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
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strong>一、流浪精神：從《過客》到《流浪人》
20世紀20年代，中國處於動盪不堪的局面，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批作家在對外界現實徹底失望的條件下，開 始轉向自己的內心世界，在那裡構建一個理想的精神家園，從而滿足心靈馳騁的空間。他們大多與政治保持一定 距離，甚至於不諳世事。戴望舒的《尋夢者》、何其芳的《畫夢錄》、卞之琳的《燈火》都充分反映出一批“尋夢 者”形象，在夢幻般的世界裡流露著一份痴迷，積澱著生命的感動。打破古代文學“詩言志”的傳統，使中國現 代詩歌的“純詩”走得更遠一些。可是，長期沉迷於風花雪月，徘徊於憂鬱苦悶，必然會使得詩人的思緒範圍狹小， 從而使得詩歌成為空中飄絮，飛揚飛揚，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出現了一位“過客”，他的 出現有著戲劇般的形式，時間、地點、人物、對話。“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沉，黑鬚，亂髮，黑色短 衣褲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脅下掛一個口袋，支著等身的竹杖。他的人生有著戲劇般的歷史，不知道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將到哪裡去，這一切構成了悲劇般的命運。
這一形象令人不由得想到魯迅，艱難地跋涉在尋求的道路上，雖然困頓，卻不曾放棄，那陰沉而又堅毅的目 光直視著前方，衣衫襤褸擋不住精神的訴求。未來的不可知也難以阻擋腳下的步伐。稍稍的停歇都會使他感到 不安，不管前方是“墳”還是“野百合，野薔薇”“我只得走”，斷然不能返回。社會的羈絆，人性的虛偽，無處不在。 個體的生存空間遭受擠壓，或糊塗從世，或清醒叛離，抉擇於對生命本真意義的追問。“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認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他試 圖用自己的身軀踏出一條血路，給予那些“夢醒了無路可走”的人們些許指引，把寂寞和痛苦甩在身後，用腳印丈量生命的分量，民族的未來。那片神秘的聲音曾經迴響在多少人的耳邊，醒來又睡去，對於流浪的恐懼，對於孤獨的害怕，一個又一個在精神的荒野裡彷徨，迷惘甚至望而卻步。只有他一那位目光陰沉的“過客”堅守著 一份信念，期待著夢中的迴音。
<strong>二、鬥士形象：從《這樣的戰士》到《被圍者》
魯迅的《野草》集共收人1924—1926年所作二十三篇散文詩，書前有題詞一篇。而寫於1925年的有十五篇， 所佔篇幅超過百分之六十，而這其中又有一半的文章以“我夢見”為開頭。這種夢境似的開頭對現實進行了焦 距似的拉伸，恍如隔世一般。如果說，《過客》中的“過客”更多地帶著戲劇色彩，那麼，《這樣的戰士》中的“戰 士”則是革命現實中的鬥士形象。他的出現不再神秘，而是前所未有的直接和鏗鏘有力。
《這樣的戰士》中出現了五次“但他舉起了投槍”，猶如五個不同的戰鬥場面，一次比一次深人，而結果也越 顯悲壯。戰士的出場是壯烈的，讓人不由地想起古羅馬競技場的情景，只是面對的對手卻截然不同。在各種好名 目包裝下的戰場裡一個人在戰鬥，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和智慧，戰勝內心的孤寂和猶豫也尤為重要。不管他們繡 出什麼花樣，都要堅信那些都是要摧毀戰士決鬥信念的，他第一次向點頭的他們舉起了投槍。面對投槍，敵人變 得更加虛偽和荒唐，竟然起誓證明他們的心和別人不一樣，在胸膛的正中間，並且做得煞有介事。他清楚這只是 他們慣用的伎倆，如此荒謬至極的場景，讓他的心裡充滿了憤懣，使他再次舉起了投槍。他的投槍正中了他們的心窩，可是結果卻只有一件外套，無物之物已經逃走， 而他卻成了罪人。揹負著罪名，承受著幾分挫敗，他依然舉起了投槍。後來，他遇到了更多的點頭、外套， 並且最終衰老、壽終，也並沒有取得令人讚譽的勝利， 但他還是舉起了投槍，這看似徒勞的舉動卻恰恰證明了戰士具有清醒的認識和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對現實鬥爭清醒的認識和鍥而不捨的韌性戰鬥思想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給這個抒情的形象帶來了特有的戰鬥光輝。這個永遠舉起投槍的戰士，由於魯迅對其韌性戰鬥精神的謳歌達到了頂點，從而成為體現這一精神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象。”
