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三危山畔，鸣沙山崖，492个洞窟重重叠叠，在断崖上一一排开，延绵1600多米。这就是莫高窟，洞内布满1000多年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称为“东方卢浮宫”。这里美丽，却也孤寂。
文|石涛 图|敦煌研究院 樊再轩
“敦煌，最不缺的是风沙、荒凉、艰苦和寂寞”
3月初的敦煌，天气还有些清冷，戈壁上的风沙时常吹得人睁不开眼，在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外的莫高窟内，众多的游客依次排队进入一个个洞窟，除了可以开放参观的洞窟外，莫高窟的绝大多数洞窟都门扉紧闭，隔离了外界好奇的张望。
之所以门扉紧闭，是因为洞窟里绘制的佛国世界正在逐渐消隐：神色安详的人物面孔发黑变色；双手托捧的奇珍异宝翘起鳞片；飘然下垂的柔软丝绦凸起了一个个小圆点……为了更好地保护200多个需要抢救修复的“重病”洞窟，只能闭门谢客。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时起，一代代敦煌文物保护者们与“病魔”开展长年累月的斗争，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修复技术研究室主任樊再轩就是其中一位，他已在莫高窟下修复壁画36载。
1981年3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大巴车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的一条土路上缓缓行驶着，经过将近一天的劳顿，乘客们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里还闪烁着几分期待。
车上大多是20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是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从酒泉地区招考来做“业务干部”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茫茫戈壁、大漠黄沙。
20岁的樊再轩也在他们中间。坐在车上，昏昏沉沉，风掠耳边，他听到了若有若无的铃铛声。
面对采访，他透露了当时的所思所想：“觉得那个声音特别神秘，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召唤我，恨不得早点儿到，去看看。”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的樊再轩摸到了铃音传来的地方。
“看到那些壁画、彩塑，我的脑子瞬间蹦出一个成语——精美绝伦，觉得一脚踏进了宝藏里。”樊再轩说。
如今，铃铛依旧挂在莫高窟的标志建筑九层楼的屋檐下，楼里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石胎泥塑弥勒佛造像。在敦煌扎根了半辈子的樊再轩，穿梭于洞窟间36年，这铃音一直伴他来来去去。
“上千年的东西不能毁在我手上”
樊再轩等人到达后，为了早日弥补人才断层问题，敦煌文物研究所立刻开设了培训班，精通艺术、历史、考古的老专家轮番上阵，用了三四个月，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他们希望，年轻的一代能早日接过衣钵，守护这块文化瑰宝。
就是在这个时候，樊再轩展现了在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天赋，文物保护室的李云鹤、段修业等前辈看他是棵好苗子，课程一结束，就带着樊再轩去修复壁画了。
在那个大批游人尚未到达的时代，莫高窟已经病害累累：大片大片的画作成块脱落、零落成泥；几个世纪前的错彩缕金黯淡、碎裂；长袖善舞的飞天脸上仿佛起了“疱疹”；宁静的表情变得怪异、扭曲。
“早期的修复技术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两个字：粘和钉。为了让壁画不再脱落，修复人员用注射器打入胶质进行粘贴，或者把透明、轻薄的材料贴在病患处，再用铆钉固定。”樊再轩说。
就是这种看上去初级的操作，也需要对力度、方向的精密掌控。讲完了原理，示范了手法，各位老师鼓励樊再轩操作实践，但谨慎的他总是摆摆手，坐在石窟里，面朝着等待修复的壁画，盯着老先生们的每个步骤，一看就是一整天。
“不敢轻易动啊，非常脆弱了，碰一碰、蹭一蹭就掉地上，捡不回来，上千年的东西不能毁在我手上。”只有在中午的吃饭时间，洞窟里仅剩樊再轩一人的时候，他才敢在壁画前比划着操作，而这种难得的实践，也只发生在距离颜料层一二厘米处。
为了提高手的稳定度，实验室成为了樊再轩最常光顾的地方，那时的他经常一手拿着注射器或者修复刀，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姿势，毫不动弹。
“壁画修复没有捷径，只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处理”
“其实修复的成效持续不了太长，过十几、二十年后，莫高窟的壁画们就会一个个旧病复发。” 樊再轩和同事们思索着：如何才能找到相对完善的治疗方法？
1989年，美国盖蒂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开始国际合作，经过双方专家的细致调查，85窟成了实验洞窟。这也是樊再轩参与修复的第一个大型修复项目。
世界最先进的保护理念、敦煌最有经验的修复人员在这里集结，他们试图找到一条治标治本的路径。
85窟是一个覆斗形的洞窟，中间的坛上，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阿难、迦叶注视着世人。四壁绘制的经变画中，善友太子于树下拨弄丝弦，祥云里飘荡着净土的箜篌和笙竹，反弹琵琶的作乐者腰肢曼妙，身披五彩的演舞人升空旋转，弥勒佛端坐于莲花宝座，满脸太平喜乐。经历了时间与风沙的淘洗，“满壁生辉”已经被满目疮痍代替，四壁之上，几乎汇集了莫高窟所有的病害。
