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马国强在会上表示，“全面总结武汉改革开放40周年经验，抓好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40年艰苦奋斗，40年锐意进取，武汉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惊天伟业。
40年来，阎志、刘宝林、黄立……武汉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上下求索，中流击水，顺应着、引领着、创造着时代潮流，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
40年来，敢为天下先的武汉，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周黑鸭、盛天网络、明德生物、长飞光纤等企业上市，斗鱼直播、安翰光电、卷皮网、斑马快跑及直播优选位列独角兽榜单，摩拜、猿辅导、江民科技等互联网新贵选择武汉建立“第二总部”……这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一、卓尔控股阎志：我的创业地是在武汉
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入选该名单，这是对阎志及卓尔为国家和社会所作贡献的极大肯定。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演进发展，卓尔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初创型企业，成长为拥有一定规模的商业体，连续5年蝉联中国企业500强，创始人阎志也成为湖北民营企业的骄傲。
卓尔及阎志的成长史，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深入演进、市场主体不断成熟壮大的缩影，也折射出伟大时代塑造价值、成就梦想的巨大力量。
“诗人阎志”变“创业者阎志”
如果结合改革开放背景，卓尔的发展可以按不同的节点，划分为几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赶潮初创期，2003年前后的进军实业阶段，2015年前后的互联网转型升级期。
这几个时间节点，对卓尔这样的民营创业型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幸运的是，在每个关键节点上，阎志都踏准了节拍，与时代共舞。
阎志在创业之前做过记者、编辑，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在“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下海”成为当时出现频次最高的词之一。冯仑、朱新礼、潘石屹，以及湖北籍企业家陈东升、毛振华等，他们都是在1992年前后“下海”创业，被人们称为“92派”。
阎志也有“下海”的冲动。他对商业有着一种特别的冲动和爱好，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个商业机构。
“下海”能做什么？之前，阎志曾在一家刊物当过编辑部主任，经常开展经营活动。后来做记者，接触的都是企业、企业家。
“能不能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开家广告公司？”阎志认为，广告公司门槛低，只要一支笔就可以开业。这正是他创业最真实的想法。
那年，阎志24岁。在他的案头上，翻得最多的书已不是诗集，而是一本名为《公司法解读》的书。
随着广告公司的开业，“诗人阎志”也转身为“创业者阎志”。两年后，卓尔广告公司成了当时湖北最大的广告公司。
开发汉口北
卓尔不断成长的历程证明，改革开放的丰沃的土壤，成就了阎志，也成就了卓尔。正是改革开放尊重个人价值，培育了充满激情的企业家，也赋予了企业家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
自2001年起，阎志将触角延伸至生物、食品、教育、纺织等多个行业。但慢慢地，阎志发觉这种多元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到2004年他开始逐步退出这些领域，觉得做企业还是得专注与聚焦。
专注什么？聚焦哪里？阎志依然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切入。广告公司的一大优势是，能近距离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企业，能最直接地获悉企业家的需求，“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与这些企业接触的过程中，阎志注意到，相当部分企业对物业都有强烈的需求。能不能切入到产业地产投资领域？
改革开放再次激发了阎志的商业灵感。阎志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间，是中国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时期，从30.89%迅速增长到46.59%。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同时，产业转移的步伐也会加快。
“这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会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而位居中国经济地理天元之位的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地位，在中部崛起、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战略的支撑下，公用物业在武汉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是大势所趋。”阎志说，当别的企业在做住宅地产的时候，他则看好产业发展和商贸平台的发展前景。
2007年，卓尔正式转型实业，全力开发汉口北，目标是将拥有良好区位优势的汉口北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平台，“武汉是一个因商业而兴的城市，她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良好的商业基础”。
阎志再一次踏准了时代节拍。2011年，武汉市明确提出，力争3—5年内，将位于老城区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批发市场整体搬迁至汉口北。与此同时，政府将加大对汉口北周边地区的投资，包括交通在内的相关配套设施将全面升级——这对汉口北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积极拥抱互联网
2015年，是中国市场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互联网全面重构了中国商业格局，实体商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互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VR等前沿技术的协同发展，对中国商业的影响和改变将更加巨大和彻底。
