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科技日报（ID：kjrbwx）

记者：陈磊，编辑：左常睿，审核：王小龙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诗，那么科技改革发展则是其中荡气回肠的一章。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从“自主创新”到“创新驱动发展”，回顾40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对中国而言不仅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传承。

改革永不停步，创新未有穷期。

“科学的春天”

发改革开放之先声

1978年，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已经82岁了，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觉得“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因为这一年的3月18日，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郑重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这些现在看来早已是共识的话语，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更令像金善宝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获新生。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科技发展的关键性的认识问题，予以拨乱反正。

科技的地位彻底改变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后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基于此理论基础。

知识分子站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是异类，是“自己人”，这就推倒了压在科教界知识分子头上“两个估计”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紧箍咒。

科研工作恢复起来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在讲话中谈到党如何领导科技工作，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求解放的心声。

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张的大会，它的里程碑意义还在于，发改革开放之先声，成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会崇尚知识和科学蔚然成风，开启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须先松绑后解放。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科学口。科学界率先表态支持，还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在思想舆论上为党的改革开放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会议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为以后引进技术做了铺垫；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为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来系列计划、基金的出台埋下伏笔。

打破桎梏后，科技界恢复元气。清算“极左”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科技管理机构，加强科技队伍建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踏出国门；1979年恢复技术职称和职务，1980年恢复学位。龙门陡开，江鲫飞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科技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科技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以及对策研究等重大课题，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视野，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启动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科技立法也摆脱了一片空白的尴尬。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关科技组织、人员管理、物资供应、档案工作和成果奖励等方面的科技法规达几十项之多。

吹皱一池春水

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其实，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涌动。

陈春先，这个造出中国首个托卡马克装置的核聚变专家，因为美国硅谷的考察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国后，他立志要建中国的硅谷，地点就在中关村。揣着借来的200元钱，他与中科院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在经历质疑、辱骂和嘲笑中，他的创业事迹得到国家领导的肯定。随后，四通、信通、联想等科技公司，在后来闻名全国的电子一条街相继诞生。虽然陈春先没有像步其后尘的柳传志们那么成功，但他是科技人员下海的第一个弄潮儿，功不可没。

一个湖南的科研机构株洲市电子研究所也“红”了。这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成立几年，不仅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还赚了600多万元。它的“法宝”正是国家科委鼓励的技术合同制。“铁饭碗”被打破后，释放的经济势能和创新潜能令人始料不及。

与此同时，一场“星期六工程师”的现象吹皱一池春水：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资源的强辐射区，成为“星期六工程师”的最早受益者。这种自发互惠、双赢的悄然尝试，当时引发了热烈争议，但也得到上层的认可。

1978年之前，我国受苏联模式影响，产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科技体制。计划经济衍生了一套庞大的科研体系，其弊病暴露无遗：运行机制单一，科技与经济脱节，研究机构不活，科技力量分散，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机构人员过剩。积累的弊端，外加面临的国际竞争，改革势在必行。

春江水暖鸭先知。科技管理部门开始考虑如何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落在实处。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成为先骑兵，且方向明确——“面向经济建设”！

1985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宏观上制定方针和政策，明确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等，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决定》是把80年代初的许多改革试验正式化，科技体制改革进入“竞争与市场”阶段。

《决定》为技术作为商品提供了理论逻辑和政策依据。既然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也应该是商品，就可以在市场买卖或有偿转让，所以要开辟技术市场，允许技术市场交易。

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拨款制度，用竞争的方法分配政府的投入资金。实质是减少对科研机构稳定支持的事业费，增加竞争性的项目支持。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促进研究设计机构、高校、企业协作联合。在人事制度方面，尊重智力劳动，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和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

改革引发了争议：把技术当作商品就是亵渎神明，是商品拜物教观念；科研单位都端着“金饭碗”，“断奶”的阵痛刻骨铭心。堵住经费这一头，同时“网开一面”：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在市场流通。一时间，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愿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流动。