魯迅的“戰士”執著於與“無物之物”做鬥爭， 帶著啟蒙色彩和崇高性，穆旦的《被圍者》則是在獲得啟蒙之後的對日常經驗世界的反叛，他們都完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鬥士”形象。阿Q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那個圓畫得不夠完美而心存憾事，穆旦在那裡收穫了啟示，圓的完整都是我們耽於行動的結果。 要有這樣一種呼喊，“毀壞它，朋友！”要有這樣一種姿態，“讓我們自己就是它的殘缺，比平庸更壞：閃電和雨，新的氣溫和泥土才會來騷擾，也許更寒冷，因為我們已是被圍的一群，我們消失，乃有一片‘無人地帶不再猶疑，不再幻想，唯有堅定的突圍的決心和姿態，或許突圍後的自己連平庸都不如，新的環境更寒冷，但是，圍困的我們已無所顧忌，只有義無反顧地突出去，才會有所改變。正如唐煶所說：“《被圍者》是一篇英雄主義的禮讚，對平庸的圓滿的厭棄， 詩人的勇者的氣度至此才完全顯露出來……這是一首生命的史詩！從青春的‘燦爛的焦躁’到衰老的‘一 片沙礫’，從浪漫的旋轉著的神智到平庸的空虛與真實的死亡，最後歸結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突圍的結局和戰士的命運都帶有殉道的性質，“無物之物” 與“無人地帶”都隱藏著作者深邃的洞察和卓灼的認識，堅韌的品格和搏鬥的悲壯都曾現了文學史上經典的“鬥士形象。”
<strong>三、生命意識：從《死火》到《在曠野上》
《過客》中的過客如老翁一樣，不再跋涉，停留下 來，他的結局會成為什麼樣子呢？回答就是：死的火 焰。在《過客》中，魯迅在那個老翁的身上發掘了這 “死的火焰”的一種形態；到了《死火》，魯迅進一步 在他自身內部所擁有的痛苦和虛無的思想中，更深層 次地發現了這“死的火焰”的另一種表現形態。《野 草》中的散文詩大都好似一幕情景劇，設有背景、情節、形象，而每一幕發生的背景又不相同。《死火》開啟了“我夢見”句式的一系列文章，它的背景設在了 “冰山間”，從感覺和視覺兩個角度來描寫它的特徵： “冰冷”“青白”。這時，一幅畫面出現在我們眼前，青 白的底色，到處都是冰川，好像生命在此刻是凝滯的， 而不相協調的是畫面中有一個人在冰冷的山谷之間奔 馳，他的出現充滿了熱情和活力。
穆旦與魯迅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境遇中，但他 們卻在生命價值的體認中做出了相似的選擇。《死火》 的背景是在“冰山間”，而穆旦的《在曠野上》則背景置
換到了“曠野上”。為了那美麗的真理竊喜，這關乎生命的奧妙。“我”終於做出抉擇：不再彷徨，告別不幸，甚至連“我”那深情固執的童年一起埋葬。 生存的荒謬充溢著整個世界，而沒有人能記得，一天又一天上演著相同的幸福和快樂，人們樂在其中，可這些全是建立在各種罪惡上。就連津津樂道的悠久的美德也在貽害著一代又一代。只有對生命心懷敬意和熱情的人才會有這些驚人的發現，冷靜中帶著殘酷。 詩中一組組相互矛盾的詞語組合在一起:“童年”是“錯誤”的;“幸福”在“罪惡”上;“勝利”的“冬天”;“殘 酷”的“春天”……這些有悖於常理，卻又合乎生存事實。如果說“我”對“生的痛苦”的發現帶著很多 “冷”色彩，那麼“在曠野上，我獨自回憶和夢想”就對生命仍然充滿了熱情和期待。於是詩人把視野從人間轉向了天際，或許那裡還留有一份純淨。“電子”“宇 宙” “化合”這些科學類的術語在詩歌中似乎很不協調，可卻是詩人用來處理現代生活中日常經驗的一種技巧，正好映襯了人們的生活情感和現代科學之間有 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死火》中的“我”奔跑於“冰山間”，而《在曠野上》的“我”是“駕著鎧車馳騁”， 看起來似乎更顯力量和威風，可帶來的卻是肅穆的冬天。那象徵著生命力的春天挽來的只能是“絕望的彩 色”和“無助的夭亡”。“冬天”意象向來是冰冷、停滯、沉寂的象徵，“冬天”的勝利也就意味著“我”對生命的期待和希望再次化為虛無。
魯迅的《野草》精神早已成為現代文學傳統抒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或間接著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作家，而穆旦卻是一位深得《野草》精髓的為數不多的詩人。“他們在各種時代因素的激發下形塑了獨特的個人生命圖景，創造出了精深的文學實績；而他們的‘相遇’，固然受到了某些具體的歷史條件， 某種相似的社會文化語境的觸發；但更多也更為持久 的，乃是一種精神或心靈的遇合”。雖然二者的時代境遇不同，穆旦卻在精神的求索上與魯迅做出了相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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