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何反對“奇技”與“淫巧”

中国古代为何反对“奇技”与“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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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技”一詞出於《禮記·王制》,講司寇之官在遇到“假於鬼神、時日、占筮以疑眾”等四種案件時,可以不經審訊,就將犯人處死。而“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是其中之一。

“淫巧”一詞見於《禮記·月令》中季春、孟冬二條,講季春和孟冬時節,“工師”率領百工製造器物,此時“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此規定往上可追溯到《呂氏春秋》之“季春紀”和“孟冬紀”,文字完全一樣。

晉代《古文尚書》重新出世時,將二詞合而為一,說是周武王指責商紂“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古文尚書·泰誓》)。

對於“奇技淫巧”的註釋,從鄭注《禮記》開始,一致認為,奇技就是“奇異”的技能,淫巧就是“過度”的、違背常規的工巧。商紂如何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偽孔傳《古文尚書》沒有說明。從鄭注開始,歷代經注所指為奇技淫巧的實例,則主要有兩條:一是如“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鄭玄《禮記注·王制》);另一條是“如偃師舞木之類”(胡廣《禮記大全·王制》)。

“公輸般請以機窆”事,見於《禮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禮記·檀弓》)這裡的“奇技”,是要用新的機械裝置代替舊時下葬所用的轆轤。

所謂“偃師舞木”,見於《列子·湯問篇》。原文較長。說的是周穆王西巡時,有人獻上名叫偃師的技師,造一種木偶,和人一模一樣,能歌善舞,甚至能夠眉目傳情。外面筋骨皮毛樣樣不少,內部心肝肺腎五臟俱全。使周穆王大為歡喜,認為超過魯班的雲梯,墨翟的木鳶。

此外還有二事,也應看作奇技淫巧類。一件是韓非說過的楮葉事件:“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韓非子·喻老》)不過在韓非看來,這是無用的工作。書中借用列子的話說,假如天地三年才成一片楮葉,那麼,大部分樹木就不會有葉子了。第二件應是隋煬帝的“觀風行殿”。當時煬帝到北方巡遊,“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倐忽推移。……胡人驚以為神。”(《資治通鑑》卷181)

此外的例證可能還有許多,但這些足以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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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被稱為奇技淫巧的器物,多是供君主遊樂的玩具。所以《禮記》才指出,之所以要禁止它們,是因為它們會“蕩上心”,即敗壞君主的心思。而在古代那樣的社會里,一旦君主心思敗壞,其危害可就不堪設想。

所以歷史學家在抨擊那些昏君、暴君的時候,幾乎無一例外地要抨擊他們的驕奢淫佚,沉湎於聲色狗馬,大搞窮極壯麗的建築等等。因此,秦代造阿房宮,宋代興花石綱,也都應列入奇技淫巧之類。

由於被稱為奇技淫巧的東西是這樣一種性質,其作用又是“蕩上心”,並且可能導致國家破亡,所以有為的皇帝才不得不嚴加禁燬。正史所載,明確以奇技淫巧被毀的東西有兩件。一件是宋太祖、或者是宋太宗毀奇器事,另一件就是常被科技史家引以為憾的朱元璋毀水晶刻漏事。

第一件見於《宋史·太宗紀》,史臣贊宋太宗“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後來畢沅編《續資治通鑑》,大約認為宋史有誤,遂在“乾德四年”下載,宋滅蜀後,派孫逢吉赴蜀收繳各種物品。“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燬。圖書付史館。(蜀王)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帝遂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帝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續資治通鑑》卷四)。關於蜀王孟昶用奇器事,《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載:“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宋史》對孟昶用七寶裝飾溺器事如此重視,所說太祖或太宗所毀之奇巧之器可能就是指此而言。

第二件是朱元璋毀水晶刻漏。《明史·天文志》載:“明太祖平元,司天監進水晶刻漏,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以其無益而碎之。”依今天的觀點看來,這是一架製做精巧的自鳴鐘,是科學儀器。然而在朱元璋的眼裡,它只是一件足以蕩人心志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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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孟森在評論朱元璋毀水晶刻漏事件時說道:

其中如毀元宮刻漏一事,此亦中國不發達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發展科學與世界爭長。惟機巧用之於便民衛國要政,若玩好則仍禁之,固兩不相悖,決不因物質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明清史講義》,中華書局,1981年,第33頁。)

孟森似乎並不贊成對朱元璋的指責,但又不得不承認“此亦中國不發達之原因”。實際上,不僅把朱元璋毀水晶刻漏作為“中國不發達原因”是錯誤的,把禁奇技淫巧作為中國不發達之原因,也是錯誤的。因為所謂奇技淫巧所指,只是供君主玩樂的玩具,不是用之於“便民衛國要政”的東西。所以,注經的儒者,在對奇技淫巧舉例時,只說公輸般之機窆,而不說公輸般之雲梯,因為那是軍事上所需要的東西。

歷代君主,那怕最昏庸的君主,也沒有見到他們毀掉新技術發明的事發生。所以不僅中國四大發明得以保留,而且像張衡發明的地動儀、渾天儀,宋代蘇頌的水運儀象,也都備受稱讚。至於在農具、織機、軍事裝備方面的技術發明,更沒有聽到有一件被毀的。相反,至少從漢代起,就由國家出面,改進農具,提高農業技術水平。

唐代開始,甚至要求每個官員在一定節日,必須進獻農書。而且國家還興辦數學和醫學教育,編制醫學書籍。宋代,皇帝甚至親自推廣新式農具和優良種籽。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古代國家對於技術發明是大力支持的。不能因為一件水晶刻漏事件就否認中國古代國家對於技術發明的支持。

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假如中國古代統治者把技術發明都看做奇技淫巧,並且加以敵視、仇視,中華民族如何能夠發展,並且曾經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

04

或者說,為什麼不把那些用於給君主制造玩具的技巧用於製造生產工具呢?這就要問,那些技術有沒有可能用於工具?用上了,又有多大的推廣範圍?科技的發展,如果只是單項突進,不可能有發展的前途。比如宋代蘇頌的水運儀象,已經具備了鐘錶的要素。

朱元璋所毀的水晶刻漏,就是一架真正的自鳴鐘。鐘錶在近代社會,是不可或缺的計時工具。但在古代,就沒有它的用武之地。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從今天眼光看來是有用的技術,當時就只能製造給君主取樂的玩具。不僅無用,而且有害。

在這方面,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西洋曆法。清初楊光先因為說了“寧可中國無好曆法,也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而被認為是中國儒士大夫頑固保守、使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然而後來,楊光先被解職,西洋人仍在,好曆法又付諸應用,中國又如何呢?有了好曆法就使中國先進了嗎?

人們常說,西方近代以來的強大,曾極大地得益於中國的四大發明。但中國卻只能用火藥造爆竹,用羅盤看風水。同樣一件技術發明,作用如此不同,道理何在呢?

《莊子》一書講過,使手不皴的藥在繅絲工人那裡,僅僅搽手而已。可是某人把它獻給越王,用於水戰,就博得高官顯爵。而在歷史實踐中,一件技術發明在不同條件下的遭遇,比這裡的差別還要巨大得多,而其原因也要深刻得多。所以在求解中國到近代科技落後原因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更深入的反思,而不應歸結為中國古代反對奇技淫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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