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沈從文為何對魯迅有成見？
沈從文初識丁玲
故鄉都已遙遠。生活正在開始。
一個古老的都市，一個艱難卻又充滿刺激充滿誘惑的時代。未來的故事，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開始。誰也沒有將目光投向未來，誰也不會在充滿熱情和理想的年紀，去構想未來漫長曲折的路。更不會料想一次簡單的相識，一個尋常到毫無傳奇色彩的故事開端，會延續那麼悠長，會疊現出那麼多的畫面，會在散發出令人回味無窮的氣息之後又帶給人們無窮的遺憾。
沈從文與丁玲，相識了。正是開創生活的年紀。回憶往事是許多年之後的心境，此時，則對每天發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鮮，感到一種親切。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胡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青女人，來到我的住處。女人站在我的房門外邊不動，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繫了一條短短的青色綢類裙子，什麼話也不說，只望到我發笑。教育同習慣使我永遠近於一個鄉下人，當時是一點不會客氣的，我就問她，你姓什麼？那女子就說，我姓丁。好了，這就得了，於是我房中就多了一個女人了。坐下時，女人還是笑，我那時候心裡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 (《記丁玲》)”
這就是丁玲給沈從文的第一個印象。時間：1925年春天。地點：北京。引文中提到的“胡”，即胡也頻。
此時的沈從文，正處在從極其艱苦的自我奮鬥，走向成功的文學之路的轉折時期。
從遙遠的湘西來到這裡，沈從文已經度過了三年左右的時光。在這些日子裡，這位當過湘西軍人的年輕人，一直在困境中執著地做著文學的夢。他試圖進大學成為一名正式大學生，然而，幾乎沒有上過正規學校的他，在考燕京大學國文班時，只得了零分。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窄而黴小齋”裡，忍受飢餓和寒冷的痛苦，無休止地寫著。對於他，文學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無法擺脫的。
沈從文的命運，似乎是隨著郁達夫的到來而出現轉機的。1924年冬天，在收到沈從文的信之後，郁達夫走進了“窄而黴小齋”，看望處於窮困之中的這位二十二歲的文學青年。沈從文的窘狀激起了郁達夫對社會的憤慨，當天晚上，他就寫下了為沈從文大聲疾呼的文章《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1925年1月，沈從文的作品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其中的一個副刊為《京報》的“民眾文藝”，編輯者之一便是胡也頻——當時叫胡崇軒。
胡也頻比沈從文小一歲，1920年離開家鄉福建，曾在天津大沽海軍預備學校讀書。學校停辦，他來到北京，也在艱苦的生活中做著文學的夢。在發表沈從文的作品之後不久，胡也頻和另一位編輯項拙來看望他。共同的文學興趣，相似的生活感觸，把他們緊緊聯在一起了。
胡也頻在認識沈從文之後沒幾天，便把丁玲帶到了“窄而黴小齋”。沈從文的面前，就這樣出現了一個陌生、新奇的女子，一個將在兩年後閃現在中國文壇的文學新星，一個會與他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裡產生友誼和隔閡的湘西老鄉。
丁玲比胡也頻小一歲。這樣，他們三人的出生年月分別為：沈從文1902年；胡也頻1903年；丁玲1904年。
這是青春的夢最為美麗的年紀，也是感情最為敏感和豐富的年紀。三個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在中國社會最動盪的時代，在中國新文學最富活力的時候，相逢在北京。
關於丁玲與胡也頻相識之前的經歷，《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較為簡練的概述：
丁玲在桃源讀書時，五四運動的影響已到了湘西。“自覺”和“自決”，“獨立互助”與“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燒起一群青年女學生的熱情。丁玲不問家裡意見如何，便和另外三個同學跑到長沙，轉入男子中學，後又受上海“工讀自給”的影響，又一同跑到上海，進了平民學校，並在上海大學認識了瞿秋白、邵力子、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沈雁冰、施存統等教師。由於後來同伴中的王劍虹與瞿秋白同居，丁玲與瞿秋白一個弟弟過往甚密，遂鬧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獨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錢女士關係，住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裡。她與胡也頻相識，是由於和胡也頻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紹。其時，左恭正與曹孟君戀愛，三位女友常常結伴到胡也頻所住公寓來看左恭。
胡也頻剛剛認識丁玲，就一見鍾情，熱情地愛上了她。他將她帶到沈從文這裡來的時候，兩人相識不過三五天的時間，但卻已經處在愛情萌發的時刻。
