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渴望看到希望的克劳塞维茨，与妻子通信商讨奥古斯特亲王的消息
1807年4月末，对克劳塞维茨说来，在希望的长空中出现了第一条乳白色的光芒。当然，他怀着求知欲研究所能得到的一切法文报刊，并如饥似渴地追逐着新的消息。他经常不断地阅读半官方的《帝国日报》，因为它不断刊登关于交换知名的俘虏预告，而且常常比当事人知道得还要早些。于是，克劳塞维茨读到关于交换布留赫尔的消息，以后关于交换陶恩青将军的消息，这一消息起初被认为是可疑的，后来确实得到了证实，这时报上刊登了将要交换奥古斯特亲王的消息。为了得到最终的证实，克劳塞维茨克制了自己内心的激动，但是从4月28日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已经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激动，不必说是多么兴奋和充满希望了。
在未婚妻对他充满爱的评价的鼓舞下，他对自己的一些素质进行了批判分析，写道:“……稍微少一点热情并没有害处——至少我所景仰的楷模人物的热情要少得多。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我必须注意在行动方式上不陷入奴隶般的模仿;迄今为止，总的说来我的思想倾向都是从他们那里援引而来的，而且不把所有小的越轨的热情行为压制下去，我是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可惜我担心的是，当我把一个热情奔放的人的状态说成是不幸时,可能这种说法永远是对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生活的时代，而我对我们的时代并不期待许多美好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这场极为痛心的灾难的经历并没有使得我们变得更聪明或者更好一些。我说更好，因为某种随性——在通常时期就已经可以构成一种政治性错误——现在可以说是一种真正道德上的恶习。现在，剧场已布置妥当，表演者已荟萃一堂，几天之后幕布就要揭开。上帝啊，这对我们说来是一场什么样的戏啊！是一个多么令人担忧、又充满强烈期望的时期”克劳塞维茨所指的就是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
克劳塞维茨在这封内容丰富的长信中，不仅谈到自我认识和政治，而且再次提到艺术和艺术鉴赏，表明了写信人的兴趣的多面性。看来，克劳塞维茨由于自己对世俗的魯本斯的评价而受到了玛丽的非议，于是用下列军事上的比喻做了回答:他在一个自己还不能守得住的战场上，显然是向前突进得太远了，在此期间，克劳塞维茨对政治的兴趣比对美学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这封信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妄评了鲁本斯之后，克劳塞维茨以一种激动的语调写道:“人们把特烈二世的塑像从什切青拖走了一一人们在议论说，这位大选帝侯也该进俘虏营，我们所衷心敬仰的东西在法国却成了卑俗的好奇心的对象。在巴黎的战利品中，人们将看到勃兰登堡门上的凯旋马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引用杜努瓦*的话：‘自由被剥夺，荣誉被典押，守护神被驱走’，针对德意志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它必须贏得自由。”
时光过去了六年,这一希望才得以实现。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和约还没有缔结，已宣布的交换也不是“官方的”。被拘留者们被悬吊在希望与忧虑之间一一我们大家是熟悉这种情况的。从5月14日的信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玛丽·冯·布吕尔曾通过路易丝王后的女侍从夏绿蒂·毛奇伯爵夫人为自己的男友做过努力。克劳塞维茨肯定不愿意受到优待，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附上一封致香霍斯特的信;这样，他就非常有礼貌地同自己的精神之父和楷模重新取得了联系。
1807年6月1日，克劳塞维茨在自己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又接到玛丽一封信。在复信中，克劳塞维茨兴奋、激动地写道“……自降世以来，我一直习惯于以某种幸运之事来纪念这个日子。在十二岁那年，我得以在这一天把绒的徽章换成银质的;在十三岁那年，我在美因茨城外成了军官；十四岁那年，我正在同逆境进行激烈搏斗，终于得以幸运脱身，而其他的生日几乎都伴以命运给我安排的某种小的意外，主要是由于我没有一个本来可以辅弼我的家庭。而你的信，亲爱的玛丽，却给我带来了如此由衷的欣慰，以致这一天我整天都是兴高采烈的，并且就这样把这个生日从我的命运的充满敌意的势力手中再次夺了过来。”
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奥古斯特亲王将第二次去巴黎，而这次克劳塞维茨不陪同前往。他能够自己支配一段时间，并且自主地安排一切。这使他感到非常髙兴。尽管如此，他开始畏惧在异国他乡的寂寞，也就是说，他还是要去参加社交活动，不过只同在苏瓦松相识的众多的人中选择少数同自己在性情和感觉方式上相同的人进行交往。关于这一点，有一段颇能说明他的个性的陈述：“不过，从那些我们喜欢的、可能也喜欢我们的人身上，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我与亲王的性格不同之处。社交场合的各种人，开始时大家显得水乳交融，后来由于有的人疏远了我们两人中之一而接156近了另一个，或者相反，于是就渐渐分化了，观察一下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到这时，克劳塞维茨已经能流利地讲、写和读法语了。在亲王的推动下，他开始阅读冯·史达尔夫人著的长篇小说《柯林娜》。对干此书，尽管他有一些批评性的保留，但还是非常受感动的，以致他向玛丽写道:“书中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进行了大量的、往往非常深刻的描述，这在任何其他一部法国小说里都是罕见的，从而使这部书具有德意志特征。”后来，克劳塞维茨沉默了整整四周。至少在7月3日的这个长的自白和7月31日的短信之间，没有任何信件保留下来。而接着写下来的不外乎是一些愤怒的呼喊：这就是给我们的和平条件，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有另外的指望吗？我做了另外的期待吗？没有，的确，我犹如一个绝望的人，顷刻间永久地丧失了一切！……花费了那么多於智慧、精力和心血并用那么多血的代价换来的东西，我们大家庭的所有的伟大、幸福一一所有这一切都贡献出来了，为的是偿付我们的软弱所应付的纳贡。”
人们将怎样处置在法国被拘留的人和俘虏？怎样处置奥古斯特亲王及其副官？尽管《帝国日报》已经刊登了即将进行交换的消息，但是还没有人知道得很确切。而现在呢？在1807年7月31日的信中，我们进一步读到“在这种局势所造成的各种不肯定性中，也包括亲王从俘虏营遣返的问题。过去，只要战争还令人有即使是很渺茫的希望，我也能够忍受这种被赶出祖国的痛苦。而现在，我对家乡的思念是无法言喻的，因为现在除了占有一颗忠贞的心以外我一无所求，因为这颗心至少可以使我充满欢乐。噢，玛丽，我渴望同你重逢，因为我渴望得到安慰的时刻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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