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司法部原副部長張蘇軍接受重案組37號採訪。
曾在司法部主管監獄工作的張蘇軍，暢談監獄對貪官的管理、今年999名罪犯春節離監探親、司法部門與律師間的關係等話題。
談到監獄對入獄貪官的管理時，張蘇軍直言，對入獄官員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寬鬆度，主要是防止他們自殺。但在法律執行上，減刑假釋、保外就醫這些方面，對他們的管理是嚴於普通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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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司法部原副部長張蘇軍。
關秦城監獄，不完全看級別
重案組37號：十八大後，許多官員在反腐浪潮下落馬。網上有一種說法，現在貪官太多監獄不夠用了，你怎麼評價？
張蘇軍：實事求是地說，儘管十八大以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職務犯罪大幅度上升，但職務犯罪在整個犯罪中間所佔比重還是很小的。我們每年入獄犯人有30多萬，80%是盜搶騙詐侵財類犯罪。
而且，職務犯罪有各種處理方式，比如開除黨籍，降級降職，開除公職等。即使是判刑的，也有判三緩四等。真正判刑送到監獄的，佔職務違法犯罪的比例也不高，總量佔每年服刑犯人入獄的比例很小，所以不存在監獄關不下問題。
重案組37號：現在一提到高級別的官員入獄，大家就會想是不是關到秦城監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張蘇軍：不一定都關秦城。秦城的話，不完全是看級別。據我所知，當時留秦城（監獄）主要目的是國家安全問題。1983年體制改革時，把監獄從公安劃到司法行政，就留了這一所監獄——秦城監獄。當時主要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一些罪犯。
現在這些罪犯也是重大的國家安全犯罪。當然秦城後來幾次擴建，也是增加了（關押的）貪官。貪官到一定級別後涉及國家秘密，掌握國家的內部情況。所以我認為他們一定級別的人關到秦城，不是因為他的級別，而是因為他知道的那些事兒，必須要關到秦城，不能跟其他犯人混在一起。這是國家安全的需要，不是說要給他們什麼待遇。
秦城裡面不僅僅關有某個級別以上的，級別很低但涉及國家安全的也關在裡面。比如說有的研究所科研人員，把國家軍工信息洩露了，也關在裡面。有的是辦公室主任，有的是核心的軍工部門的，一些科級幹部甚至檔案員都關在裡面。
當然大部分是一定級別以上的，但我認為把他們關在裡面，不跟其他犯人串在一起關押，不是因為他的級別需要給他享受什麼待遇，而是因為他涉及到國家機密，不能跟其他人關在一起。
重案組37號：貪官在監獄裡受到的管理是怎麼樣的？會受到優待還是嚴管？
張蘇軍：因為這些人大部分年老體弱，在管理上比較寬鬆，他跑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電網是有的，不是擺設。所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寬鬆度，但也是很嚴格的。
對他們的管理，主要是防止自殺。他們這麼高級別的官員，判了刑後思想一落千丈，他們的落差比江洋大盜大得多。貪官生活待遇社會地位下降得很厲害，從座上賓到階下囚，他們問題不是逃跑，不是打架鬥毆，而是怕他們自殺，所以盯得很緊，這個管理的特點不一樣。
但在法律執行上，減刑假釋、保外就醫這些方面，是嚴於普通犯人的。所以說總體上是寬嚴相濟的。
做好罪犯離監探親工作最重要的是前期甄別
重案組37號：今年全國27個省(區、市)311所監獄批准999名罪犯春節離監探親，你如何評價這個措施？
張蘇軍：我是點讚的。這個措施有利於這部分罪犯改造，同時也有利於他們和家人團聚，穩定家人情緒，能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據我所知，這999名罪犯中，很大一部分家裡都有老人病人殘疾人。他們長期沒有條件（家屬探監），所以回家探親實際上方便親屬中特殊的群體。
比如說家屬探監，一次只能去兩三個，還要花路費。所以讓他們回去，而且在春節這樣一箇中國傳統節日，起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也有很好的法律效果。對這些罪犯來說，他們感激政府積極改造，對其他罪犯來說他就是一個榜樣。只要改造表現好，以後也會享受這樣的待遇。
重案組37號：這些罪犯是如何挑選的？
