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科技日報（ID：kjrbwx）

記者：陳磊，編輯：左常睿，審核：王小龍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詩，那麼科技改革發展則是其中蕩氣迴腸的一章。從“科技是生產力”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再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從“自主創新”到“創新驅動發展”，回顧40年中國科技事業發展軌跡，不難發現：改革驅動創新，創新驅動發展，對中國而言不僅是時代的選擇，更是歷史的傳承。

改革永不停步，創新未有窮期。

“科學的春天”

發改革開放之先聲

1978年，中國農科院院長金善寶已經82歲了，但就在這一年，他突然覺得“又煥發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歲當成28歲來過”。

因為這一年的3月18日，他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

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操著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鄭重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等著名論斷。

這些現在看來早已是共識的話語，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當時，卻是石破天驚，振聾發聵，更令像金善寶這樣的知識分子如獲新生。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對科技發展的關鍵性的認識問題，予以撥亂反正。

科技的地位徹底改變了。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並提綱挈領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以後黨關於科學技術的一系列政策、方針都基於此理論基礎。

知識分子站起來了。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再是異類，是“自己人”，這就推倒了壓在科教界知識分子頭上“兩個估計”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緊箍咒。

科研工作恢復起來了。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學家們誠懇地表白：“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他在講話中談到黨如何領導科技工作，科研機構要建立技術責任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分工負責制。

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講話：“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擁抱這春天吧！”這不單是郭沫若的詩情畫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求解放的心聲。

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張的大會，它的里程碑意義還在於，發改革開放之先聲，成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會崇尚知識和科學蔚然成風，開啟了中國科技發展的新紀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須先鬆綁後解放。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後，全國掀起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國家部門中第一個做出反應的就是科學口。科學界率先表態支持，還為此專門召開座談會，在思想輿論上為黨的改革開放佈局營造了良好氛圍。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個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會議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這為以後引進技術做了鋪墊；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為科技教育事業大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後來系列計劃、基金的出臺埋下伏筆。

打破桎梏後，科技界恢復元氣。清算“極左”思想，平反冤假錯案。恢復科技管理機構，加強科技隊伍建設。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恢復研究生制度，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踏出國門；1979年恢復技術職稱和職務，1980年恢復學位。龍門陡開，江鯽飛躍。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現代科技正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我國科技界開始關注並研究新的世界產業革命以及對策研究等重大課題，體現了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國際視野，也為科技體制改革啟動做了輿論準備。

與此同時，科技立法也擺脫了一片空白的尷尬。據統計，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關科技組織、人員管理、物資供應、檔案工作和成果獎勵等方面的科技法規達幾十項之多。

吹皺一池春水

科技體制改革大幕開啟

其實，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湧動。

陳春先，這個造出中國首個託卡馬克裝置的核聚變專家，因為美國硅谷的考察之旅，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回國後，他立志要建中國的硅谷，地點就在中關村。揣著借來的200元錢，他與中科院同事創辦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後來被認為是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雛形。

在經歷質疑、辱罵和嘲笑中，他的創業事蹟得到國家領導的肯定。隨後，四通、信通、聯想等科技公司，在後來聞名全國的電子一條街相繼誕生。雖然陳春先沒有像步其後塵的柳傳志們那麼成功，但他是科技人員下海的第一個弄潮兒，功不可沒。

一個湖南的科研機構株洲市電子研究所也“紅”了。這個“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成立幾年，不僅沒向國家要一分錢，還賺了600多萬元。它的“法寶”正是國家科委鼓勵的技術合同制。“鐵飯碗”被打破後，釋放的經濟勢能和創新潛能令人始料不及。

與此同時，一場“星期六工程師”的現象吹皺一池春水：許多工程師週末下鄉鎮企業“走穴”。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資源的強輻射區，成為“星期六工程師”的最早受益者。這種自發互惠、雙贏的悄然嘗試，當時引發了熱烈爭議，但也得到上層的認可。

1978年之前，我國受蘇聯模式影響，產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單一計劃調節為顯著特徵的科技體制。計劃經濟衍生了一套龐大的科研體系，其弊病暴露無遺：運行機制單一，科技與經濟脫節，研究機構不活，科技力量分散，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機構人員過剩。積累的弊端，外加面臨的國際競爭，改革勢在必行。

