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与丈夫，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御用女主角”；《邪不压正》与《江湖儿女》到底有何关联；从青年导演到终身成就奖，电影给他带来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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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1997年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小武》就受到了国际影坛的关注。2006年，他执导的《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2018年，贾樟柯带着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再战大银幕，而他的御用女主角赵涛在片中也有相当惊艳的表现。从2000年合作至今，赵涛已经从一个青涩的舞蹈演员成长为一颗受到国际影坛瞩目的明星，而她与贾樟柯也从艺术上的合作者发展为生活中的伴侣，作为导演，贾樟柯又会怎样评价赵涛这一次的表现呢？
曹可凡：这些年几乎每一部片子的女主角都是赵涛，作为一个导演，长时间拍同一个演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贾樟柯：我觉得我和赵涛合作了整整18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大概有5年没有合作，因为我主要拍纪录片去了，再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刮目相看，我觉得她突然掌握了一个非常属于她个人的一种表演的方法，我觉得感觉她最好的时间到了，你能看到一朵花每拍一部电影绽放一下，每拍一部电影绽放一下。我也不太明白中间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有些过去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她的工作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拍戏的时候，她看完剧本，她会一场一场地问，导演这一场你写的是日景，这是日景的早上八点，还是中午十二点，还是下午三点，还是下午五点，那都是日景，你究竟是几点？比如说这一场发生在下午一点半，那是一个午饭后，那她要想象这个人物是不是一个有睡午觉习惯的人。
曹可凡：可能会比较慵懒？
贾樟柯：她是慵懒的还是精神的，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棒。包括她人物小传的那种写作，对人物的想象。因为我是男性，我在拍电影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我对妆发不敏感，服装、化妆不是太敏感。因为这个影片毕竟要演20多岁，化妆、妆发非常地重要。我后来就干脆交给她了。赵涛就和摄影指导，她的化妆师，还有灯光指导，他们几个人是一个非常团结战斗的小组，在现场调整角度、光线，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棒了，他们觉得还不行。最后确实是在这种综合调度的情况下，甚至连皮肤都演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挺难办到的。所以对我来说，合作这么多年，还是不停地有这种新鲜感。一开始确实刚刚进入表演行业，从舞蹈过来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觉得她有完整的独立的自己工作体系，反过来她给我也会有很多这种补充和启发。她是一个对于角色零保留的人，我们看有些不太有经验的演员，他们在饰演某种角色的时候，他们其实会保留一些自我，这些自我，比如说哪个角度好看，或者哪一个表情很可爱，留一些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部分。赵涛会完全放弃这些东西，成为那一个人。
除了赵涛“最接近戛纳影后的一次表演”，《江湖儿女》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曾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称号的男主角廖凡。他饰演的斌哥与赵涛饰演的巧巧本是一对恋人，但却因为一场街头争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曹可凡：您跟我们说说廖凡演的这个角色，据说这个角色还有您自己的影子在里头？
贾樟柯：廖凡演的角色，他是一个所谓的大哥，在17年前呼风唤雨，可以说是体现了很强的一种力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间他就去追求别的东西，比如说他就开始办企业，到电影最后的结尾，因为他突然中风了，赵涛把他接回来。两个人之间，用赵涛的话来说，已经是有义无情了。到最后廖凡刚刚会走路，他就留了一个语音给赵涛说我走了，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我写到那儿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想起我每一次，我说我不想拍电影，我再也不拍电影了，过了三个月，背着包又去看景了。我觉得廖凡演的不是一个失败者，只是一个迷失者，即使拄了拐杖，当他能走动的时候，他还投奔到他的江湖里面，寻找他的生活、寻找他的自由和寻找他的尊严。
曹可凡：廖凡在戏里的造型和《邪不压正》有点相似，神似朱元璋，据说你们汾阳那个地方有很多朱元璋的后裔是吗？
贾樟柯：对。这个您都了解？从小，我们成年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两撇胡子。所以我们小时候拼命地想长两撇胡子，就是小胡子。廖凡正好演完《邪不压正》来拍《江湖儿女》的，我一看那个胡子，我说保留，姜导帮我们给廖凡造了这么好一个型，我们保留，致敬姜文导演。确实汾阳在明代的时候就是一城两府，什么叫一城两府？就是一座小小的县城有两座王府，朱元璋的两个孙子庆成王和永和王，他们分王分到了汾阳。其中一个王，是以生小孩多著称的。在汾阳，我们朱姓的比如同学、朋友，他们家谱都续得非常严谨，互相一说就知道是哪一辈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朱元璋的后裔，现在在故宫工作，去故宫工作之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故地重游有什么感想？他说感想颇多。