阎志意识到，卓尔又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关键时刻，又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此次转型，是要全面拥抱互联网，“如果不能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的接口和空间，就要掉队和被淘汰”。
卓尔电商转型的目标，是要做中国做大的B2B电商平台。
三年来，卓尔的电商转型已然开花结果：卓尔购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线下集成批发交易平台，覆盖全国25个城市，入驻商户超28万户，进入中国电商第一方阵。当然，批发电商只是起点，随着卓尔对B2B的探索逐渐深入，卓尔购还将在迭代变化中被赋予全新的使命。
二、百步亭集团：砸“铁饭碗”建首个合资公司
百步亭社区的开创者，是现任湖北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茅永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受到很大冲击。但是，中国必须改革，当今的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为国家出点力、做点贡献，为社会发展起到一些推动作用，那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砸“铁饭碗”建首个合资公司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步亭都依然是“城市里的村庄”。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大江南北，在武汉以南的武昌县，20多岁就当上县公路交通监理站站长的茅永红，心里也被吹得痒痒的。捧着“铁饭碗”的他思忖着“干一件大事”。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我发现，海外有很多先进技术、人才可以引进来为我们所用”，茅永红告诉支点财经记者，当创业浪潮到来时，他想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专门维修进口汽车。
这个想法萌生于在一起发生在他管辖公路段上的车祸：一辆进口新车被撞的变了形，老司机为此急得当街恸哭，茅永红四处帮忙联系修理厂时发现，武汉竟没有一家进口车修理厂。此时，前同事邓满林已成为一名港商，正回到老家寻找投资项目。二人一拍即合。
跟港资合作、修外国车，当时这在旁人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文革期间，有海外关系就是“污点”，甚至可能被作为“反革命”判刑。
“我那时20多岁，铁了心要做成这件事”，茅永红告诉记者，刚好国家修铁路要征用家中老屋，补偿了2万元，他瞒着家人把准备盖房的这笔钱拿出来作为资金做可行性调研、跑办厂手续，“一家人睡了两年窝棚，我也因为做了‘亏心事’不敢回家，经常睡在船码头候船室、火车站候车厅。”
调查的结果坚定了他办厂的决心：湖北省进口的8万辆汽车，待修的就有1.5万辆。从此，茅永红开始了跑手续盖公章的漫漫旅途，从县里盖到市里，从市里盖到省里，从省里盖到中央，留下了一段为人熟知的“179个公章”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是近乎绝望的”，茅永红回忆，当时关于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法规，手续最后卡在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茅永红带着“遗书”去找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中林，后者曾在湖北任职多年，担任过湖北省委副书记。
这封“遗书”更像是他的自我剖白，其中写道：“我想办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目的是把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引进来……不是在为私利，而是想为改革开放做点事情。为了办公司，我把家里的钱全都骗出来了，如果办不成我也没脸回家。”
茅永红至今仍清楚记得任中林对他说的话——“虽然改革开放了，但很多文件尚配套不足，你放心，我们来把这个事情给你办成。”
1985年4月4日，在盖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最后一个公章后，茅永红终于领到编号为“001”的营业执照。“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也成为当时中南五省第一家合资进口汽车维修中心。
创“三制”遭误解出走海南
茅永红将英国、日本、荷兰的先进技术都引了进来，公司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
接下来就是怎么管理的问题。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关键就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在茅永红看来，这个难度不低于盖一百多个公章。
虽然改革多年，但一些不好的习气还存在着——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茅永红创新性地提出 “三制”：工人合同制，能进能出；干部聘任制，能上能下；工资浮动制，能高能低。“办企业的目的，是要产生经济效益，不能养闲人。如果还按老模式，企业是赚不了钱的，那员工跟着你干什么？外商为什么要投资？”
聘请的工程师是香港人，一个月工资几千元。即使是普通员工，每月也有200多元工资，比当时国企的工资翻了好几倍。那时候，国家统一实行八级工资制，最高的是八级工，提干部也是有程序的，更不能说开除就开除。而茅永红第一个就把舅舅开除了。舅舅曾是国企的八级油漆工，修理厂开业后需要人手，他就过来帮忙，但他总有着“吃大锅饭”的想法。
实践证明，这套“三制”的做法很有效果，仅8个月，“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这种改革引起了诸多中央媒体的关注，《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相继采访报道。国家经委、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先后到汽修厂来调研。在一次座谈会上，茅永红谈到：中国经济想要搞上去，体制必须要突破，必须砸掉 “大锅饭”、“铁饭碗”。
这种提法在当时仍被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茅永红是“搞资本主义”“搞自由化”。
“经营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的8年，我受到各种误解并招来麻烦。”茅永红告诉记者，改革势必会牵扯到很多利益问题，他因此先后被抓过12次，每次抓进去审几天，就被放出来了。尽管省里一名主要领导严令“保护合法企业家”，茅永红最终还是选择了“出走”，去了海南，先后出任海南省经济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行政级别是正厅。
受邀回汉，“黑泥湖”上建“安居”
1988年，海南兴办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海南的那几年，让茅永红有一个重要的收获，他认为国家会拉动内需，而房地产市场必然启动。
