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如今大行其道，牢牢占据着电视荧屏，飞入户户寻常百姓家，为受众热捧。相声演员的身价也因之水涨船高，并被冠以“老师”、“艺术家”甚至“大师”等美名。然而，在相声发端之际，这门艺术本身和相声演员的地位可都算不上体面尊崇。
张三禄先生是现存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相声艺人，根据相关记载，张先生本是八角鼓丑角艺人，后改说相声。他的艺术生涯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大抵就是相声产生的时间。
张先生的大弟子朱绍文先生被视为相声界的祖师爷，祖师爷艺名“穷不怕”，汉军旗人，祖籍浙江绍兴，他演出时打击节拍的竹板上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的字句。据称正是朱先生首创单口相声和群口相声等相声表演形式，并发明了相声里的唱——太平歌词，京剧、小曲等在相声里算是学。
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言，两位先生功莫大焉，但彼时他们的个人遭际之落魄，地位之低下，从朱先生“穷不怕”的艺名中即可见一斑。
当时的相声艺人，表演场地远没有今日之宏大壮阔，多半栖身在天桥或庙会，算是街头卖艺之一种。他们的表演内容，往往就脱胎于周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而且演出的目的也很单纯直接——满足最基础的衣食生活。
有时为了好的群众反响，演员的表演中会出现一些低俗内容，但表演者并不以此为耻，群众也不苛责。在双方眼中，相声就是一门通俗甚而有些庸俗的“手艺活儿”而已。
这样来看，当时的相声演员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审美趣味上都与“高”、“雅”等词不搭界。
相声表演内容的净化和艺术地位的提高是自建国后开始的，1949年后，以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等几位先生为代表的相声艺人将相声的内容加以改造，去掉了大量色情、挖苦别人生理缺陷之类的段子，并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规律和艺术技巧进行了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群众艺术”。从此相声技巧圆熟，相声和相声艺人的地位确立，并逐渐演化至今天之境地。
地位高了，眼界自然随之变化。在相声还是一门“手艺”，相声表演者还只是手艺人的过去，相声艺人考虑的问题仅仅是能否吃饱穿暖。而地位和身份一旦确立，手艺活儿升华为艺术，枝节便开始横生。
近年来关于相声“雅俗”的讨论从未止歇，交大两位博士夫妻的横空出世又使这一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观点说来说去并不复杂，雅方认为相声不应单纯作为一门曲艺形式而存在，它应该载道，敦化人伦，让大众受教益，另一方则认为相声就是相声，是一门通俗的说唱曲艺，不必高抬，更不必套上光环。
我私人的看法是，所谓的相声雅俗，关系好比大蒜和咖啡，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喝咖啡的人未必不吃大蒜，而雅与俗，就存在于同一个母体之中。花开两生面，人生佛魔间，相声本身就是一门在雅俗之间来回徘徊的大众艺术，可雅可俗。
真正的问题在雅俗边界的把握上，俗的指向是通俗，而非庸俗、低俗、媚俗，而“三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便是现在随处可见的“荤段子”。
荤段子的存在本身并不成为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那是他们低估了青少年的成熟程度。问题在于“荤口”并不适合频繁出现在以“艺术”自谓的相声之中。
艺术到底是艺术，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总还是有标准和禁忌的。而且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等相声前贤早已通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了，不讲黄段子，一样能说好相声。频繁拿“荤段子”入相声的演员，就是为了包袱出得快捷简单一点儿，图着省点力气，除此不必做其他解释。
相声的“俗”不难理解，通俗，门槛低，要观众不费脑子，看得懂。但它该雅在哪里，却是个颇值得商榷的问题。
部分相声演员认为“相声应载道”，即相声应该承担教化群众，提纯思想的责任，这可真是难为了相声，通俗的群众艺术是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如此厚重的社会责任的。
有些相声倒是能做到寓教益于娱乐，如马志明先生的《纠纷》，在小事中传达出一些生活道理，但少马爷可没有板着脸教育人的意思，大伙听《纠纷》也不是为了受教育。
我认为相声雅应该雅在它的批判性和讽刺效果上。旧时的传统相声以讽刺旧社会里的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这就是相声的雅。素材取自生活，内容面向生活，矛头直指丑恶。
真正的高雅并不在一味歌颂教化，暴露不平，鞭笞丑恶乃是更高层次的高雅。相声也可以有力度。
贫嘴耍贱，我所不欲，颂扬拍马，亦我不欲，二者相权，不得已取前者。相声毕竟是一门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相声不能把人逗乐，叫什么相声？
当然，不同时期的人，对于笑料的理解是不同的，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閱讀更多 拙筆一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