沈從文見到丁玲，兩人一交談，才知道他們同是湘西人，而且沈從文早在家鄉時，就曾從一位哥哥那裡，聽他講述過在丁玲的家鄉安福縣所經歷的事情。沈的家鄉鳳凰和丁的家鄉安福相距不遠，與丁所出生和生長的常德，雖相距數百里，卻有一條河水相連。現在，在遠離湘西的北京，故鄉人相逢，感到特別親切。
於是，兩人第一次相見，就把胡也頻冷落在一旁，興趣盎然地談起共同熟悉的事情：
我們於是談河水，談小船，討論那條河水一切使人發生興味處。我們既然各讀了幾本書，又那麼年輕，故說到某幾處的灘險，船隻下行，形容它的速度時，兩人總皆用“拋擲”一類的字樣。我們提到那條河水上游某幾處，深度到四丈五丈時，還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遊魚，又各找尋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極能領會那點譬喻。實際上則兩個年輕皆因過於年輕，為同一的懷鄉病原因，把我們的友誼弄密切了。(《記丁玲》)
兩位來自湘西的闖蕩生活的年輕人，就這樣在北京第一次相逢。他們，還有胡也頻，從此將在一起做幾年文學的夢，走一段相似的生活的路。從而，現代文壇會留下佳話，會留下眾說紛紜的逸事。
魯迅冤枉沈從文
如果沒有偶然出現的“魯迅誤會”事件，也許就沒有必要考證沈、胡、丁相識的具體時間。
按照沈從文在《記丁玲女士》中的記述，在胡也頻帶丁玲來看他之後大約五天左右，丁玲就獨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經陷入情網的胡也頻，無法擺脫對她的熱戀，也匆匆趕往湖南。“魯迅誤會”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1925年4月30日，魯迅收到了丁玲的來信，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得丁玲信。在同一天的日記裡，魯迅還寫道：有麟來。就是這位荊有麟，十七年後，以“艾雲”的筆名發表了回憶文章，談到他記憶中的這件往事。
1925年——即民國14年的冬天，有一天，魯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說：一個女子在現社會上怎樣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但還是無出路。想要求魯迅先生代她設法弄個吃飯的地方，那怕是報館或書店印刷工人職位都可以。
艾雲回憶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時間與魯迅的日記不符，應以後者為準。丁玲回憶自己當時給魯迅寫信的情況。那時，她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摯友王劍虹的英年夭折，給她的精神打擊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於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魯迅，便寫信前去求助。丁玲後來回憶說：
我怎樣辦呢？我的人生道路，我這一生總得做一番事業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將何以為生呢？難道我能靠母親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嗎？我實在苦悶極了！在苦悶中，我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我應該朝著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盞飄忽的小燈走過去，我應該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想來想去，只有求助於我深信指引我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會對我伸出手的。於是我帶著無邊的勇氣和希望，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細細坦白詳盡的陳述了一番，這就是《魯迅日記》1925年4月30日記的“得丁玲信”。(《魯迅先生於我》)
魯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對荊有麟說，他並不認識這樣的一個人，也沒聽說過。那時候，魯迅正在與人論戰，經常收到各種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幫忙打聽丁玲此人。
在魯迅先生說過這話以後的次一天晚上，孫伏園就來報告消息了。說：豈明先生那裡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芸芸。(沈從文當時名休芸芸。曾有稿給周豈明看，故豈明記得他的字。)於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說：不要又是什麼琴心女士與歐陽蘭的玩意罷。於是魯迅先生認為：丁玲即休芸芸，所謂找事云云，不過是開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復了。(《魯迅所關懷的丁玲》)
丁玲關於此事的說法，與荊有麟有所不同：“我聽人說，魯迅收到我信的時候，荊有麟正在他的身邊。荊有麟說，這信是沈從文化名寫的，他一眼就認得出這是沈從文的筆跡，沈從文的稿子都是用鋼筆尖在布紋紙上寫的這種繩頭小楷。”(《魯迅先生於我》)遺憾的是，我未找到當年沈從文、丁玲的筆跡，無法進行比較。