1995年，湖北省领导对茅永红等一批企业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回到家乡做贡献。
恰好，武汉市有块上千亩的荒地等待开发，茅永红看都没看，就接了下来。
此处正是百步亭。“我在现场一看，叫‘黑泥湖’真的是名副其实。遍地都是臭水沟、烂泥塘和垃圾堆，不仅乱，还很偏远，水电路都不通。真的可以说是当时武汉待开发的地方中最烂的。”茅永红说，两年里，先后有7家房地产开发商进驻百步亭，最后都退场了。
当年“盖179个公章”不服输的劲儿，让茅永红决心把这块“烂地”，做成武汉最文明、最和谐、最安全的地方。
别人放弃的项目，茅永红为什么敢接？他告诉记者，这里虽然位置相对偏僻、基础设施差，但地价比市中心便宜得多，正适合建设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他的公司名为“武汉安居公司”。
1997年，百步亭花园正式开工建设。1998年12月28日，百步亭一期正式交房，曾经的“黑泥湖”变身水电路全通的安居房。
茅永红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改革思路，突破传统的区-街-居委会管理型的行政体制，创办全国第一个新型社区。当时，国家行政序列里尚没有“社区”这个组织。茅永红派人到国外了解社区管理的先进经验，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的基层治理模式。2003年10月，四部委联合下文，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经验。
依托社区地产投身文化产业
今年9月19日，“2018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五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茅永红创办的湖北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再次蝉联“中国中部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
历经20余年发展，“社区地产”已然成为一种产业模式，百步亭集团作为这种产业模式的开拓者之一，将房地产开发产品由“住宅”定位为“社区”，把产业链拓展到社区服务，满足老百姓居住、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全方位需求。如今的武汉百步亭社区，占地6平方公里，已建成住宅600万平方米，居住生活着18万人,在建住宅100万平方米。
这几年，茅永红带领百步亭集团积极参与国家经略海洋战略，投身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百步亭集团拥有《CCTV老故事》和《城市电视》2个电视频道，拍摄了220多部（集）电影和电视剧，电影《江城夏日》获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全方位塑造百步亭品牌形象。
茅永红坦言，这些年他确实历经许多挫折、艰辛，但他觉得这些创新都是值得的。改革开放30年时，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60年时，他作为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先进模范人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阅兵仪式。
“我们不能忘了邓年提出改革的初衷，也不能忘了当初办社区的初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茅永红说。
三、九州通刘宝林:中国最大民营医药流通企业掌门人
作为中国最大民营医药流通企业掌门人，刘宝林的创业史可以用“等待”一词形容——等待医药流通领域的开放，等待医改的不断深化。
医药行业是改革开放中推进难度颇大、过程也颇为曲折的领域，在等待过程中，刘宝林收获很多，期待也很多。
“红帽子”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存在大量特殊企业：私人投资，但工商注册资料上却标注着集体或国有企业。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红帽子”企业。
尤其在1999年之前，医药流通严格限制在国资领域，任何私营都必须以挂靠方式依附于国营机构。出生于1953年的刘宝林，也曾是其中一员。
在32岁之前，刘宝林事业进展并不顺利。
1969年，16岁的刘宝林被推选为老家湖北应城天鹅镇阁老村的“赤脚医生”。后来他到血防站工作，一个月工资仅37.5元。
靠这点工资养家，在当时也十分拮据。
1985年，32岁的刘宝林与4个股东通过“内部承包、上交提留”方式成立“应城天鹅镇医药批发部”，正式戴上“红帽子”，做起医药生意。
而“乘长途班车去购药”，也成为这一时期医药个体户的时代形象，刘宝林也不例外。为了给乡村诊所送药，他以“晴天自行车、雨天用肩挑”的方式在乡间奔走。
除了辛苦，刘宝林还要面对资金、销路和诚信等各类问题。
“外地人都认为湖北商人‘滑头’，不愿跟湖北人打交道。”刘宝林因此立下了“宁赔钱，要守信”的原则。每次去外省进货他都带着一箱现金，“结账都是蹲在地上数，一数就是一两个小时。”
凭着这种诚信，刘宝林赢得了上游厂商认可，先可用承兑汇票，后来可以赊账，再后来，只要刘宝林打个电话就先发货。
由于刘宝林的药品卖价相较市面上其他同类药品更低，同时他力求药品价格、人员服务的标准统一，口碑迅速传开。1985-1987年，刘宝林成为了“万元户”。
摘下“帽子”，加速发展
1989年，刘宝林遇到了创业中的第一个重大打击——随着国家开始拉紧个体经营闸口，他的医药经营许可证五年有效期满换证无望，失去了经营资格。
当时刘宝林一度起了金盆洗手的念头，但真正闲下来，他又觉得日子太过平淡，总想做些事。
或许应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刘宝林经过反复思考和多方打听，选择离开家乡，到海南创业，继续做老本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成立经济特区，政策相对宽松。彼时，涌入海南的追梦者中不乏潘石屹、冯仑等后来获得成功的巨贾，刘宝林也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给海南的氛围带来了深刻变化，政府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当时工业厅、卫生厅、工商局流程走下来，拿到营业执照仅一个多月。
“如果在其他地方，即使能办理挂靠经营手续，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大半年。”刘宝林说。
在成功拿到海南的医药经营许可证后，刘宝林逐步在全国各地布点，辐射范围日益扩张。
1999年底，国家开始鼓励医药经营企业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允许民营经济通过改制和重组形式进入医药经营领域。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依赖“红帽子”也能进入医药流通领域。
对政策动向十分敏锐的刘宝林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开放良机，他放弃了在海南的多年经营，毅然回到家乡湖北，把事业锁定在医药流通领域。
