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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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我由華東野戰軍一縱二師調來華中軍區第九軍分區，張震東同志是司令員，我擔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當時，我對南通地區的情況是既熟又不熟。1940年10月我參加黃橋決戰，那時就知道南通城緊挨長江邊，是扼守長江下游要衝之戰略重地，且輕紡工業發達，人文薈萃，是座歷史名城。1942年，我在蘇中軍區二分區工作，後任臺北（今大豐）獨立團團長。1943年蘇中四分區展開反“清鄉”鬥爭時，我們臺北團開展反“屯墾”鬥爭，其間，我密切注視著南通地區的鬥爭形勢，南通在我心中佔據著一席重要的位置。1945年9月，我在蘇中獨立旅（又稱教導旅）三團任團長時，參加了攻克如皋城的戰鬥，如皋屬蘇中四分區管轄，離南通僅百餘華里，思想上就覺得我已經到過南通地區了。而真正深入研究南通，是來九分區工作之後。
南通城在我們九分區指戰員心中，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戰略基地，是國民黨第一綏靖區所在地。我們常常想，哪天能拿下南通城就帶勁了。但我清楚，就我九分區當時只有七、八、九共三個團加上一些縣區武裝的兵力，要想攻下南通城是不可能的，這隻有等待華野主力南下，我們九分區部隊配合南下主力兵團作戰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1948年10月1日，我們分區部隊發起闞家庵戰鬥時，雖然全殲了守敵500多人，打了個大勝戰，但在戰鬥進行過程中，我們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部署了打援部隊，以防南通城內的敵人出來增援。
施亞夫同志在為慶祝南通解放40週年而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得很對，他說：在1946年至1948年底這三年中，在我們南通地區，戰爭是激烈的，又是殘酷的，我們反反覆覆地打拉鋸戰，大大小小的戰鬥不下數百次，直到淮海戰役勝利之後，這裡的形勢才發生了根本變化。
是的，我們九分區的軍事形勢開始起質的變化，是在1949年1月。
粟裕司令員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不多幾天，在華野前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央原來計劃在淮海戰役之後，休整兩個月，再組織一個江淮戰役，把江北殘敵殲滅了再渡江，現在看來，江北沒有仗打了，因為江北敵人已經被我們打垮了。我們渡江以後，如果敵人把臺灣、華南和西北胡宗南、馬鴻逵的部隊都集中到京滬地區，則在京滬地區可能有一次決戰。但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大了。”1949年春，國民黨在面臨崩潰的形勢下，在“求和”煙幕的掩護下，集結了70萬部隊，艦艇130餘艘，飛機300餘架，組成長江防線，妄圖阻止我渡江南進。
這就是1949年1月後的大形勢。
我們華中九分區，是這個大形勢下的一個小小局部。我們九分區面臨的敵人，在這樣的大形勢下，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了。他們也是明白人，津浦線蚌埠以南的國民黨軍隊都在節節向南京退縮，他們孤懸在南通，背靠著汪洋大海似的長江江面，一旦華野主力飛速南下，豈不成了甕中之鱉？
華中九地委與1948年底便預見到南通即將解放，提早在如東苴鎮建立了解放南通市的各級黨政機構。
或許有人要問，在這樣有利於我的形勢下，我九分區部隊怎麼不抓住戰機，打幾個殲滅戰呢？
這裡我要向讀者介紹一點情況。還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圍殲黃伯韜兵團時，我九分區的第八團和第九團奉命去一分區編入長江縱隊，分別更名為一〇八團、一〇九團。隨後沒有幾天，分區僅存一個警衛連和一個偵查通訊排，兵員告急！於是，急急忙忙於1948年11月20日，以如東警衛團為基礎又組建一個新的第七團。1948年12月中旬，成立了才一個月的新七團又奉命調到野戰軍去了。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九分區接連把八團、九團、七團、新七團共四個團輸送給了野戰軍。這是九分區對革命作出的貢獻，也是我們南通人民的光榮。然而，這時我們九分區的兵力變得十分單薄了，分區只好從南通縣獨立團抽調一個連來分區應急。
事態的發展比我們預計的還快。
1949年1月27日，如皋守敵驚慌地撤到了南通，啟東守敵也南逃崇明島。
在這種情況下，分區副參謀長施亞夫率領通如支隊和南通警衛團插到南通城北，防止敵人逃竄。他的前沿指揮所就設在北土山，雙方的哨兵互相都能看得見。
鍾秀山