曹可凡：你从山西汾阳走出来，走向大城市，走向世界，现在又每年抽出一段时间重回故乡居住，所以今天和过去来看同一个地方，你觉得心中最不同的感慨是什么？
贾樟柯：最不同的感慨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有一种对人际关系，这种负累的一种反叛。因为你在出生地生活，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失礼了，有点像传统礼教里面那种负担。特别是长辈会老埋怨你说，比如说二伯来了，你怎么刚才没站起来？同学之间甚至也有，哪一天突然喝多了点酒，就会有朋友说，你想想你哪一句话说得不对，想不起来，说半天，最后说去年冬天的某一句话，我说天哪，去年冬天，我早忘了，确实有这种问题。但是当你离开故乡很久，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自己是有一天和我妈聊天，我说妈，我刚看了个电影，是安东尼奥尼的，我妈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说什么电影？我说电影里面有句台词说我现在在罗马，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我妈说你是这样吗？我说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在北京，我突然发现我没有亲戚，咱们俩都不走个亲戚，北京没亲戚，我妈说是啊，我才意识到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有参加过正常的亲戚之间的走动，就是这种拜个寿，小孩过个满月。人和人相处，当然过度的也不行，但是完全没有，我觉得也是另一种缺失。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确实科技在改变生活，以前我离开汾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喜欢读书，我买不到书，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网上下订单就可以了，什么书都给你寄过来。比如说过去在北京，必须在北京，因为有会议，安排事情，现在我很多会议都用视频来开，确实科技也在帮助我们回乡。
曹可凡：刚才你说到DV，你曾经说过DV其实改变了很多东西，特别开创一个业余电影的时代。你觉得对于电影来讲，这种技术的革新，它可以给电影的本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贾樟柯：数码化本身就是有几个优势，一个是操作设置的简易，再一个就是后期编辑的简易，再一个就是传输的简易。这些简易化，让我们的影像生活变得非常地活跃。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我们小时候哪有照相机拍东西，过年去照相馆拍个照，这就是影像生活了。现在比如说手机既可以拍照片，也可以拍视频，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影像的生产者，提供给这个社会，一个丰富影像的记录。我觉得拥有了这样一个影像生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和影像的关系是自然的，就像一个到了大学，老师才带着他去看画展，才带着他去听音乐会的孩子，和一个从小一睁眼，就在美术馆里爬，就在音乐厅里面听音乐的孩子不一样，影像成为他们基因和血液里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电影节经常举斯皮尔伯格的例子，斯皮尔伯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个超8毫米的摄影机，他从小就拍着长大的，他的影像的这种创造力、敏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码时代的到来，他们拥有了这种近距离地接触影像、操作影像的经验，所以他们里面会出现非常多的好的导演。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贾樟柯也曾受到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深刻影响，尤其是1985年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成为了指引贾樟柯走上电影之路的重要作品。而当他开始进行自己的电影创作时，第五代导演们又纷纷开始转型，走上商业电影之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贾樟柯又将如何评价他们呢？
曹可凡：现在来看，第六代导演跟第五代导演之间有没有那种内在的连接，或者说你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本质的不同？
贾樟柯：我觉得第五代导演首先是我们这一代导演的启蒙者，从电影史的角度，客观地来说，我觉得他们是天才的一代。为什么说是天才的一代？你想他们是1978年接受电影教育， 1982年、1983年开始投入拍摄，1984年、1985年他们就已经绽放了，他们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从学习到实践，迅速地让中国电影成为当代电影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实践，一群人。比如说我个人看《黄土地》，我觉得也是让我发现了电影，因为过去我们看的电影，比如说我是两类型电影，一种就是那时候的院线电影，大部分是比较程式化、比较模式化，带有很重的戏剧痕迹，另外一部分就是港台电影、录像，热热闹闹，枪战、武打。但是当我看《黄土地》的时候，我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现实生活，它拍得那样真实，因为山西就在黄土地上，让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原来也可以进入到那个银幕。