2000年1月28日，刘宝林与他人共同出资200万元，在武汉成立了九州通的前身——武汉均大储运公司，公司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4亿元。
“医药行业是改革开放最后放开的行业，1999年放开后，市场规模增长非常快，这也是九州通发展的重要背景。”刘宝林说。
不过，尽管市场开放，民营资本若想争抢“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这块医药领域的最大蛋糕，依然是件不易的事。
刘宝林避其锋芒，以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院、下游流通药企、药店诊所为销售对象，以低价、批量快速、现款交易的“九州通”模式迅速开拓市场。
2003年9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8日正式更名为湖北九州通医药集团。
用技术打天下
“九州通”模式已然建立，但要同其他迅速跟进的同类企业竞争，更稳、准、狠的方法便是强抓技术。
从2005年开始，刘宝林实地考察了日本东邦、美国Mckesson等世界一流物流企业，目标便是把国外先进物流理念、技术带到国内，并结合国情进行落地。
2008年11月29日，九州通建成了国内首个采用全程自动化设备的医药物流中心——九州通北京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2012年，九州通上海青浦现代医药物流中心上线，可存储3万多个品规、60万箱药品，支持年销售额100亿元，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药物流中心。
武汉九州通东西湖物流中心（一期）于2014年9月8日上线，投资3.8亿元，是全球最大、亚洲最先进的单体医药物流中心。去年底，该中心被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评为全国十大“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之一。
到如今，九州通已成为全国医药流通企业中为数不多的进行现代物流技术自主研发与医药物流管理系统集成的企业之一。
模式、技术兼备的九州通，发展速度也十分可观。
从2010年上市到去年底，九州通资产规模增长近5倍、营收规模增长约2.5倍，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739.43亿元。
四、高德红外黄立：中国版“红外芯”缔造者
10月10日，第七届武汉市市长质量奖揭晓，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红外”）等4家企业获奖。
高德红外是国内规模最大、国际知名的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核心的光电系统和武器系统研制生产企业。董事长黄立是“华科男”，典型的技术派创业者。
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批技术精英下海。36岁的黄立，怀揣30万元创业。经历19年发展，他创办的高德红外已成为一家市值88亿元的上市公司。
“我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黄立说，他见证了国家从不够关注民营企业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见证了民营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导向型产业的转变。
下海创业
个人前途总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在黄立看来，人生的第一次机遇，来自高考制度恢复。1980年，黄立考入华中工程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电信系。在校期间，他爱好兴趣广泛，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毕业后，黄立被分配到当时效益较好的湖北省电力实验研究所，成为一名工程师，一干就是10多年。
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兼职、下海，大批技术精英从体制内走出来，黄立也加入了创业大军。同事们不解，好端端的“铁饭碗”不要，偏偏选择从商。
黄立向支点财经记者坦言，其实那时在电力系统日子过得还不错，工作稳定待遇好，自己也成长为中层干部。“但我总觉得，在生命最重要或者是最有能力的阶段，应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了我机会。”
黄立用积攒的30万元，创办了高德电气，这家公司是高德红外的前身。公司取名高德，源自英文GUIDE，意思是向导、领路者。
黄立回忆说，1999年前后这批下海的创业者，相比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批人而言，更有理想，手上技术的含金量更高。
创业初期是艰辛的，公司什么都缺。30万元对高科技产品研发来说，简直杯水车薪。黄立只能一边做产品，一边卖产品，以此来积累资金。
一步步坚守，黄立坚信自己“一定会活得有价值”，心中时刻记着一句话“人生是张单程票，一辈子不能白活”。
狙击非典疫情
时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非典”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较大冲击。
这一年，高德红外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研发的红外测温设备一夜之间供不应求。
黄立向回忆，在2003年之前，高德红外在电力系统市场上积累资金后，转身进军红外热像探测市场。那时，红外探测器的核心技术被美国、法国等垄断。
黄立说，这种探测器一次只能从法国买几个到几十个不等，价格昂贵不说，办理许可证还需要通过法国三个政府部门，审批周期长达半年。
为了买到更多的关键器件，黄立请来法国一家红外探测器件生产企业的销售总裁。在武汉，经过双方谈判，黄立向法方一次性购买一千个器件。
2003年二月，产品到达武汉。此时，“非典”疫情正在蔓延。
“我记得是一天早上，市里打电话说要调几台我们的产品过去。我感到非典疫情形势比较严峻。”黄立开始连夜批量化生产，并马上跟法国公司联系，追加更多设备。
黄立清晰记得，4月份，公司成为首都机场唯一的红外测温设备供应商。“把红外摄像机对着人群拍摄，哪怕是隔几百米，一秒钟之内都能测出谁的体温有异常。”
随后，高德红外的产品向全国铺开，在大部分机场、码头、火车站等重点区域使用，为全国建立非典疫情检测网络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高德的红外测温产品占有国内95%的市场。
但是，黄立心里明白，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刚开始我们没有条件，只能想办法到国外买器件。如果人家不卖给你，公司可能就完蛋。”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美国不仅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关键技术，还对法国施加压力，对高德红外实施了严厉制裁和产品技术封锁，直接导致高德红外无芯可用。
