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上午10：00-10：30，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举办开放揭幕仪式。
两天内，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论坛、研讨会、展映活动在此举办，令人目不暇接。
12月11日
开放揭幕主题论坛：历史与影像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是一个年轻的机构，也是中国第一家集纪录片的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设立本次论坛旨在邀请业界资深从业人士共同探讨纪实影像的意义：如何保存和利用纪实影像才能为个人、为社会、为时代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利益？
本次研展中心开幕主题论坛邀请到的嘉宾有：
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的电影历史专家
斯科特·安东尼、丹尼斯·费多林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总裁赵捷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负责人、副研究馆员田苗
以及其他英国国家学会、中国电影博物馆等组织的前辈、老师。
各位嘉宾在现场更是金句频出、屡有奇思。
斯科特·安东尼
我们的信息数字化，这不仅仅是电影或者纪录片方面的数字化，而应该是整个机构都实现数字化。
把历史的资料全部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多媒体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对过去的多媒体的捕捉。
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要从教育的意义上考量怎么去拍摄，而不是从效益上。
丹尼斯·费多林
纪录片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对于宣传还是科教普及。
但是从前对纪录片的关注比较少，并不是非常重视对纪录片的整理和收集。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随着纪录片的一些纪录档案的解密，开始出现了对以前战争资料再制造。
现在普通人也开始对纪录片的手法和纪录的资料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趋势。
赵捷
记忆有很多：有国家的记忆、社会的记忆、群体的记忆还有个人的记忆。
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价值观，也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信息和记忆。
对影象资料的研究者和挖掘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和认真的工作。
田苗
做影音文献有三个来不及：
第一个就是很多现象还没有来不及去纪录就消失了；
第二个是很多的作品没有来得及被记住就遗忘了；
第三个是资料上的来不及——很多的史料和文献资料还没有来得及被我们了解就已经消失了。
人类记忆是社会共同享有的，我们图书馆人在这个方面还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几位嘉宾所言，影像是对历史最直观且明确的记述，而历史又是人类共同记忆留存的根本。
为了保证人类记忆纽带与情感共鸣的连续，如何合理利用现代技术保留影像记忆将会是新时代全体影像共享者的共同任务。
英国国家电影学会“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和
英国纪录片运动研讨会
格里尔逊在世界纪录片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如研讨会主持人邓启耀（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研究顾问、中山大学教授）所说，格里尔逊的伟大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次把镜头由异文化、他民族的主体掉转向底层人民和本国人民；
不仅仅是优秀的拍摄者，更是优秀的组织者，通过组织大量年轻导演共同参与拍摄工作而创建了全新的拍摄模式；
对新媒体非常敏感，他是把影视作为社会纪录工具在运用，这种拍摄思路和模式也被称为“格里尔逊模式”。
2018年是格里尔逊诞辰120周年，举办本次研讨会既是对大师的致敬，也是对当下的反思。
——在50年代，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已经对格里尔逊模式进行了反思，得出的成果是应该对被拍摄者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关注，应该允许他们有更多独立的表达。
这显然对英国纪录片的业内发展有了很大的启示，也是值得中国纪录片界学习和借鉴的。
主讲人斯科特·安东尼（英国电影史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格里尔逊学派以及纪录片发展的历史、
电影是如何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进行关联的、纪录片与人类学相关的社科类知识是如何相交融和进化的这三大方面讲解了纪录片在格里尔逊所处时代下的发展与进化。斯科特·安东尼：
“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纪录片运动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纪录片历史。
英国纪录片运动就是使用一个文明的方式进行沟通，而且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新一代的学派出现了，他们在某一个层面上提出了行为派的学说。
这个学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就是说要有共有主义的精神，要想到集体化的精神。