張蘇軍：肯定是表現很好的，不可能對社會造成危害的。這個是嚴格的挑選，我們有近150多萬名罪犯，中間挑900多人，佔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
重案組37號：據媒體報道，北京監獄停了6年罪犯春節離監探親，其他一些地區也停過。之前為什麼會停止這項舉措？
張蘇軍：主要是因為怕安全上出問題。應該說某種程度上說有這種擔心，怕少數罪犯出去後再出一些事兒，如果不回來又造成一些事兒。實際上，張軍（司法部）部長來了後，經過仔細甄別，把所有的情況都考慮進去了，實踐證明也沒有問題。另外一方面也說明，張軍部長敢於擔當。
重案組37號：張軍在部長通道上說，999名罪犯都回監了。如何保證離監探親的罪犯回監？
張蘇軍：最重要的就是前期甄別，在甄別環節做好。另外，也要對罪犯本人和他的家人的思想工作都做好。這樣一來就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提高假釋比例有利於罪犯迴歸社會
重案組37號：張軍部長提到，以後要大幅提升可假釋罪犯的比例，你怎麼評價？
張蘇軍：司法部提出這個觀點實際上是由來已久。我在司法部分管監獄工作時，就曾在很多場合呼籲過提高假釋比例。現在條件更加成熟了。罪犯假釋後就納入到社區矯正去了。
我們的社區矯正現在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它的機構健全、人員充實、專業人員配備合理，已經實行了十多年，這個條件很具備了。這樣一來通過提高假釋比例，我們的社區矯正系統，完全有能力接收更多的假釋人員，接收和管理改造假釋人員，這樣就能減輕監獄的壓力。
直接來說，就是降低行刑成本。在監獄裡面，國家財政要進行大量投入。每個監區的床位投資要若干萬，發達地區要數十萬，邊遠地區也要三五萬。另外我們的工作人員，還有免費提供食宿這些日常費用，一個罪犯一年也要好幾萬。所以這樣一來國家財政支出就減少了。
重案組37號：除降低行刑成本之外，還有什麼樣的考量？
張蘇軍：一個是降低行刑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於罪犯迴歸社會。我們國家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針，不是單純的懲罰罪犯，而是要把他改造成對社會有用的合格公民。
刑罰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懲罰。懲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過懲罰和教育相結合，把他改造成為合格的公民。假釋有利於他迴歸社會，因為通過假釋，他可以提前有條件地回到社會。
我們統計，罪犯刑滿以後重新犯罪，最高發生率是在刑滿後的一年以內。為什麼？很多罪犯關了幾年後，對社會完全陌生，不適應社會。這樣一來往往就鋌而走險，為了生存又重新犯罪。
怎麼讓他們重新適應社會？假釋就是這樣一個制度，讓他先回來。假釋不是沒人管了，而是有人管的。有人管他同時也有人幫他。社區矯正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教育他管理他，同時幫扶他。
比如說，我們設有中途站。對於假釋人員，如果無固定住所無直系親屬無工作單位的三無人員，我們提供免費食宿，並且幫他尋找工作，幫他們度過出獄後最困難的時間。所以我覺得更大的意義在於幫他們迴歸社會。這個社會成本的降低比行刑成本的較低，意義更大。
司法部門與律師間有對立的情況是極個別的
重案組37號：司法部門與律師之間有時會有一些對立情緒，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
張蘇軍：司法機關與律師之間是服務和管理的關係。有對立的話是極個別的。在全國30萬律師中，是以百為單位，上不了千的。
我們主要是管理律師，另外給他們提供服務。近年來我們在律師執業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們跟有關部門一塊出臺政策，在律師取證方面，解決律師取證難、探訪難問題，解決律師事務所很多的優惠待遇，包括降低律師稅收。
律師是一個職業，所有律師不管多大年紀，都要不斷學習。新的法律不斷在出臺，他都要學。而律師的學習費用是很高的，我們對律師參加境內外培訓班，參加專業培訓聽講座，這些只要你有發票，都能在個人所得稅裡面抵扣。這就是鼓勵他去學習，知識更新，因為他是個知識產業。
另外，社會上有一些對律師的暴力行為，我們在律協有維權委員會，維護他們的權利。
新京報記者 賈世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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