黄立痛下决心，要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研发自主创新的红外芯片。
一个有故事的芯片
走进高德红外产品展示厅，在一台类似电视机的屏幕上，来宾可以看到自己的温度影像，即便是背着双肩包，也能看清。
在展厅里留意到，一片指甲大小的正方形芯片被放在显眼位置。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芯片。”讲到这里，黄立激动不已。2010年，高德红外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后，他将募集到的资金全部用于研发，欲打造中国版“红外芯”。
研发团队没有想到，从全球搜集到的芯片信息难以“消化”，关键技术攻关困难重重。
黄立介绍，红外探测器涉及几十个专业，专业跨度很大。从材料提纯到封装工艺，每个环节都要一一打通，研发过程十分艰辛。为此，高德红外制定了长期规划，用10年甚至更长时间搭建从以红外焦平面探测器为基础的核心器件到以红外热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
公司内部质疑声不断。在芯片研发领域，国家投入很大，收效甚微。民企将巨额资金投入做芯片研发，极有可能血本无归。
但是，黄立深思熟虑后，还是下定决心不断投入，把完整的技术链条做下来，做出中国版“红外芯”。
2012年，当红外芯片的样品研发出来后，研发人员在封装测试环节再遇拦路虎。在陶瓷封装技术领域，国内一片空白，如何突破这项封锁的技术呢？研发团队找遍所有能找的资料，做了不少于1000次的试验，最终找对了“配方”。
前前后后，高德红外投入4.5亿元自主研发陶瓷封装技术。这项技术的突破，让高德红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掌握陶瓷封装技术的企业，也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红外芯片生产线的企业。
直到2017年，高德红外突破了数百项技术难题和数千项工艺难关，搭建起三条国内领先、国际先进且完全“自主可控”的红外探测器批产线。
“红外探测器不仅在民用领域有着巨大市场，还在军用领域有着广阔前景。”黄立说，“早些年，国家政策还不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我军装备生产，高德红外便从军品出口做起，参与国际竞标。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也能为强军梦想助力。”
“作为民营企业家，保持专注很重要。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但是我从未用于干其他的事情，多年来只干一件事——红外技术。技术创新是唯一的出路，每天都要保持着创新和努力的状态。”黄立如此感慨。
展望未来，黄立说，高德红外要成为红外平台的缔造者、红外上游产业技术提供商，而不仅是一家探测器生产商。
五、武商集团毛冬声：缔造中国商界的众多第一
梳理武汉商业的发展史，武商集团凭借在中国商界缔造的众多第一，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武商集团2004年5月编撰的《武商发展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把武商集团比喻成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毛冬声就是这条龙的‘睛’，也可以换句话说，是点睛的人。正如武商人一致认同的，武商20年的改革凝结着毛冬声的思想和智慧，武商20年的发展与毛冬声的历史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
毛冬声，是可以载入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册的人。1982年，他执掌武汉商场，以大胆的思路贷款改造老商场；1988年，武商率先改革实行股份制；1992年，武商股票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湖北第一股”，也是深市第一只异地股票。
2004年8月，69岁的毛冬声辞任武商集团董事长。此时的武商总资产达34亿元，相当于在国家投资的基础上，赚回了350个“原武商”。
借美元改造老武商
解放大道是武汉市区最长的一条主干道，横贯汉口。
这条大道上的最繁华处，是闻名全国的武商摩尔城，它由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世贸广场三座大厦连为一体，被称为“武广商圈”。
36年前，毛冬声接手时，武汉商场是一副破败景象。
武汉商场创办于1959年，原叫“友好商场”，营业面积7400平方米。有资料显示，在计划经济年代，武汉全市所获国家分配的日用物资，至少10%要经武商售出。
毛冬声回忆，尽管那时候的武汉商场已经是武汉最大、也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场之一，依然到处破破烂烂——灯光昏暗、地面凹凸不平。
实际上，当时的国有商场大都也是如此：规模不大，环境很差，货物堆积，灯光暗淡。习惯了“计划”的中国老百姓，到商场能买到东西就不错了，根本不会奢求什么“购物体验”。
1983年，武汉商场率先在全国商界“自我改造”。“武商要改造，就得营造现代商场的氛围，所以装修公司一定要具有前沿的思维”，在毛冬声的“蓝图”中，新武商不但有升降电梯、塑胶地板，还有咖啡厅、游乐厅和验光配镜等看起来跟百货没关系的玩意。毛冬声坦言，这些“洋玩意”都是从美工室订的海外画册上看的。
香港的一家装饰工程公司闻讯拿出了设计方案，预算120万美元。
听说国家有外汇，毛冬声直奔北京，找到此前并不认识的商务部部长刘毅。刘毅将贷款报告签到中国银行总行信贷部，120万美元贷款很快到位，成为全国首笔改造商场、税前还贷的外汇贷款。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资本主义”仍然是敏感词。因为贷款的是美元，再加上装修用的是香港企业，毛冬声引发的风波可想而知。改造完工后，一个由两位市人大副主任带队的审查组进驻武商。查了两年，没查出什么问题。
1985年9月1日，新武汉商场开业。开业第一年，销售额从改造前的7000万元升至两亿元，贷款当年还清。150家大中型商企老总组团来汉考察，学习武商经验。此后数年,中国商界的改扩建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湖北第一股”
时间的指针走到了1992年，毛冬声执掌武商帅印已整整10年。十年里，他还做了这几件“胆大包天”的事：成立武汉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武汉商场股份集团有限公司；向工行武汉市分行、武钢等6家股东发行股票622万股。
即便胆大如是，但当下“姓资姓社”等各种争论也让毛冬声战战兢兢。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话让毛冬声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他要加速带领武商上市。
此时的武商，历经3次增资扩股，总股本已达到1.4亿多元。在跑了证监会十余次，盖完100多个章后，1992年11月20日，“鄂武商A”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湖北第一股”。
上市给武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当年筹集资金2.45亿元。有了资金支持的毛冬声，又要干大事了。