春江水暖鴨先知。科技管理部門開始考慮如何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落在實處。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把科技列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同年，全國科技獎勵大會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指導方針。

1984年，中共中央頒佈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後，科技體制改革已箭在弦上，成為先騎兵，且方向明確——“面向經濟建設”！

1985年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大幕開啟。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從宏觀上制定方針和政策，明確科學技術必須為振興經濟服務等，從而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決定》是把80年代初的許多改革試驗正式化，科技體制改革進入“競爭與市場”階段。

《決定》為技術作為商品提供了理論邏輯和政策依據。既然國家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那麼科學技術特別是技術，也應該是商品，就可以在市場買賣或有償轉讓，所以要開闢技術市場，允許技術市場交易。

在運行機制方面，改革撥款制度，用競爭的方法分配政府的投入資金。實質是減少對科研機構穩定支持的事業費，增加競爭性的項目支持。在組織結構方面，要改變過多研究機構與企業相分離的狀況。促進研究設計機構、高校、企業協作聯合。在人事制度方面，尊重智力勞動，鼓勵人才合理流動。扭轉對科學技術人員限制過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動和智力勞動得不到應有尊重的局面。

改革引發了爭議：把技術當作商品就是褻瀆神明，是商品拜物教觀念；科研單位都端著“金飯碗”，“斷奶”的陣痛刻骨銘心。堵住經費這一頭，同時“網開一面”：技術成果是商品，可以在市場流通。一時間，科研人員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願向經濟建設主戰場流動。

在新的科技經費管理制度下，國家減少和消除縱向資金渠道的方法，使科研單位被分成了全額撥款、差額撥款、減撥直至停撥等幾大類不同對象，區別對待。

科技研究面向市場，會不會造成基礎研究的弱化？1992年，新的改革方針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穩住一頭”就是穩定支持基礎性研究和基礎性技術工作；“放開一片”就是放開放活技術開發機構、社會公益機構、科技服務機構等。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國家加大基礎科研工作力度，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設立支持搞基礎性研究的攀登計劃，恢復職稱評定，加強中科院建設，建立博士後制度，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同時，我國先後批准建立了53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987年前後，我國提出科技長入經濟的新策略，推進國民經濟發展依靠科技進步為主的改革。1978年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10年後他又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領域一場全新的生產關係變革，呼之欲出。

與此同時，新時期中國的科技計劃體系也逐漸形成。1982年，國家第一個科技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實施。1986年，鄧小平親自批准實施“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863計劃”，跟蹤世界高技術的發展。

與此相呼應的，還有燒旺的“兩把火”：“星火”（計劃），把先進適用的技術播撒到農村大地；“火炬”（計劃），面向高科技產業，把改革之火燒向了城市。由於“讓開大道，佔領兩廂”，經濟戰線生出兩個新的增長點和突破口——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

謀篇佈局，深化試點

創新體系建設初露端倪

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風起雲湧。中國進入經濟增長快車道，卻遭遇到橫亙在前的嚴峻挑戰：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資金和人口紅利的推動，粗放式發展難以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水平落後、勞動生產率低等問題。加速國民經濟增長從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戰略轉變已迫在眉睫。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頒佈的《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向全世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中國要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緊接著，再次召開繼1978年之後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強力宣傳貫徹“科教興國”的戰略：堅持“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

科教興國，引領了這一歷史時期科技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

隨著知識經濟和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和理論的廣泛傳播，中科院1997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199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決策，決定由中國科學院率先進行建設國家知識創新體系的試點工程，真正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將技術和創新的概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首次明確“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成為新一路生力軍。

不過，要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必須尋找突破口。企業不願做大，小富即安，國立科研機構沒有創新動力。國家也曾嘗試推動科研機構試點，讓其進入企業，但這種“拉郎配”均以“分手”告終。

國家部委研究機構拉開企業化轉制改革大幕。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15個國家部委被撤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原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大型科研機構也隨之進行企業化轉制試點。它們可自主選擇改革方式，包括轉變成科技型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和轉為技術服務和中介機構等。