当时我们也有提到主观性的问题，我们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就是要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融合在一起处理这两个矛盾的想法。”
随着嘉宾的详细讲解，格里尔逊的形象也在新的纪录时代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他不只是一个纯个人的影像作者，他在那个时代有标杆式的意义，也在现如今的世界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
如何用影像的方式实现社会意见的整合和表达，这是新时代纪录者需要思考、学习的。
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8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品展映及研讨
本次展映与研讨会主题是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80周年。
在这样一个恰当的历史的场景，在这样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嘉宾与在场观众共同回顾了延安电影团者80年来的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怎样才能让历史真正意义上不朽？必须有代与代的传播分享，而唯独历史的影像是可以去分享的，唯独历史的影像是跨越时空的，唯独历史的影像可以成为使者。
人们常说“电影纪录片是装在盒子里面的大使”。
很多时候，跟世界分享成就、分享荣光、分享历史都需要通过影像的交互。
纪录片势必在未来成为中国形象的
一张重要新名片。
12月12日
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维尔托夫和
“电影眼”研讨会
主持人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研究中心研究顾问）在研讨会伊始指出：
“不管是电影史还是创作，老师们教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敬意，一定还有在当代讨论的价值。”
维尔托夫在当代，就有着这样的价值和影响力。
所谓的“电影眼”，是一双时人看待社会剧变的眼睛。
20年代，高楼大厦、火车、汽车等现代化、大规模的社会符号刚刚出现，人类第一次面对这样崭新的生活，他们的心理活动会是变迁印记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完美表现出那些内在的惊涛骇浪，维尔托夫提出了“电影眼”的概念：他认为摄影机的眼睛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因为人的肉眼受到观察角度的限制，而“电影眼”可以无所不在。
研讨会主讲嘉宾丹尼斯·尼尔斯·费多林（俄罗斯联邦国家电影档案库的研究员）在大众对维尔托夫的认知之上，补充了一些他生平的重要时刻。
丹尼斯·尼尔斯·费多林：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列车工作的这段时间内，维尔托夫正在研究如何让普通的观众去了解他拍摄的东西，如何看待他的纪录片。
他发现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有些会打哈欠，有些人会开玩笑，只有播放纪录片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影片。
在这段时期，他明白了“电影眼”将成为未来的宣传核心。”
维尔多夫强调的是对真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画面所处时代语境的极致呈现。
这既是一个纪录片人应该有的对于事实的态度，也是纪实艺术创作者应该有的原则。
相信维尔多夫对世界的影响，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纪录片奠基人”黎民伟作品展映及研讨会
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中国纪录片的奠基人是谁。
他叫黎民伟。
作为第一个提出“用电影救国”口号的人，在那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时期，他带领着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发展和责任，把电影事业变成一种鼓舞观众、民众团结起来一起战斗的武器。
本次研讨会请到了黎民伟先生的儿子，黎锡先生。
专程从香港赶来的他，向在场观众介绍了他父亲整个的生轨迹和他在纪录片界的主要贡献。
“当年片子的保存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是抗战，我们家逃难，我妈妈、爸爸带着我们八个子女逃难逃到广西，住在农村，条件艰苦，但是我妈妈说：‘一定要把片子保存下来，什么东西都可以丢，但是片子一定不能丢。’因此大家现在能看到片子实属不易，是我妈妈、爸爸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存下来、拍摄下来的。
我很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这么幸福，但是一定要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定要告诉年轻人，今天我们很幸福，我们会越来越幸福，中国会越来越强大，但是绝不能忘记过去。”
85岁的黎老为父亲见证了如今的万里锦绣、盛世安泰，纪录片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得以铭记昔日的家国伶仃、山河破碎。
一代代的人都在记住，都在书写。
所谓一脉相承、世代与共。
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
精彩还将继续！
12月13日上午10：00-12：00
影像纪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往事该从何处忆”
刘效礼将军个人作品展映及研讨
更有“源于真实——从纪录片到大银幕”国际论坛、
“打造国际型纪录电影”大师班讲座等绝赞活动等你参加
不要错过这场无与伦比的视听饕餮宴
2018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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