力排众议打造摩尔城
曾经多次出国考察的毛冬声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必定是商场密布之地。毛冬声将此称为“扎堆”。依据“扎堆理论”，他要在繁华的航空路口再建几个大商场，打造摩尔式的购物中心。
如今的武汉，摩尔式的商业体星罗密布。而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不仅如此，此时的武汉已有16家大商场，在建的还有32家，有人认为武汉的商场已经趋于饱和。
“武商如果不建，就会被别人抛在后面”，毛冬声力排众议。
1996年9月，武汉广场正式开业，第一个月就实现赢利，20个月收回投资成本，并从那一年起，蝉联 “中国单体百货经济效益第一”桂冠至今；1999年，投资7亿元兴建的世贸广场购物中心开业。空中连廊将3座大商场连为一体，打造了一个集购物、休闲、餐饮、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型经营综合体，总营业面积达20万平方米。至此，解放大道航空路口的这几栋大厦，组成武汉最大、最繁荣的中央购物区。武商集团终于从单体商场壮大为扎堆经营、错位发展的综合实体。
接着，武商又一举“吃掉”青山建二商场和亚贸广场，成立武商量贩分公司和家电分公司。此外，还将触角伸向邻近的襄樊、沙市等地。
在毛冬声的带领下，武商多年稳居武汉商业霸主地位。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6月，武商总资产达34亿元，当年上半年销售额达21亿元，相当于在国家投资的基础上，赚回了350个原武商。
六、“盲侠”郑举选：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
从1993年算起，郑举选离开汉正街已经25个年头了。当年，他是这条街上的风云人物，走南闯北的生意人第一次来到汉正街，大多都会慕名来见识一下“盲侠”郑举选。
郑举选在这条汉口老街长大，人生的跌宕起伏都与它息息相关：因 “投机倒把”入狱；成为汉正街第一批获得小百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103人之一；是汉正街个体户中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元户……他的从商生涯，见证了这个“天下第一街”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每一步探索。
“盲侠”炼成
郑举选出生于1940年，幼时因一场天花，左眼失明，右眼微弱可视，后来右眼也渐渐失明。
尽管眼睛看不见，但郑举选看市场却出奇地准。他靠着收音机，了解周围的变化，寻找着商机。
汉正街曾有个“三镇市场”，主营小百货批发，郑举选的父亲就在此做生意，他从小耳濡目染。初中毕业后，因视力原因无法继续学业，郑举选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小商贩。
刚开始，也是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玩意，但纵然是一样的货，郑举选的生意总要比别人好一些。
尽管生意做得不错，但都是“偷偷摸摸”的。“这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郑举选说。除了货物和钱款被没收，他还时不时要进学习班。
1978年初的一天，郑举选家被抄出几万元库存货物，他因此入狱。1979年6月30日，郑举选被释放出狱。他甘愿自己坐牢也不愿牵连他人的举动，也为他赢得“盲侠”的称号。
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
1979年底，武汉市工商局向首批103位汉正街个体户发放执照，郑举选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只有15元本钱，但是他的小百货摊上始终货源充足，以往的客户主动送货让他卖，先货后款。
入股公司
1983年，郑举选得知，武汉有家毛笔厂制笔后废弃的竹节堆积如山，他找来工人，把笔杆做成吹气球的竹哨。短短几个月，这种小竹哨就畅销全国，卖出几十万个。
郑举选说，是改革开放给了他做生意的机会，他因此格外珍惜。刚开始两年有优惠政策，在汉正街做生意不用交税，后来是凭个人报的营业额来交。他每年都是纳税最多的，管理费也比别人多交一点。他因此在汉正街创下四个第一——纳税第一、交管理费第一、捐款第一、购买国库券第一。
“那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当上公司的董事长”，郑举选回忆，1984年的一天，家里挤满了来挑货的客户，老母亲突然在楼下大喊，“打办”的人来了，屋内顿时乱作一团，有人把钱扔进垃圾桶，有人直接夺门而出。
来者其实是硚口区侨办的一位负责人。当时，《国务院关于华侨投资优惠的暂行规定》刚刚颁布，鼓励华侨等海外华商资本在大陆投资，一时间，各种华侨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硚口区侨办拟筹建武汉友谊华侨贸易部（以下简称“友谊华侨”），因郑举选有海外关系，所以他们专程来邀请郑举选入股。
郑举选说，当时他每天数钱数到手软，不论对方怎么宣讲政策利好，他都铁了心不干。对方并不气馁，每天都会到郑举选家来，也不说话，就看他怎么做生意。店里总有个“公家人”站着，让郑举选多少有些不自在。“我当时想，可能就是要我出点钱吧”，他拿出5000元成为公司股东。郑举选没想到，他的个体户生涯会就此告一段落。
成就传奇
在友谊华侨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郑举选被票选为董事会成员。在由街道办主任、百货公司经理等一群“有身份”的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初中文化的郑举选又被选为董事长。
公司开业当天，许多人慕名前来看汉正街第一个“盲人”董事长。“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回想当年，郑举选笑称自己压根就没想“懂事”，只是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安心做自己的生意去了。
80年代中期，西服领带成为时髦男青年们的最爱。友谊华侨总经理以2.7元每条的价格，向浙江一家工厂订购了两万条领带。而在此前，汉正街的其他商家就动了起来，大批领带涌进汉正街。友谊华侨贸易部还没收到货，领带的价格就跌到7毛一条，供货商眼看拿不回货款，赖在汉正街不肯走。
公司刚开业就陷入如此危机，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郑举选身上。郑举选找了以前江浙的合作伙伴做信誉担保，向供货商承诺，分期给付货款。“这件事以后我想通了，入股不是出点钱就行的，要干就要干好。”他把家里的生意交给爱人，正式就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尽管做生意看得准，但郑举选明白，管理公司他还是个外行。组建智囊团，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他通过硚口司法局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请武汉大学的教授担任经营顾问，又返聘财政局退休的工作人员为财务顾问。智囊团为公司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各岗位的责任清清楚楚。这在当时的汉正街又一次引起轰动。
