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40週年，當代中國出版社決定將10年前出版的拙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版，並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作些補充修改。過去10年裡，我曾利用本書第四次印刷和被納入政府精品工程譯成英文出版的機會，對個別文字錯訛和不夠準確之處作過訂正，也對個別內容作過補充。這次除作少量文字和史實訂正、補充外，對結束語中談到的幾個問題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不過，本書是2008年前寫的，所有認識都應截至那個時間，否則既不符合歷史唯物論原則，也會破壞本書述事的完整性。於是，想到寫一篇再版後記，把根據近10年形勢發展變化引出的新思考放入其中。
當我在本書結束語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成果時，曾說到三中全會路線的實質，四項基本原則和解放思想的關係，以及改革開放的方向等問題。我說：
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在談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時，只講解放思想，只講一箇中心和改革開放，不講甚至反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誰主張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誰就被罵成是極左，是保守派，是要改變三中全會路線；而那些實際上要扭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從而改變三中全會路線的人，反倒自我標榜為“三中全會路線的維護者”，是“改革派”，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我還說：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近些年來，國內外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和國外敵對勢力遙相呼應，總是試圖脅迫和引誘中國放棄四項基本原則。他們要麼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提出改革無所謂方向問題，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分；要麼主張以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民生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等等，來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些不諳世事的人可能會以為，接受他們的主張會使中國人過上歐洲發達國家的那種生活，殊不知，這些主張的實質，恰恰是要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壯大。
針對上述言論，我又寫道：
只要是尊重事實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這條路線，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前提下，通過改革開放，促使生產力不斷髮展，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什麼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經濟制度的私有化、政治體制的西方化，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搞清楚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搞清楚什麼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什麼叫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
我還寫道：
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也是對外開放的。但為什麼唯獨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連續30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被國外一些評論家稱讚為“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或“北京共識”？如果說這其中有什麼奧妙的話，最大的奧妙恐怕就在於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結合。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在理論上的展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實踐上的展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說到底，就是要始終全面堅定地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現在10年過去了，各種曲解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歪曲改革開放的聲音雖然仍時有出現，但比起當年的氣勢顯然弱多了。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明目張膽攻擊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在互聯網上仍未絕跡，但在報紙刊物上已經基本看不到了。箇中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我認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旗幟鮮明地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依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而確立的，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各級黨委對涉及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的問題要敢於亮劍、敢抓敢管、正面交鋒，並且指導有關部門真抓真管，不斷構建導向正確、風清氣正的輿論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怎麼改、改什麼，有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底線，要有政治定力。”“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關鍵是我們把黨的基本路線作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始終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他還針鋒相對地說：“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裡搖旗吶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正是包括上述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校正了黨和國家的前進航向，澄清了在改革問題上的各種模糊和錯誤的認識，促使有關黨委和部門奪回了一度失守的某些輿論陣地。
如果說1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好處在新中國60年曆史正中間的話，那麼10年後的今天，它已經處在了新中國近70年曆史的前一半了。就是說，在以這次會議為界劃分出的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中，後一個歷史時期已經大大超過了前一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曾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進行過深刻總結，分析了其中的成就和失誤，明確了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推動改革開放提供了有益借鑑。現在，既然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佔到了新中國歷史的大頭，我們就應當而且也有充分條件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聯繫起來審視，將新中國近70年的歷史經驗貫通總結、融匯吸收。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都是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科學論斷，明確反對和糾正把這兩個歷史時期互相割裂和對立的任何偏向，為我們正確認識這兩個時期的關係和貫通總結運用兩個時期的經驗，提供了理論依據。在黨的十九大上，他又宣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表明新中國歷史在黨的十八大後，開啟了一個與改革開放歷史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新階段，為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和更高的歷史方位上統一審視近70年的歷史，貫通總結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給予了重要啟示。只要回顧一下這五年多來出臺的八項規定、進行的整治“四風”、開展的“打虎拍蠅”，以及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貫徹新發展理念、執行經濟建設穩中求進總基調，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等等舉措，人們都不難看出統一審視、貫通總結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經驗在其中的作用。實踐告訴我們，只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從而不斷校正前進航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闢的改革開放之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日，就一定會離我們越來越接近。
戊戌年穀雨
於三己齋
本文選自《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當代中國出版社隆重推出《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一書，本書作者朱佳木曾於1977—1980年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的秘書，近距離地接觸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一些高層決策過程。
書名：《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書號：978-7-5154-0887-3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定價：39.00元
在本書中，作者從獨特的視角，對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前的背景、會議期間的進展，以及會議文件的形成等三個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重點敘述了會上關於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個別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鄧小平“主題報告”的形成情況。既具有宏觀的歷史高度，又不乏微觀的歷史細節，有助於讀者全面、準確地瞭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意義。
朱佳木 研究員。1970年7月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1975年調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工作。1977年任胡喬木秘書。1980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簡報組工作。1981年任陳雲秘書（1982年為陳雲辦公室負責人）。1985年任天津港務局副局長。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黨委書記。1990年調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後任綜合組組長、室務委員兼秘書長、兼第四編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課程主講教授、研究生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委員會委員。代表著作有《陳雲年譜》（主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工業化與中國當代史》（論文集）、《論陳雲》（論文集）、《當代中國史理論問題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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