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時北京曾發生男子以女人名字發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學學生歐陽蘭，所以，魯迅對所認為的沈從文假冒丁玲女士的名義給自己寫信極為生氣。正在此是，又發生胡也頻以“丁玲的弟弟”來拜訪魯迅的插曲。
沈從文回憶過胡也頻稱自己為“丁玲的弟弟”的情況。當時，胡聽說丁玲剛剛死去一個弟弟，熱戀中的胡也頻，便願意將自己當作她的弟弟。在與丁玲一見鍾情後，他便請公寓的夥計送去一大把黃玫瑰，並且在花上夾了一個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一天，胡也頻也來拜訪魯迅。丁玲這樣回憶：胡也頻告訴我，我離北京後不久，他去看魯迅。原來他和荊有麟、項拙三個人在《京報》編輯《民眾文藝週刊》，曾去過魯迅家，見過兩三次面。這一天，他又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他只得沒趣的離開，以後就沒有去他家了。
在此之後，魯迅在給友人錢玄同的兩封信中，先後對沈從文作了諷刺和挖苦。
7月12日在錢玄同等人編輯的《京報》附刊《國語週刊》上，沈從文發表了一首用家鄉土語寫的詩《鄉間的夏》。魯迅當天在信中對錢說：“這一期《國語週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芸芸，他現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
7月20日，魯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頻的來訪、沈從文的詩，又在信中涉及沈從文：“且夫‘孥孥阿文’，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之惡德，而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為阿文手筆，則又有一人扮作該女人之弟來訪，以證明實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數人‘狼狽而為其奸’之概矣。總之此輩之於著作，大抵意在胡亂鬧鬧，無誠實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張起電氣網，與歐陽公歸於一類也耳矣。”
年輕的沈從文，剛剛開始走向文學之路，因為丁玲的一封信，因為兩人的筆跡的相似，就這樣在一無所知，莫名其妙的情況下，捲入了這個文壇的誤會、糾葛之中，受到一位文壇偉人的鄙視和指責。
永遠的糾結，永遠的隔閡
在記錄和回憶中，不同的人都證實發生過這種事，但具體細節卻各有不同，特別是丁玲說過：“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還不認識胡也頻，更不認識沈從文。”這就引發出了丁玲和胡也頻、沈從文究竟是在何時認識的問題。
丁玲回憶是在1925年3月間從香山搬至西城闢才衚衕一間公寓。魯迅收到她的信是4月30日。她是在此後不久離開北京的。如果她的回憶是確切的，那麼，她與胡也頻、沈從文的結識，便應是在四月下旬到她離開北京的時候之間，而這段時間並不長。
荊有麟的回憶，從另一角度可證實了丁玲所說的寫信、認識胡也頻、沈從文的時間順序。他談到，在魯迅收到丁玲的信之後不到半個月，胡也頻就來找他：
事有湊巧，過了不到半月，胡崇軒(即也頻)忽然跑來找我。要我帶他弄一點路費，說他當天要到湖南去。問他什麼事，他說：
“昨天晚上，在老項(項拙)一個同鄉房裡吃飯。有一個女的我馬上愛上了。高興得不得了。當時竟喝醉。今天早晨起來，打算去看她，便問老項那位同鄉，她住在什麼地方。據說：她已於今早搭車回湖南去了。我現在馬上趕她去。就搭今天晚上車走。你趕快出去代我活動二十元錢罷！我還要再想辦法去。你弄到錢，到老項那裡等我！”
荊有麟說，他就是在此時從胡也頻這裡打聽到了確有丁玲此人。
丁玲實有其人，而且並不是休芸芸即沈從文的化名，此時卻證實了，我便將胡崇軒告訴我的話，轉告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還問我丁玲是怎樣一個人。
荊有麟的敘述也有不確之處。如丁玲不可能在認識胡也頻的第二天就離開北京，但胡是在魯迅收信之後才認識丁玲並且一見鍾情，則是可以確定的。
後來，魯迅在知道丁玲實有其人後，說了這樣一段話：“那麼，我又失敗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趕著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願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了，可見她抱著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沒有回她，倒覺得不舒服。”
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曾問過沈從文當時是否知道此事，沈說他幾乎立即就知道了。為此，他感到惱怒。
知道是一種誤會，可是，魯迅對沈從文卻沒有說半句歉意的話。他不知道，他的這一誤會，在這位年輕而又帶有固執、自傲的湘西人那裡，心靈和情感會有多麼深的刺激和傷害。巴金說他對魯迅後來有成見，也在情理之中。在這以後的歲月裡，同是作家，兩人卻一直保持距離，在有的問題上，還發生論爭，如“京派海派”之爭等。儘管沈從文和魯迅的矛盾，有著思想和見解的原因，但早年結下的這一誤會，不能不影響各自的情緒。尤其對沈從文。
尚未認識，就因一封信而產生奇怪的聯繫，這不能不說是沈從文與丁玲的幾十年恩恩怨怨的獨特的、富有戲劇意味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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