有了郑举选牵头，友谊华侨生意红红火火，以前的老客户都慕名跟了过来。不但补上了之前的大窟窿，公司还有了盈利。1986年春节，郑举选亲手将25%的分红发到每一位股东的手中。在此后的几年，股东们都能拿到丰厚的红利。
郑举选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国内外众多记者前来采访。面对法国记者“你到底赚了多少钱”的提问，郑举选回答，“我就是传说中那个汉正街的百万富翁，现在虽然还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好的政策，未来一定能够做到。”
七、盛天网络赖春临：打造湖北互联网第一股
从在广埠屯电脑城的过道摆摊创业，到拥有每层上千平方米的三层写字楼；从20岁刚出头的黄毛丫头，到37岁成为湖北女首富，赖春临用了17年的时间，一手打造出湖北互联网上市“第一股”——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天网络”）。
赖春临的创业晋级之路与一波波互联网浪潮息息相关。在卖电脑中积累原始资本，在网吧客户中找到公司主营业务，再到投入资金研发网吧网维管理平台，她踩准了互联网创业的步伐，逐浪而起。
赖春临自称是“草根”，她感慨道，改革开放给了草根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
“攒机”赚到第一桶金
1998年，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美国《商业周刊》策划了一期专题报道，封面上印着醒目的大标题，“苹果又回来了！”
这一年，张朝阳宣布搜狐要做中国第一门户网站。他没想到，这年11月，新浪诞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便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
这一年，遭遇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马云在北京寻找新的机会，B2B思路日渐清晰，他还想出网站域名“阿里巴巴”。
这一年7月，武汉步入炎热的夏季，赖春临从华中女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埠屯一家电脑租赁公司。
当时，台式机比较笨重，价格不菲，不少单位和家庭选择租赁电脑。工作不到两个月，已展示出销售才能的赖春临，被公司委以重任，派往郑州开拓市场。
赖春临回忆说，这是一段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虽然不是创业，但是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她几乎遭遇了创业过程中要遇到的所有问题。
赖春临发现，卖掉一台电脑，可以赚取上千元的利润。对于这笔金额，她深有感触。高中时期，做教师的父亲患上尿毒症，一次透析就要花费1000元。当时她父亲每月教书的工资仅有300元。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父亲患病去世。
赖春临一心想要摆脱贫困的现状，她决定回武汉自己去卖电脑。当时，广埠屯电脑城一铺难求，她托人找关系租下15平方米的走廊，创业就这样起步了。从租赁电脑生意做起，没过多久，她开始做“攒机”业务。
攒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DIY组装机。当时品牌电脑价格昂贵，攒机可以少花很多钱。
个人电脑飞入寻常百姓家。赖春临赶上了好时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研发网吧“大脑”软件
2002年，网吧管理软件陆续上市，这解决了赖春临不少难题。她开始代理这些软件，进入网维软件领域。
网维软件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最初网吧业主并不接受，赖春临只能一家家跑。她带公司员工每天不分昼夜往武汉市各大网吧跑。“那时的我，既是老板也是业务员，既是研发也是客服，一个个网吧去游说，请他们免费试用。”赖春临回忆时称，这样的服务让试用过的网吧几乎都离不开他们，武汉市场打开了局面。
时间到了2006年4月，赖春临掌握了大量终端客户，她成立了武汉盛天信息网吧技术有限公司，拿出全部积蓄聘请高级技术人员，研发具有交易平台性质的网维软件。
经过一年多的研发，“易游网吧管理软件”问世。赖春临向支点财经记者介绍，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研发团队不断听取网吧业主的反馈意见，解决实际运营中不少痛点。这款软件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了湖北省一半以上网吧市场，且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
守住“风口”
从卖电脑到代理网吧软件，再到自主研发，赖春临不断迈上新台阶。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但它丝毫未影响中国互联网用户数的爆发。支点财经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这一年6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2.93亿，首次超过美国，同时将近1亿网民选择在网吧上网，有经营牌照的网吧达到13.6万家。
赖春临告诉记者，在网吧里，我们发现有近八成的网民是男性用户，他们来网吧娱乐就是玩游戏。大量网络游戏公司跑到网吧外面刷海报，吸引用户关注。
“我们为什么不代理游戏广告呢？”赖春临决定把“易游”的登录界面变成广告位卖出去。
赖春临十分清楚，中国每10家网吧中，就有一家装了 “易游网吧管理平台”。手握1万多家网吧入口资源，变现的价值不可估量。
赖春临算过这样一笔账：手上1万家网吧，以每家网吧100台电脑、日均“翻台率”3.5计算，盛天拥有350万日均活跃用户。“我们看当今的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日均活跃用户过百万就可以盈利生存，过千万可支持起一家上市公司，过亿就是BAT那样的巨头了。”
于是，赖春临着手将原来单纯的网吧管理软件研发升级成集维护、管理、娱乐于一体的网吧娱乐平台——“易游网娱平台”。该平台成了各游戏厂商争抢网吧登录流量的最佳广告位入口，厂商争相竞价。
2010年，赖春临将公司更名为“盛天网络”。短短两三年，公司的广告媒体收入就超过了软件，成为第一大主营业务。到了2014年，盛天网络销售收入约为2.3亿元，其中75%为广告及技术服务收入，达1.74亿元。
湖北互联网第一股
2010年，赖春临内外受压。一是一起创业多年的创始高管离职；二是这一年，她的主要竞争对手——网顺科技成功上市。上市后的网顺科技，大肆并购扩张，并与盛天网络有过并购接触。
赖春临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吸着烟，思忖着如何把公司卖个好价钱，甚至把当年愿意收购的潜在买家都谈了一遍，后来谈的价格达到6亿元。
“难道就决定这么放弃了吗？想去周游世界吗？准备退休了吗？”赖春临问自己三个问题，答案当然都是“NO”。
“考虑好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没放弃了，决定还是自己干。”赖春临坚定信念，死心踏地走资本化道路。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时，湖北互联网企业融资成功概率小，即便融资成功，也比北上广深同类项目估值要低几倍。差不多同一时期，不少创业者将项目迁出武汉。
