個結合就是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之間的關係。現在很多經濟政策從宏觀面來講，討論比較多的貨幣政策、降息、降準、財政政策、減稅降費等等，實際上從民生福祉老百姓感受來講，可不可以有更多一點兒，直接讓大家有明顯實惠的政策。
丁爽表示，應該讓政策信號更加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完全可以改成擴張的財政政策，從政策方面來說也是要針對突發性的嚴重衝擊，政策的表述應該不適延用以前比較平常的表述。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可以改成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樣給出的信號就更加明顯。一方面要改善供給端，同時更多是維護需求端，而不一定是要強刺激需求。具體財政政策，單年財政赤字建議提到7%，不主張全面的減稅，或者說是永久性的減稅，在這種情況更多采取階段性的減稅和降費，目的是不要削弱稅基。
丁爽認為，貨幣政策應該起輔助的作用，財政政策為主，輔助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防止擴張的財政政策造成的擠出效應，如果是貨幣政策過緊的話，因為財政融資的需求很大，這樣會造成整個市場利率的上行，這樣對於實體經濟會造成比較大的衝擊，所以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適度的流動性，防止利率出現上升。另外通過降準或者基準利率的下調，來保證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的下降。
他表示，匯率政策，美元升值非常大，帶動人民幣的升值，最好使得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升值幅度小於3%，這樣能夠防止中國實施的比較寬鬆擴張的政策利益出現外溢，更多是資助其他國家，而不是政策利益更多幫助中國實現更穩定的增長。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表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可以按照國內既有節奏來放鬆。目前的節奏基本上就是一個季度一次降準，適當地降息，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財政政策應該加快、加大發力，這次疫情會衝擊很多中國中低收入群體，會衝擊農民工，會衝擊服務業行業和中小企業，會衝擊出口企業，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需要靠財政政策進行更具針對性的、量身定製的補貼。所以今年最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應該發行抗擊疫情特別國債，降準讓金融機構來買，並把國債的大部分用於轉移支付。應對當前疫情衝擊，中國政府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貨幣政策不是說不要寬鬆，而是不要那麼快地寬鬆。我們沒有必要跟著發達國家亦步亦趨，而應該根據國內經濟增長的節奏來。畢竟，發達國家與全球經濟增速尚未見底，而中國經濟增速已經見底。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財政政策，一是，湖北災後重建，可以乘此機會，撥款疏浚溝渠堰塘，把村裡面的水泥路鋪一下，解決農民工吃飯問題。二是，郊區土地，在穩住房價的時候，是不是限購可以適當放開。三是，關於新基建，新基建要搞，但是其他行政管制也必須跟上去。
貨幣政策，這個時候一方面財政對於沒有解僱工人的失業救濟金要返還，同時，對於銀行來說，建議把存量貸款轉化為累計優先股，存量貸款轉累計優先股，解決了銀行貸款不壞的問題，也解決這個企業主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開始掙上錢的問題。
魯政委表示，非常反對跟隨西方快速把利率降到極低的位置。我不認為利率低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利率過低，資產收益率過低，商業銀行存款利率最多到零，淨息差被大幅度壓縮，銀行和保險的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會大幅下降，成為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俞平康表示，一是，貨幣政策不能大幅寬鬆，第二是不要通過放鬆房地產行業來刺激經濟，但城市土地供給可以加大。第三，對於服務業要進行廣泛的紓困，不侷限於消費行業，一定要儘快儘早而且要精準，特別是對“所有”（不只是國企）經營性物業的房租進行減免或補貼。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認為，匯率政策，現在全球零利率和量寬，我們應該怎麼辦，應該是維持人民幣隨著整個美元來走，今後跨境資金流動帶來中國的金融風險，特別是在負利率的年代裡邊。如果是我們把利率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肯定是吸引很多資金流進，本來是一個好事，因為這個是人民幣國際化比較好的機會。可是這種大量的熱錢流進，我們有沒有能力來同時穩住金融，這個風險需要留意。