這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總體來說，經過轉制，轉制科研院所增強了技術創新活力、企業化經營能力，勃發自我成長的生機，國家科技力量的佈局得到優化。科研機構的事業費削減後，大部分開發型科研機構直接面向經濟建設第一線，90%以上的收入來自市場。從“等靠要”到向市場要效益，從“小富即安”到產業領頭羊，中國鋼研、中聯重科、烽火通信等企業經歷了破蛹化蝶的蛻變。同時，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也進行分類改革，更加強調管辦分離，逐步擴大自主權。

此外，民營科技企業作為推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一支新生力量，得到了直接的資金支持，也獲得了更加平等寬鬆的政策環境。

伴隨著科教興國的時代洪流，《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相繼實施，促進了技術產業化，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實行，中國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穩步推進……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已開始融合，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從初露端倪走向日漸完備。

新世紀為創新型國家勾畫藍圖

2005年10月12日，中國航天的歷史鏡頭定格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也就在費俊龍和聶海勝乘坐神舟六號開始“太空之旅”的前一天，即2005年10月11日下午，中共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隨後發表的“會議公報”強調，今後中國將“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

“神六”上天，自主創新“生根”。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處於全球化產業鏈低端的尷尬漸漸暴露：一臺PC計算機只能“賺一捆大蔥錢”；核心技術受制於人使我國關鍵技術和設備大部分依賴進口；非典暴發暴露了公共衛生應急系統的短板以及我國民生科技的薄弱；面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仿製之路已被堵死……

放眼世界，國家的發展有資源型、依附型和創新型3條道路可走。自主創新，成為中國最新認定的方向。這也成為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核心理念。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次年6月，國務院成立了規劃領導小組。隨後，動員和調集全國2000多名專家分設20個專題進行戰略研究，歷時兩年完成了《綱要》的編制工作。

規劃綱要制定之初，也有爭論。站在十字路口，國家決定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創新，它並不排斥開放創新，是通過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等各種創新能力，倒逼中國企業轉變發展方式。

2006年1月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策；隨之頒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今後15年我國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並明確到2020年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同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

至此，加強自主創新，走創新型國家的發展道路，已成為國家意志。

規劃貴在落實。2006年國務院發佈《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從財稅、金融、產業、政府採購、引進消化吸收、知識產權等10個方面提出60條政策措施，有針對性地解決當時制約自主創新的主要政策問題。

2007年2月，國務院原則批准大型飛機研製正式立項，拉開了啟動中長期科技規劃的16個重大專項的序幕。

重大專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模式的實踐。這16個重大專項涉及信息、生物等戰略產業領域，能源資源環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緊迫問題，以及軍民兩用技術和國防技術。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強調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

我國開始由製造大國向創新型國家邁進。

在中國這片春意盎然的沃土上，改革之花競相開放，創新大樹加快成長。

不妨看兩個故事。

上世紀末，中科院的研究院所迎來一波辦企業的熱潮。西安光機所也成立了一家公司，佔股超過九成。可公司一直處在盈虧平衡點，無法真正按市場運作。研究所那套決策方式，用在公司上就會“水土不服”，2014年，這家公司引入社會資本改制，西安光機所佔股降到30％。參股不控股、拆除圍牆、開放辦所等新模式讓西安光機所勃發了生機，目前凝聚了近80個海外創新創業團隊，孵化了北京九天微星等一批創新企業，構建了“研究機構+天使基金+孵化器+創新培訓”的創新生態。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家科技企業。1998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求學的劉慶峰和實驗室同學參加863項目語音合成比賽，團隊研發系統第一次將中國語音合成評測達到3分，可以投入應用。一年後，劉慶峰和參賽同學創辦了只有18人的公司，叫科大訊飛。由於堅持“技術頂天，產品立地”的發展理念，堅持源頭技術創新、牢牢將核心技術掌握在手中，科大訊飛擁抱並迎來了“智能語音和人工智能”的春天。科大訊飛的智能語音系統在智慧醫療、智能車載等領域大顯身手，併成為人工智能研發的國家隊。

“西光模式”表明，體制機制變革釋放的活力能讓科研院所煥發青春；科大訊飛的創業歷程則說明，唯有創新才能使企業在技術迅速迭代的競爭中保持領跑者的地位。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事業發展的“重頭戲”。