在赖春临眼里，湖北互联网创业企业均比较务实，能生存下来的企业多半是盈利的。客观原因之一是企业对品牌宣传重视不够；二是资本市场对湖北的关注度过低。赖春临选择了坚守。
2013年，赖春临带着400余名同事，入驻光谷金融港三层现代化的办公区。新的办公场地互联网文化十足，会议室、办公室等被冠以“生活大爆炸”“天空之城”“危机边缘”等热门网剧和游戏的名称。游戏区、水果零食供应处等一应俱全。
2013年之前，赖春临是谁，知晓的人并不多。2015年6月底，当一家湖北互联网企业拿到IPO批文时，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未来的湖北女首富及她创办的盛天网络。
八、周黑鸭周富裕：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
10月1日这天，周富裕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主题是“周黑鸭的一切都源于祖国的发展”，阐述了周黑鸭一直以来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的日益昌盛。
周富裕是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黑鸭”）的创始人。20多年前，他从菜市场摆摊卖酱鸭起步，逐步将周黑鸭发展成为了在全国拥有约1200家直营店，并在港交所上市、年营业收入超过32亿元的国际化企业。
可以说，周富裕带领周黑鸭成长的历程，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民营企业家创业史的一个缩影。
单干因耍小聪明受挫
1993年，周富裕的大姐已在武汉摆摊卖酱鸭，他便决定投奔大姐学做生意。1994年，到了大姐的酱鸭摊后，周富裕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帮她卤鸭子，6点准时出门摆摊，下午就是买鸭、宰鸭、腌制，饿了就到街口的小商店花5角钱买两个干面包吃。
然而，大姐的酱鸭摊生意并不稳定，运气好时一天能卖10只鸭子，大部分天数却只能卖三四只。周富裕同时发现，街口一个温州老板开的酱鸭店生意超好，每天都能卖一两百只，这是为何？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温州老板没事就和附近的几家酒店老板打麻将，一来二去便成了“麻友”，然后就将酱鸭销给了他们。
1995年，周富裕在大姐卤菜加工坊的旁边架起了炉子露天卤煮酱鸭。跟姐姐走零售的销售渠道不同，他选择了给酒店批发送货。他还学起温州老板，用打麻将的方式与酒店老板联络感情。
只是，周富裕学到了皮毛却没有学到本质，一心想要脱贫的周富裕犯了耍小聪明的错。当时他卤煮的酱鸭，在口感上比不上温州老板的酱鸭。于是，他便用温州老板的酱鸭当样品给酒店老板们品尝，实际送往酒店的却是自己卤煮的酱鸭。
刚开始周富裕的酱鸭销售还不错，但毕竟实际产品与样品在口感上有些差距，一段时间后酒店老板们发现了里面的猫腻，知道周富裕做假就中止了合作，还拒绝支付此前的账款，这让他一下子就陷入了危机。
“用骗取的手段不可能赢得长久的生意。”周富裕深刻体会到了这一道理，要想将酱鸭这一生意做成，还得在口感上下功夫，若想生意旺，好吃才是硬道理，而且口味要独特。
周黑鸭的开创之期
几经试验周富裕发现，生长期较长的老鸭做成酱鸭口感更好，因为老鸭耐煮、入味，而且肉也紧致。好配方加上好原料重新卤煮之后，周富裕做的酱鸭出锅时是晶莹的巧克力色，在空气中暴露、氧化后自然变成黑色，口感则越吃越丰富，开始是酱香偏甜，越吃越麻辣，到最后舌头发麻却又停不下来。因为口味独特，周富裕给酱鸭取名“周记怪味鸭”。
1997年，武汉航空路电业菜市场，周富裕在这里支起了一个带玻璃罩子的铁皮货柜卖酱鸭，这被他称为是周黑鸭的开创之期。
2002年，周富裕在武汉广场（现更名为武商广场）旁边，开设了首家不足10平方米的“富裕怪味鸭店”。为了让产品更加丰富，周富裕还把酱鸭拆分成鸭翅膀、鸭脖、鸭掌等单独卖。
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丰富，一下就让周富裕的收入翻了好几倍。随后两年里，周富裕又在武汉开设了第二家门店。
2005年，周富裕注册了“周黑鸭”品牌商标，门店名称统一变更为“周黑鸭”。不为人知的是，“周黑鸭”那个一头大卷发的小男孩形象，其实来源于周富裕。找人设计品牌形象时，他正好烫了一头黄色的卷发，这成了设计师的灵感。
第二年，周富裕还成立了公司，至此，一家叫做周黑鸭的民营企业正式诞生。为了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周富裕允许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做起了加盟。仅两个月就在南昌开出了11家加盟店。
做大必须走出“家族式思维”。
公司化运营周黑鸭期间，也让周富裕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企业要想做大必须走出“家族式思维”。然而，从家族式企业转向现代化企业，阻力一点也不小。
一些亲戚管理层听说周富裕要请“空降兵”时，纷纷跑到他的办公室表示不服气，“脑子烧坏了？花那么高工资请外人来管自己生意？用自己亲戚多可靠！”
吵得不可开交时，更有亲戚拿刀威胁周富裕。为了表明态度，周富裕把《孙武练兵》中被授权的孙武杀掉吴王最心爱妃子的片段，反复播放给亲戚看。对那些依然坚持反对的亲戚，周富裕毫不留情地开除了。
同时，周富裕还引进了一批在零售行业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现任周黑鸭执行董事兼CEO的郝立晓便是其中之一。在加入周黑鸭之前，他就职于武商集团。
职业经理人的加入，使得周黑鸭迈向了更高的台阶。2007年，周黑鸭的门店还只有10来家，营业收入不到1亿元。2016年11月11日在港交所上市时，它在武汉、北京、深圳等全国多个城市已有757家门店，年营业收入超过24亿元。
在以周富裕为代表的“周黑鸭人”看来，周黑鸭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祖国GDP稳定增长。
想要打造百年企业
但对周富裕来说，他更希望上市后的周黑鸭能够成为百年企业，这是他在新时期的新梦想，“想要成为百年企业，就要坚守初心做好产品，并不断创新满足和引领消费者多变的需求。”
在这样的理念下，周富裕不断主导周黑鸭开发新品以提升产品组合，尤其专注于研发吸引年轻客户的创新及潮流产品，比如去年推出的小龙虾品牌“聚一虾”便是其中之一。在小龙虾出产季节里，周黑鸭会将来自湖北潜江的活虾清洗后，采用瞬时急冻技术，最大程度地保持其口感和营养价值，使得它们不逊色于鲜活虾柔软有弹性的口感，并让消费者在冬天吃小龙虾成为常态。
除了在产品上做文章，在门店内容上，周黑鸭也玩起了新花样。今年以来，先是联合微信在深圳开了首家无人支付智慧门店，消费者刷脸即可进店消费。后在武汉开设了几家会员乐享店，内设自动售货机24小时营业，消费者不仅能买鸭脖等产品，还能花钱或用积分自助喝咖啡、夹娃娃等。
这些举措的成效已经初显。去年，周黑鸭实现营业收入32.49亿元，净利润7.62亿元，是周黑鸭历年来取得的最好业绩。10月10日，2018年胡润百富榜发布，周富裕与妻子唐建芳一起以65亿元的身家上榜。（本文根据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支点杂志、荆楚网等资料整理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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