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華書局的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是一套很好的書，但好貴啊。
《管蔡論》這篇文章是嵇康眾多文采出眾的詩文中少有的政論文章，可以讀出不少值得玩味的地方來。
把原文先貼一下。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鑑兇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兇。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
逮至武卒，嗣誦幼衝。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
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都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明議也，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
然論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惡而任頑兇頑兇也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暗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萬顯三聖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
且周公居攝，召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貼一下書：
文章比較長，以上拍的不是很清晰，若不清楚處可找我借書再讀一讀。因為有不少同學朋友對於閱讀這種繁體豎排加註的古文，會覺得有點難度，所以我先簡單歸納一下古文的注有哪些類型，並舉例對應，希望能幫助到對古文閱讀的加強。
第一類注，是對一些詞字的字義訓詁，幫助對文章遣詞用字的理解。像注【一】對“叛戾東都”的戾字，引用了《淮南子》注：戾，反也。謀反的叫戾，這也就讓我們聯想到漢武帝的長子衛太子劉據諡號“戾太子”，跟管蔡一樣都和發兵謀反情節有關。用字的深意，微言大義，這也是中國人文章的一種很妙的地方。
除了字義，還有一些名稱比如地名、物名的解，也可以算在第一類中。
第二類注，是對典故出處的說明及聯繫。比如注【二一】對“忠於乃心，思在王室。”解其出自《尚書·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這裡有一個用尚書文字來對抗依託於尚書演生出來的正統觀念的妙處，在後面我將談到這個。
而再插一個話題，用典實乃中國人寫文章又一大妙處，可嘆現在寫文章的大多光學用成語，相比於這種用有典故出處的文字在韻味上著實差了許多——雖說其實成語大多也是某種用典。
第三類注，是對文本的考據校注。這個很多很明白，不多舉例說明了。因為在過去來說，出版是個不容易的事兒，會有很多的版本出入。通過這些考校有時候甚至會顛覆一些慣常理解，所以直至今日，校注都是古文獻工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四類注，是對比較難解的句子進行解釋。上文講戰國策有提到過了。
第五類注，是對文章及內容的評論，讓我們瞭解前賢對文章的一些觀點和解讀。這個在後面還會聊到。
現在來看看文章。
在正文前有一段背景說明的文字，講的是《史記》和《尚書·金滕》鄭玄注分別對周公征伐管公蔡公的背景記載，然後說明這兩者記載不一樣。所以說好版本就是這樣，光這一段文字就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在史記的表述裡，前因後果是管蔡懷疑周公要對成王不利才起兵的。而在鄭玄注的表述裡面，成王聽到了管蔡的流言壓制周公，然後等到看到金滕的內容後，才醒悟周公的忠誠，然後重新啟用周公，征討管蔡。
這裡簡單說一下金滕，它是周公在武王生病時向天祈禱的文書，裡面說了自己願意替武王受病的願望，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周公忠誠王室的象徵。
為什麼會有記載上的區別呢？因為在司馬遷的時期，儒家經學正統的觀念還沒完全確立和普及化，所以司馬遷對這事件史料的選擇是儘可能地還原其根源與過程。這也是《史記》又一可貴之處，因為後面的二十二史，基本上都已經處於儒家正統觀念的框架內闡述了。有機會我們可以在細讀《史記》時，再談及這一話題。
而到了鄭玄，兩漢經學已經發展了三百年，正統的意識形態成了最廣泛的主流。這個形成過程，有一個在中外歷史都很普遍的現象存在，就是把正統一方的所有對立面都進行不斷的貶低。所以到了這個時期，已經普遍地把管蔡黑成了“凶逆頑惡”了。可嘆這個戲碼今時今日還一直在上演，而對我們而言，對於任何觀點還是應多考察其源頭和來龍去脈，再下一個判斷。
那麼到了魏晉，經學思想僵化的局面面臨了衝擊，其中就包括對這種所謂正統意識形態的絕對性進行懷疑。這也就是嵇康寫這篇文章要乾的事情，這也是我們讀文章要去細細感受的一個地方。
文章的本身我就不做細解了，觀點的大意是：你們把管蔡黑成這樣，就很讓人疑惑了。當年管蔡也是聖人周文王周武王培養並任用的，這麼黑管蔡，不也抹黑了文王武王甚至也黑了作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自身嗎？管蔡最大的問題實際上只是不通權變，而周公實際上也只是為了國家體制而誅殺流放他們。
這個觀點作為一個史論和文章都是很精彩的，因為它還隱含了一個對周公聖人光環的剝落，表面上說你周公誅管蔡是對的，但你也只是處於那個權變需要的位置上，而並不站在什麼道德制高點上的。而書上結尾處引用了張採對“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司馬執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對，叔夜盛稱管、蔡，所以譏切司馬也。”這個雖然有些過度解讀了，但我們換個角度看，當時自比周公的司馬昭若是讀到這篇文章，未嘗沒有刺耳之感。
另外，關於管蔡作亂，楊寬先生的《西周史》有很豐富而且到位的論述，在細節上當然比這篇文章的論述要詳實得多，但主線上有個結論很貼近，那就是周公誅殺流放管蔡，實際上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西周政權。有興趣的，可以讀讀這部書。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楊寬先生的文集，裡面有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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