更重要的是，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诗意，我觉得它是让我看到了电影的一种丰富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这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启蒙的作用。那时候第五代导演，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拥有了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开始尝试另外的电影创新，比如说尝试商业电影、尝试大片。我到今天，我觉得我也非常理解，人都有渴望尝试别的新的东西的一种可能性。当然这个过程也会有些迷失。
曹可凡：你自己怎么看待，比如说票房、口碑和艺术水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贾樟柯：商业会塑造观众，我觉得商业电影的实践本身，是有它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这十几年建立商业电影的过程之中，是带来了一种对多元选择破坏的。因为大家当时要吸引观众进影院，所以就说买票看，必须要看这种声光电。比如好莱坞电影，最早的像《真实的谎言》，这种电影才值得在电影院看。实际上当时如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多元的电影观念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既发展商业电影，又强调多元电影的一种可贵性。作者型导演不意味着要拒绝观众和市场。人类社会，目前就是用商业来连接在一起的，各行各业对电影感兴趣的都可以来投资电影，才有了年轻导演的机会和机遇，才让电影的这种类型多元化起来。
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与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燃烧》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最终电影《小偷家族》荣获金棕榈大奖。这早已不是他们第一次同场竞技，这三位几乎同时出现在国际影坛上的亚洲导演，每年都会在各大影展上会面，见证着彼此的成长，用贾樟柯的话来说，就是用电影在走亲戚。
曹可凡：你们这几位亚洲顶级的导演，大家碰到一起，聊得最多的会是什么？还有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特别得到中国观众的追捧。作为同行，你是怎么来看？
贾樟柯：我和是枝认识整整20年了，因为我的第一部影片《小武》拍出来的时候，也正好是他的第三部影片《下一站，天国》推出，所以我们经常在影展见到，那时候就认识了。他看到今年戛纳有那么多年轻的中国导演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参加制片人培训的，有参加创投的，也参加各种各样的分享会，他就觉得中国真的了不得，倾全社会的力量在推动电影，他非常羡慕。然后他就向日本文化部门发问，我们在做些什么？但是我经常说，日本同行是非常谦虚，因为日本电影，大的制片厂垄断那个年代过去了，现在日本电影是独立电影制片公司的时代，一样非常活跃，一样每年都有非常好的作品产生。李沧东导演，我们也是差不多是同时出现在国际影坛的，他刚刚做完后期，一直在和我聊他下面的行程，每个导演可能都是四海为家的人，我们大家一看，彼此都应该有好长时间回不了家，惺惺相惜。
曹可凡：马丁·斯科塞斯曾经开玩笑说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差点跟着别人拿着枪去逼债，如果成功的话，他可能是黑帮成员，而不是一个导演。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成为电影导演，你会做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我如果没有成为一个电影导演，我可能会是一个作者，不一定是一个作家，但我应该是一个靠文字为生的人，因为除了拍电影之外，我会的就是写文章，我会的东西太少了，我只会拍电影和写东西，那或者当老师。
曹可凡：马丁·斯科塞斯今年得到了终身成就奖，其实这个奖，你好几年前就得到。所以作为一个那么年轻的电影导演，当你得知自己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会不会有点惊愕？
贾樟柯：我第一次获得终身成就奖是40岁，那年是洛迦诺电影节，我以为他们搞错了，然后我就写了封信，我说你们知道我的年龄吗？我生于1970年，写一堆。然后他们回信说，我们知道，我们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们如果这么大胆，那我也大胆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鼓励。已经干了20年电影，我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长篇小说写作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我希望能够拍一些复杂的、需要体力的、需要资源配合的，能够潜到人的情感的核心地带的电影。因为我们过去可能会有很多形式的实验，有很多这种小品式的拍摄，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是我们所有的形式，最终是要把我们内心世界里面最核心、最潜层、最不为自己所知的东西发掘出来，把它们变成电影、变成作品。我觉得我这几年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曹可凡：好的，我们首先希望这部新片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也期待你下一部好作品。
贾樟柯：好，谢谢曹老师！
曹可凡：谢谢贾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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