樊再轩告诉我，当时整个北壁出现了20多块空鼓，总面积超过了10平方米。
莫高窟开凿在酒泉系砾岩上，岩壁极不平整、易风化疏松，无法绘制壁画，画匠需要用洞窟附近的粉质沙土，掺加麦秸草调和后，压抹在岩面上，制成“粗泥层”，再用澄板土掺加麻筋，调制成泥，涂抹在上，制成“细泥层”，这样人工制作的泥层合称为“地仗层”，壁画的创作就是在地仗层上完成的。
地仗层脱离支撑体的情况，被叫做空鼓，严重时它会导致壁画大面积脱落，造成粉碎性的破坏。
与本土修复者们的工作方法不同，盖蒂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壁画现状调查入手，通过监测洞窟内的温湿度、崖体中的水汽，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同时，X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离子色谱等多种分析技术陆续参与，壁画颜料、颜料中的胶结材料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经过大量监测和反复试验，他们找到了主要“病症”——地仗层中的氯化钠等可溶盐。
提到这个发现，樊再轩感慨：“这就相当于人得了病去看医生，我们之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研究为什么得病。盖蒂研究所的研究方法和西医差不多，先找病因，再下药。”
如何降低石窟中的盐分？国内外研究人员们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一个途径：“灌浆”——往地仗层背后注入液体，让水汽渗出来，再在壁画表面添加吸盐材料，把壁画的盐分控制在安全数值。
樊再轩所在的修复小组承担了研制灌浆材料的任务，这一干就是两年。
那段时间里，材料占据了樊再轩生活的全部，不仅和朋友、同事聊，休息、吃饭、出差甚至做梦时候都念念不忘，试验了上百种不同组合不同配比的材料，才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种材料以它在实验室中的编号命名——“81号”。主要成分为澄板土、浮石、玻璃微珠、鸡蛋清，按照质量比调配。
在这份材料配比表中，鸡蛋清的出现让人觉得有几分突兀。
“不要小看这个咱们平时做菜用的东西，它的好处可是不少。一是能增大混浆的体积，在不降低强度的情况下降低材料的分量。二是在潮湿条件下，它的粘结作用很理想。三是直立性好，混浆灌进去后，能做到一条线上去，不会散开到其他部位。”樊再轩不太记得，是哪位同事提出了加入蛋清的设想，但无疑，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创意。
莫高窟85窟的现场修复工作从1997年5月开始至2005年9月结束，历时8年多，共修复各类病害壁画354.42平方米。“壁画修复没有捷径，只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处理” 樊再轩说。
“我们来到这里，坚守一生”
如今，樊再轩正在修复98号洞窟，这是莫高窟为数不多的壁画大窟，建于五代时期，壁画宏伟壮观、门类齐全，有经变画、故事画、佛教事迹画、装饰图案、供养人画像、佛像画等，其中仅供养人画像就有251件，位居莫高窟各窟之首。让人遗憾的是，许多供养人巨幅画像上都有一条条划痕。
樊再轩和两名助手踩着梯子，给一块空鼓的壁画灌浆。粘合剂被装进一只大号注射器里，樊再轩的手缓缓推进，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画。突然，注射器推不动了，他轻轻敲击墙壁，判断是缝隙间久积的空气阻止了浆液的流动，只能再打一个孔排出空气，“如果不排出空气而强灌的话，空鼓了的壁画会胀裂，而判断有无空气全凭手感。”
几十分钟后，这一小块壁画结束灌浆，绚烂的壁画重新固定在墙上，再不会像面包屑一样酥软脱落。
樊再轩和助手又开始脱盐处理，将吸水脱盐垫支顶到灌浆部位。如果不进行脱盐处理，盐分随水扩散，会聚集转移到壁画表面，造成新的伤害。
1个多小时下来，这块空鼓壁画黏合初步成功。樊再轩说，壁画修复需要最细致入微的工作，急不得，快不来，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就能修复四五块小面积壁画。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调查，98号窟有壁画693.1平方米，其中空鼓350平方米、起甲320平方米、酥碱110平方米，有的壁画同时患有两种甚至三种病害。
樊再轩说，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98号窟才能完成修复。
放大到整个莫高窟，490多个洞窟几乎个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277个之多。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曾说过，以目前敦煌研究院的壁画抢救修复力量，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需时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最少也得要100年。
事实上，一个大型洞窟的修复远不止2年，它需要一代代的敦煌人甘受寂寞，持续与莫高窟的“病魔”作斗争。樊再轩说：“时间为莫高窟注入了持续的魅力，但莫高窟的敌人也是时间。我们这些修复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毁灭对抗，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我们来到这里，就做好了坚守一生准备。”
閱讀更多 華夏雲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