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和出生富庶家庭，長得不算美豔，但是標緻秀雅。在中國公學讀書時，她很受男同學歡迎，因為皮膚有點黑，被稱為”黑牡丹“。
”黑牡丹“追求者眾多，但是她都高傲得不屑一顧，她把這些追求者依次編號為：“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
沈從文愛上張兆和那天，他看到她在操場上邊走邊吹口琴，走到操場盡頭的時候，頭髮一甩，青春氣息爆棚。他就被打動了，開始給張兆和寫情書。
二姐允和打趣道：這隻恐怕要排到“癩蛤蟆十三號”了。
“癩蛤蟆”其實只是小學畢業，在北京大學旁聽過一段時間，因受徐志摩和胡適舉薦，成為了中國公學的講師。
第一節課沈從文沒講好，因為緊張，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轉過身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下了一句話：“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我害怕了。”
青年時期的沈從文
這節課，張兆和也在，因此她對他的第一印象著實不太好。
沈從文一封情書一封情書地寫，就是沒得到張兆和的回應。直到有一天學校裡開始風言風語，說沈從文因為追求不到女神，要自殺。
張兆和急了，拿著那堆情書就告到校長辦公室了，這個校長正是胡適。
胡適意味深長地說：“沈從文是在頑固地愛著你！”張兆和脫口答道“我頑固地不愛他！”
胡適
後來，胡適給沈從文寫信：“這個女子不能瞭解你，更不能瞭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沈從文沒聽勸，他依舊不停地給她寫情書，那些文字很動人，比方文山的歌詞還要動情許多。
“在山谷中的溪澗裡，那些清瑩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記著比這水還清瑩透明，流動不止。”
這一寫就是四年，就是鐵做的心，怕也要化作繞指柔了。張兆和的心在此時也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張兆和畢業後，回到蘇州老家。此時沈從文遠在青島教書，他滿懷期待又戰戰兢兢地追到了張兆和家。
他知道張兆和是英文專業的，為了給張兆和帶禮物，特地請教過巴金，最後他買了一大包西方名著，他覺得送書最好，不失禮節又不落俗套。
那天，陽光明媚，他來到張家門外，自報家門：“姓沈，從青島來，要找張兆和。” 管家說，三小姐不在，讓他進去等。
他退到牆邊，不敢進門，在太陽底下發愣，戴副眼鏡，弱不禁風的，卑微到了塵埃裡。
二小姐允和聽到管家呼喚，衝到門口，請他進屋，他依舊不動，只低聲道：“我走吧！”無奈，允和請他留下住處地址，他話都沒說清楚，就低著頭沿牆走了。
這麼個深情又卑微的背影就這樣打動了允和，她便開始撮合沈從文和張兆和。
張兆和回來後，允和責備妹妹不懂禮數，讓她請老師到家裡來坐。弟弟們都很喜歡這個文質彬彬的大哥哥，因為他故事講得極好，五弟還用自己的零花錢給他買了瓶汽水。
張家姐弟
沈從文經過這次蘇州之行，極大拉近和張兆和之間的距離，張兆和默許了沈從文的追求。夕陽西下，有情人雙影照在弄堂的石板路上，被拉得很長很長。
臨別時，沈從文懷著興奮的心情，請二姐允和代他向父親提親，“如果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家父母很是開明，“兒女婚事，他們自理。”
允和給沈從文回了封電報，只一字：允。張兆和擔心他看不懂，又偷偷發了一封電報：“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那個年代，所有人都用文言文發電報，言簡意賅，省錢；報務員看了白話文的電報，以為是密碼，拒收，兆和央求道這是喜事電報，報務員才收下了。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婚禮。
新婚甜蜜期的時候，他依舊給她寫情書，“三三”成了沈從文對愛妻的愛稱。
但是，恩愛沒有持續很久。
婚後的日子過得很是拮据，張兆和成了家庭婦女，開始節省開支，本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她開始穿上了粗布衣裳，做起了家務；但是沈從文卻喜歡收藏字畫，結婚時張兆和沒有收到戒指，姑母送的玉戒指被他當掉，換了字畫，張兆和取笑他“不是紳士冒充紳士”。
生活的困苦加上兩人不可調和的摩擦，張兆和開始抱怨：“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
抗日戰爭爆發後，沈從文去了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他依舊給她頻繁地寫信傾述相思，而她要帶孩子和操持家務，回信裡總是疏離的柴米油鹽，並且多次拒絕南下和他團聚。
他曾經那麼卑微地追求過她，如今他的自卑又開始作祟，甚至懷疑她在北京另有新歡。
“即或是因為北平有個關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為這種事不來，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氣。”
最終，張兆和妥協，帶著孩子南下與他團聚。
沈從文愛上張兆和的時候，她青春活潑，像一隻小獸一樣天真靈動；多年後，張兆和被生活磨得了無生趣，他總覺得她不懂他。
沈從文愛上了別人，那是個很漂亮的文藝青年，叫高青子，是他的粉絲。
沈從文第一次見到高青子的時候，是他去老鄉家拜訪，她穿著沈從文小說《第四》中女主角的相似服飾，一件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點紫，沈從文呆呆地看著她，忘了吃菜。
為著這段不為世俗所容的愛情，他懊惱過，為此經常去找林徽因訴苦。最後他選擇向張兆和坦白，一句一句地剖析了自己的出軌歷程和心底深處的感受。
張兆和最後為了子女和家庭，原諒了他，但是她也終於知道，原來所謂“頑固的愛”其實並不頑固。
沈從文和林徽因
抗戰勝利後，新時代來臨，所有人都載歌載舞。
他卻突然封筆，不寫了，他的得意之作被批判為“桃紅色文藝”，所有人都罵他。“我希望那些人不要罵我，錯也罵，對也罵，把人給罵倒了，到底是誰的損失？ ”
他曾絕望到兩度自殺，他把手伸到電線插頭上，長子發現了，拔掉電源並用腳蹬開；後來又將自己反鎖在房裡，用刀片割手脈及頸上血管，喝了煤油，有人破窗而入，救回了性命。
妻子和兒子都不理解他，認為他得精神病，有思想問題，拖後腿，搞得一家人亂糟糟。
後來他和家人分開住，只是晚上回家吃飯，孤獨地生活著，可是他還是給她寫信，他也不管得到什麼回應，就是固執地寫“你不用來信，我可有可無......一切和我都已遊離。”
1969年初冬，張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挑糞種田；沈從文下放前夕，二姐允和來看他。
家裡亂糟糟的，無處下腳，閒聊幾句後，允和要走，被沈從文叫住。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封皺巴巴的信，溫柔而羞澀地說：“這是三姐（張兆和）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放在胸前，一個年近七十歲的老頭忽然就抽泣起來：“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
他在懷念那個時光，懷念那個美好的三三，和那個美好的自己。
1979年，他終於過上了好日子，他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有了房子和車子。
晚年的時候，沈從文和張兆和形影不離，“他一時不見我就叫喚，我總飛快地回到他身邊。” 他看不見她，就叫喚她，看見了，也就心安了。
1987年、1988年他兩度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但是終究直到去世時他也沒有獲得該獎。
沈從文去世後，張兆和開始整理他的文稿。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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