動真刀 涉深水

新一輪科改攻堅戰打響

近年來，世界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全球競爭版圖正在重塑。如果說此前我國是在追隨世界科技的腳步的話，那麼這次機遇則提供了換擋提速的契機，中國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

在我國科技實力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黨中央在十八大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我國發展全局，作出了重大戰略抉擇——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設計。

2013年國慶前一天，一個不同尋常的創新之舉，讓外界看到了黨中央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決心與信心。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首次將“課堂”搬到紅牆外，全體政治局委員來到北京中關村“頂層設計”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最為緊迫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縛創新驅動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習近平總書記連用了5個“著力”：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著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著力擴大科技開放合作。

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深化改革是根本動力。其實，我國早已為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謀篇佈局。2012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科技創新大會。9月，印發《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隨後，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包括26個部門和單位的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

如何破除制約科研發展的體制機制深層次障礙，充分釋放改革的紅利？以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為突破口，一場勇蹚深水區、敢啃硬骨頭的改革攻堅戰開始打響。

2014年底，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一石激起千層浪：政府各部門不再直接管理項目？“錢袋子”交給專業機構打理！

對科技計劃“動真刀”，讓部分科技管理人員始料未及。

這次改革涵蓋一半以上民口中央財政科技經費，涉及近40個管理部門，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共計近百項。改革方案起草之初，工作人員請相關部門梳理現有科技計劃，有些部門怕被整合不願上報，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計劃、專項。最初設計的改革方案，只是想在維持現有格局下進行計劃調整，但最後國家選擇了“斷崖式”“顛覆式”的優化整合方向，真正從國家全局高度重新架構頂層設計。

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國科技發展存在資源碎片化、項目多頭申報等長期為人詬病卻不敢輕易觸碰的“老大難”問題。原有的科技計劃依然沿著慣性運行；舊的計劃動不了，新的計劃繼續疊加。結果是，科技計劃越設越多，分切“蛋糕”的部門也越來越多，科技界或多或少存在“九龍治水”的現象。

科技攻關計劃（後來的科技支撐計劃）、863計劃、97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這些曾經設立的計劃在不同發展階段能解燃眉之急，發揮巨大作用，但在應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時，由於缺乏頂層設計和宏觀統籌，就顯得“氣力不足”。

打破部門、階段和領域的界限，資源配置不再“天女散花”，國家科技計劃全面整合成五大類，並由統一的計劃管理平臺運行，形成新的計劃體系、新的項目形成機制、新的管理和監督流程。值得一提的是，項目申請、評審、立項、過程管理和結題驗收等具體項目管理工作，由專業機構負責受理，實現決策和執行的相對分離，改變過去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格局。

企業強，則國家強。該階段科技體制改革把“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作為中心任務。為此，2013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 全面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意見》，明確提出以深入實施國家技術創新工程為重要抓手，推進企業技術創新的12項重點任務及相應的政策措施，主要體現在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完善落實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等政策，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

市場之手進一步“活起來”。新形勢下產業技術路線更加多變、商業模式更加多樣，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簡政放權、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的改革措施，著力培育公平開放的創新市場，創新活動放手讓市場“說話”。“鋪天蓋地”的科技型中小微企業快速發展，一大批“頂天立地”的科技“小巨人”加快成長。

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顯著增強，企業已成為創新創業的主要力量，在全社會研發投入、研究人員和發明專利的佔比均超過70％。

習近平對於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個形象的比喻：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要抓好頂層設計和任務落實。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政策更加強調頂層設計，從宏觀高度實行“一攬子”改革，舉一綱而萬目張。

2014年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創新政策，各類創新主體先行先試，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正在形成。

——2014年，推動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院士制度改革、科研儀器設施向社會開放，加快科技服務業發展；

——2015年，《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頒佈，從8大方面30個領域著手，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地，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眾創空間為代表的各類新型孵化器競相湧現；

——2016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頒佈，明確到2050年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方向和重點任務，提出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同年，《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畫出一張措施有力、脈絡清晰、操作有序的“施工圖”。