陳興動 表示，如果對現在的形勢不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實際上很多的政策沒法調整。財政政策角度來講，目標要保民生，要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
徐高認為，當經濟活動被防疫政策強行抑制住時，大家有錢也沒法花，這個時候財政和貨幣政策上面的總量刺激是沒有太大意義的。疫情發展的高峰期，政策應對的關鍵，應該是調節收入分配。具體措施就是減稅，減息，減租，讓疫情衝擊所帶來的壓力，能夠在各個部門，相對平均地分配起來，能夠讓大家都承受一點，渡過難關。
中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廖群表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有大幅寬鬆的空間，都應該充分利用這一空間。尤其是針對疫情受害最大群體的結構性寬鬆，更應不惜力度。定向降準，定向減稅，定向救助等都應儘快並強力地推出，以儘量避免倒閉與失業，這是最重要的。同時，財政政策應擔更大的責任，除減稅外，以基礎設施投資為重要抓手。
連平表示，由於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未來政策的重心應該在擴大內需上。消費是內需最為重要的領域，對GDP的貢獻越來越大。未來刺激消費應以大宗耐用消費品，包括住宅、汽車、線上消費等為主攻方向。
沈明高表示，適當釋放風險，經濟增速放慢實際上就是釋放風險的過程，釋放風險就是要容忍適當的增速放慢，但也不是消極地允許增速放慢，而是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短板問題，建立兜底機制，為下一輪成長修好枝培好土。
沈明高認為，政策重心應從關注生產轉向生產與消費平衡發展，相對而言，在全球經濟和出口增長放慢的大背景下，制約後疫情時期經濟修復性反彈的很可能不是生產能力而是消費能力。為此有以下三個建議：一，調整假期，鼓勵企業靈活使用休假、輪崗制度，平衡工作與休假的關係。二，發放消費券，或者直接增加對中低收入人群的補貼，三，制定“三年民生改善計劃”，改善收入預期。
同時，要提高人民幣資產回報率。這些關鍵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清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落實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核心的結構性改革抓手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學術秘書長錢學寧表示，貨幣政策跟隨產業復甦提供相應信用與流動性，不掉鏈子即可，在生存面前，降息敏感度不高，對中小企業幫助不大，過度“放水”反而衝向資產價格投機，影響實體資本形成。
三、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應該加碼嗎？
陸挺表示，最近大家在有關新基建方面的爭論比較大，其實我覺得國內長時間在寬鬆刺激政策方面有一個誤區，認為我們拉動經濟往往需要把目標直接盯住拉動需求的基建也好，地產也好，汽車也好。然而，我們知道這次既是供給衝擊，又是需求衝擊。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實際上我們更應該加大疏困的力度，而不僅僅是刺激需求，我們需要把之前的觀念轉變一下。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提我們要加大新基建的投資，在股市上面有些人為此特別熱衷於推這種概念，但此一時、彼一時，這次的情況很不一樣，我們應當把疏困政策也當成經典的政策來對待，而且這是在目前階段非常有效的逆週期調節政策。
陸挺認為，我們現在能夠拉動的基建，首先就是加快復工已經開工的基建項目，這個復工本身就是逆週期調節政策，一復工就會拉動原材料的需求，也會僱傭工人。另外一方面是對已經規劃好的項目，可以加緊開工，而不是說在當下手忙腳亂地推很多新的項目，往往推新的項目短期用處也不大。
陸挺表示，中國房地產行業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近10%，再加上與其相關的上下游行業，對GDP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將近四分之一，不討論房地產政策，我認為實際上我們在寬鬆刺激政策上的討論肯定是不完整的。怎樣既能夠拉動需求，又可以防止房地產價格快速上升，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把一個城市的土地指標跟其戶籍、就業各方面掛鉤在一起，同時向農民工和大學生傾斜一些優惠政策，如果能夠跟宅基地改革結合在一起效果將會更好。
張明表示，房地產再走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房地產要做文章，只能做非商品房性質住房的文章。一二線重點城市，今年可以加大對公租房、廉租房、安居性商品房的建設，但其定價不是完全市場化的。而且在加大供給的同時，傳統的限購限貸政策不能出現根本性放鬆，一旦逆轉，未來風險巨大。在三四線城市，則可以考慮由地方政府在建造成本上適當加價從開發商手裡購買商品房，再將其轉化為公租房、廉租房與安居型商品房。地方政府的資金可以通過發行專項債來解決。這樣既可以節省地方政府另起爐灶建房的成本，又能夠幫助開發商出清庫存，可謂一舉兩得。