大生實業警察大隊派工人家屬來找施亞夫參謀長，說實警隊早盼著解放軍去接管，要求給予部隊番號。不要小看了這個警察大隊，它有二、三百人，有重機槍4挺、輕機槍13挺、八二炮兩門，長短槍230支。施亞夫副參謀長要來人回去傳達：一、要認清形勢，不要跟國民黨逃跑，不準過江；二、組織護廠、保持機器、材料，迎接解放，等待接收，不準破壞；三、人民解放軍有優待投誠、起義人員的政策。來人果真回去作了傳達，加上我們地下黨人員對這個實警隊開展了工作，果然穩定了這個實警隊，後來200餘人向我軍投誠。
大生紗廠實業警察
1949年1月28日，是農曆大年三十。我分區得到情報：海門縣和三廠鎮駐敵，向青龍港移動，南竄江邊，有渡江趨勢，分區立即作出追殲部署：命令一支縣武裝長途趕赴青龍港東北幾公里許之中央鎮集結，伺機攔擊青龍港逃敵；我分區將警衛連和所有機關人員也集中起來，趕向青龍港。1月30日夜，當我軍趕到時，敵軍已經南渡，僅殲滅未能及時登艦的敵軍70餘名，繳獲隨軍錙重、部分武器彈藥和兩輛小汽車。
以此同時，唐閘鎮上國民黨駐軍叫囂：“只要新四軍來打，就把整個唐閘變成焦土，先把大生一廠和大洋橋燒掉！”大年初二，蔣軍在大洋橋堆起煤油、棉花和木柴，要火燒大洋橋。施亞夫副參謀長獲悉，以通如支隊名義寫信給大生一廠，要他們與蔣軍交涉。經過交涉，又拿出了若干擔皮棉給蔣軍，才制止了蔣軍放火燒橋。
連接唐閘運河兩岸的大洋橋
據後來王敏之、孟桂林同志回憶，大年初一那天，從東北方向傳來清晰的槍聲，唐閘群眾聽了歡欣鼓舞，蔣軍則異常驚慌；2月1日（大年初四），人民解放軍向南通實施了強大的軍事壓力，云云。
這兩位同志的回憶是對的。東北方向的槍炮聲，就是施亞夫副參謀長指揮的部隊在與敵人對峙過程中向敵人作出的攻勢動作。加上，1月28日我軍解放了金沙，1月30日我軍攔擊了青龍港逃敵，這些都是對南通守敵構成了很大的壓力。
當時九地委和分區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一定要保護好南通這座工業城市，要儘量避免與蔣軍在市區作戰，不讓工廠和城市各種設施遭到戰火的破壞。地下黨同志此刻在組織工人糾察隊，千方百計保護好城市。
就在守敵蔣軍逃竄前夕，華中軍區領導陳丕顯同志對兩淮市副市長葉胥朝同志說：“南通城即將解放，你立即出發去南通，擔任市長。”葉胥朝立刻乘坐機器快船，日夜兼程，經東臺向南通趕路。
1月31日，分區又獲情報：南通城內駐敵146師、308師部隊有從天生港逃往江南之跡象......
我分區在青龍港的部隊，立即向西北開發，直奔南通。青龍港至南通有一百幾十華里，部隊不顧疲勞，冒著小雨快速行進。趕到狼山以東時，已是2月1日午夜。此時，小雨剛停的天空，有敵人的飛機在盤旋，看來這是掩護敵人逃跑的。部隊趕到狼山腳下，要去佔領北麓的飛機場時，和敵人一部遭遇，當即交火，打了半個多鐘點，敵人向天生港逃去。我分區部隊旋即尾隨追擊。
昔日天生港輪埠
這時，施亞夫副參謀長也指揮南通警衛團等部隊繞城直插任港、天生港和九圩港。
可是，敵人逃跑的動作很快，紛紛登船向長陰沙方向逃竄，長江江面上停了多艘艦船在掩護。我軍只抓獲了敵人的一些來不及登船的零星人員。
2月2日（農曆大年初五）清晨，施亞夫副參謀長騎著戰馬，由北土山出發，率部隊經東門入城。街道兩旁，鞭炮齊鳴，鑼鼓聲不絕。
此刻，我帶部隊在天生港，敵艦還在向我天生港電廠開炮，並用火力封鎖港口，炮彈將高壓線炸斷，有些炮彈打到五接橋附近。這時，大生一廠工作組組長孟桂林同志也來到天生港，他見了我，高興地說：“唐閘工人糾察隊抓到了國民黨部隊的幾個逃兵，還繳到擲彈筒、手榴彈。”我問他：“大生一廠沒遭破壞吧？”他說：“分區部隊和我們地下黨向實警隊做了許多爭取工作，大生一廠完好無損。”我向孟桂林同志說：“敵人兵艦還在打炮，你們要當心。”
上午十時許，張震東司令員和我率部隊向南通城進發。一到茶庵殿一帶，街上人聲鼎沸，市民們和青年學生們不時呼喊“熱烈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口號。街道的牆上到處貼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紅綠標語。
我們來到市中心鐘樓，和施亞夫副參謀長會師。施亞夫對張司令員和我說：“我們指揮所在第四監獄，先去喝口水吧。”我說：“先上老鐘樓看看。”我和警衛排戰士們登上了鐘樓。警衛員王新華高舉紅旗，在空中呼啦啦舞了幾下，然後把紅旗插上了鐘樓。
這時，鐘樓前響起了市民、學生們陣陣歡呼聲。警衛排的同志們高舉著手中槍，和市民們一起歡呼：“我們勝利啦！南通解放啦！”
2月3日下午，九地委、行署和分區領導同志們熱烈歡迎新任市長葉胥朝同志的到來。
葉胥朝同志剛落坐，秘書人員把南通市人民政府第一號佈告送來，請他簽發。佈告隨即貼了出去。
至此，中共華中九地委領導下的南通、海安、如皋、如東、啟東、海門全部解放了。
【彭壽生】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9月，擔任華中軍區第九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9年3月，擔任華中軍區第九軍分區司令員。1949年5月，擔任蘇北軍區南通軍分區司令員。1965年，彭壽生在鎮江離職休養，副軍職待遇。他克服失去右臂的困難，堅持用左手撰寫了20多萬字的革命回憶錄《高山上的火苗》，為黨和軍隊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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