科技改革不斷深化，涉及範圍之廣、出臺方案之多、觸及利益之深、推進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幾年間，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制度通道進一步打通，國家推動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並出臺《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形成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三部曲”，並設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

幾年間，我國科技管理基礎制度日臻完善，建立國家重大科技決策諮詢制度、國家科技報告制度、國家創新調查制度，深入推進國家技術預測，強化科技資源開放共享。

幾年間，束縛科技人員施展才華的條條框框被打破，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改善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發揮好評價指揮棒和風向標作用，為科研人員鬆綁減負。

幾年間，“天眼”探空、神舟飛天、墨子“傳信”、北斗組網、大飛機首飛、珠港澳大橋通車，科技正在彰顯其恢弘力量。

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出“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鬥”的號召。

創新，逐漸走向舞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創新提到更高的地位——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改革的點火系不斷激發，創新的引擎全速發動。

40年的變與不變

改革開放，科技先行。

40年來，充分調動和釋放創新主體的創新活力、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緊密結合，改革主線一以貫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我國科技創新主攻方向日漸明晰。

在40年發展歷程中，科技改革著力處理好幾個關係。

政府和市場。“更有力”的政府和“更有效”的市場，實現了有機融合。政府這隻“有形的手”從進到退：計劃體制下，政府主動作為，集中統一管理，設計劃項目，管資金分配，抓研發管理；市場經濟條件下，往後退一步，往高站一層，抓戰略、抓規劃、抓佈局、抓監督，制定規則，創新服務，創建生態，逐步建立科學的科技管理運行體制機制和現代科技創新治理體系。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科技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不僅更加順暢，且在不斷延伸拓展，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日漸發揮決定性作用。

科技與經濟。科技的地位從生產力到第一生產力，從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到長入經濟，到支撐社會經濟發展，再到創新驅動，成為發展的引擎動力。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科技創新越來越走向中心舞臺，“兩張皮”已漸成一體，正逐步實現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

40年來，變是常態。

創新主體在變。早期科研機構和高校院所被推逼，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流動，“五路”大軍是科技創新主力軍；企業創新動力和能力不足，成為服從國家計劃和訂單的加工車間。現今，企業從貼牌生產到引進消化吸收技術，到自主創新，再到科技創新內化為血液和成長動力，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實現了要我創新到我要創新的轉變，第六路大軍正蓬勃發展。

科技政策在變。從有針對性的具體扶持變成更加普惠、開放、多樣、包容的系統設計，從關注一個階段或一個環節到關注全創新鏈條的整體設計以及網絡創新生態建設。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加強頂層設計，從短期政策制定到基本制度安排，從微觀運行機制的變革到宏觀層次的政策調控……我國科技政策從點到面、從零散到系統，已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覆蓋多主體的科技創新政策體系。

40年來，不變的是，始終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全面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創新的主動權和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0年來，我國科技改革發展取得了很多經驗，始終堅持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以改革驅動創新，以創新驅動發展；始終堅持開放合作創新，擴大科技領域對外開放；始終堅持解放和激發人的積極性，不斷加大科技創新人力資源供給；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不斷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始終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科技創新難，改革亦難，科技創新加改革，難上加難。聚光燈下，有著豐富跟跑經驗的中國，突然發現在某些領域前無領跑者，後有追兵，科技改革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適應技術經濟範式變化，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適應國際格局變化；如何加強基礎研究，克服原創性技術缺乏的不足；如何培養國際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如何加強科技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源頭供給能力；如何形成創新合力，讓產學研用更加緊密結合；如何調整完善評價導向，健全符合科技創新規律的評價體系，讓科學家不被“唯論文”“唯職稱”等緊箍咒困擾；如何建立科技界良好的創新生態和創新氛圍，進一步發揮科學共同體自淨自律自治作用，應對前沿技術帶來的倫理道德等新挑戰；如何提高創新質量，提高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這些都是我們要正視和著力解決的問題。

“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雖然，中國特色自主創新之路道阻且長，但我們堅信，久久為功，行則將至，做則必成！

（以上內容感謝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鬍志堅、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史系教授王揚宗，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李哲提供支持）

本文來源：科技日報 文中圖片除註明外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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