張明認為，基建也可以做，但要避免08年的教訓大幹快上。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已經開工的項目儘快復工，把已經審批的項目儘快落地，而非短時間集中上大量新項目。我比較擔心的是有的部門依然注重當期收支平衡，而不願意出現較大規模赤字，也不願意大規模舉債。換言之，及時、寬鬆的財政政策需要更高層次的力量來推動。
魯政委表示，所謂新基建是“頂天立地”的，“頂天”是指高科技，“立地”是指和每個人的就業機會其實都有關係。我們測算了一下，今年的投資規模大概就是2.2萬億，中間很多不一定是財政出錢投資，恰恰不一定都是財政出錢才有看頭，就表明它的商業可持續性很強，它財政投資的乘數很大。
俞平康認為，千萬不要通過放鬆房地產行業來刺激經濟，特別是不能放鬆對開發商的融資限制。自去槓桿政策實施以來，近幾年房地產行業正在進行深刻而健康的轉型，從快速銷售轉向長期持有，從單純建造轉向綜合運營。中國有幾百家開發商，美國只有五家主要開發商，其它都轉型成了運營商，背後是商業模式的轉變。這種健康的轉型我們求之不得，轉型的進程才剛開始。此時一旦放鬆對開發商的融資限制，轉型立刻倒退，因為開發商自然樂意從銀行借便宜的錢去拼速度、上規模、賺快錢，就不願意投入資源到運營上去賺辛苦的慢錢了。
陳興動認為，現在新基建當然可以做，但僅靠新基建本身肯定是不夠的，新基建是個概念，但是靠新基建把現在的經濟，對沖疫情的衝擊是不太可能的，一定要把很多其他的部分帶動起來。房地產，我非常贊同關於房住不炒這個觀點，這個共識，這麼多年非常痛苦的形成的共識，千萬不能夠把它打破掉，這個一定要堅持。
徐高表示，我認為現在地產融資是亟待放鬆。原因在於，地產行業如果從數據上來看，去年5月份開始，就對地產開發商有過一輪非常緊的融資的緊縮，涉及到開發代，地產融資，還有房企海外發債，房企的資金鍊本來就挺緊繃，碰到疫情衝擊之後，銷量下來，房地產開發商回款又落的很低。現在我們來看地產開發商資金到位的情況是非常差，這個時候不放鬆地產融資，我覺得地產行業恐怕是要出大的風險。從控制風險的角度來說，地產融資應該是需要快速的放鬆。
盛松成認為，如果對房地產業要調整的話，主要應該是從供給端調整。供給端調整是指什麼？就是對它的投資、地塊的供應這方面，應該採取一定措施。大家一定知道，最近剛剛國務院發了一個文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賦予省級人民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權，將原本由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什麼意思？本來是需要報中央批的，現在直接省級地方政府就能批了。這個時候大家就有一個疑問，這麼一來以後，是不是18億畝耕地就有問題了，實際上不是的。各個地方每年的建設用地總量還是中央定的，但是每一個具體的項目並不需要再報到中央去了。而在以前，每一個大的項目全都要報到中央去，這麼一來以後，對項目的落地是非常不利的。一個審批就是一個月、兩個月，項目都到別的地方去了。經過這次調整，對推進我們現在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廖群表示，基礎設施投資裡邊，除老基建外，應儘快啟動“新基建”，“新基建”雖然目前的規模比較小，但如果把它的增量做大，也可以有比較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新基建”是短期增長和長遠發展的一個結合點，短期促進經濟增長，長期將為我國及全球經濟的將來——新經濟，即智慧型經濟或信息經濟，打下必要的發展基礎。其不會產生不良資產，而是當前階段最為高效的中長期投資。
巴克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常健表示，過去這十年我現在也是第一次覺得，這回必須得靠基建和房地產。靠基建和房地產，最後靠什麼樣的基建和什麼樣的房地產，可以相對來講對我們中長期的目標，防風險，投資效率的目標影響相對較少，我覺得也比較支持之前體到的安居房，支持社會分配的農民工，第二次分配的農民工這些房地產相關的建設，我們看到了在去年已經新增發了八千億地方政府城投債，基建最後也只有3%到4%。就算在那麼努力的情況下，也就只有這麼多，所以說現在能有點什麼，我覺得都應該政府趕緊把自己手裡的牌都應該打出來，而不是再等等，再看看，再觀望。
錢學寧認為，房地產是民生常態行業，不存在“去不去”。放開房地產不是放開價格炒作，而是解決土地供給約束，改變供給結構，穩定居住商品房開發與市場供給，結合地方財政收支結構調整、“雙限”逐步放開、行業併購等，推動房地產的真正市場化。
連平表示，在經濟運行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不認真審慎一下房地產政策恐怕是非理性的。考慮到房地產對投資和消費具有較好的拉動效應，房地產政策應在堅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前提下“因時而變”。應支持金融機構向有市場需求的房企擴大信貸，促進拿地和施工，滿足市場合理需求。應鼓勵和支持市場剛需和改善型需求。在一些一、二線城市，可以適當放鬆限購，便利購置改善型的第二套房，首套房首付比例和第二套房首付比例可以適當降低，適當降低改善型二套房的利率，但限價政策不宜鬆動。房地產政策“因時而變”並非放棄“住房不炒”政策，而是加大力度支持剛需和改善型需求。
閱讀更多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