在新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下，国家减少和消除纵向资金渠道的方法，使科研单位被分成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减拨直至停拨等几大类不同对象，区别对待。

科技研究面向市场，会不会造成基础研究的弱化？1992年，新的改革方针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就是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放开一片”就是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家加大基础科研工作力度，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设立支持搞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恢复职称评定，加强中科院建设，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我国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7年前后，我国提出科技长入经济的新策略，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为主的改革。1978年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领域一场全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新时期中国的科技计划体系也逐渐形成。1982年，国家第一个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实施。1986年，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

与此相呼应的，还有烧旺的“两把火”：“星火”（计划），把先进适用的技术播撒到农村大地；“火炬”（计划），面向高科技产业，把改革之火烧向了城市。由于“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经济战线生出两个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

谋篇布局，深化试点

创新体系建设初露端倪

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中国进入经济增长快车道，却遭遇到横亘在前的严峻挑战：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和人口红利的推动，粗放式发展难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加速国民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已迫在眉睫。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紧接着，再次召开继1978年之后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强力宣传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科教兴国，引领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随着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和理论的广泛传播，中科院1997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将技术和创新的概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首次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成为新一路生力军。

不过，要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必须寻找突破口。企业不愿做大，小富即安，国立科研机构没有创新动力。国家也曾尝试推动科研机构试点，让其进入企业，但这种“拉郎配”均以“分手”告终。

国家部委研究机构拉开企业化转制改革大幕。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15个国家部委被撤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大型科研机构也随之进行企业化转制试点。它们可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为技术服务和中介机构等。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来说，经过转制，转制科研院所增强了技术创新活力、企业化经营能力，勃发自我成长的生机，国家科技力量的布局得到优化。科研机构的事业费削减后，大部分开发型科研机构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90%以上的收入来自市场。从“等靠要”到向市场要效益，从“小富即安”到产业领头羊，中国钢研、中联重科、烽火通信等企业经历了破蛹化蝶的蜕变。同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也进行分类改革，更加强调管办分离，逐步扩大自主权。

此外，民营科技企业作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得到了直接的资金支持，也获得了更加平等宽松的政策环境。

伴随着科教兴国的时代洪流，《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相继实施，促进了技术产业化，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实行，中国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稳步推进……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已开始融合，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从初露端倪走向日渐完备。

新世纪为创新型国家勾画蓝图

2005年10月12日，中国航天的历史镜头定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在费俊龙和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开始“太空之旅”的前一天，即2005年10月11日下午，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随后发表的“会议公报”强调，今后中国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

“神六”上天，自主创新“生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于全球化产业链低端的尴尬渐渐暴露：一台PC计算机只能“赚一捆大葱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使我国关键技术和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非典暴发暴露了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短板以及我国民生科技的薄弱；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仿制之路已被堵死……

放眼世界，国家的发展有资源型、依附型和创新型3条道路可走。自主创新，成为中国最新认定的方向。这也成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核心理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次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规划领导小组。随后，动员和调集全国2000多名专家分设20个专题进行战略研究，历时两年完成了《纲要》的编制工作。

规划纲要制定之初，也有争论。站在十字路口，国家决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创新，它并不排斥开放创新，是通过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各种创新能力，倒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2006年1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随之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今后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并明确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至此，加强自主创新，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国家意志。

规划贵在落实。2006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从财税、金融、产业、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知识产权等10个方面提出60条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当时制约自主创新的主要政策问题。

2007年2月，国务院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正式立项，拉开了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的序幕。

重大专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的实践。这16个重大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我国开始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在中国这片春意盎然的沃土上，改革之花竞相开放，创新大树加快成长。

不妨看两个故事。

上世纪末，中科院的研究院所迎来一波办企业的热潮。西安光机所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占股超过九成。可公司一直处在盈亏平衡点，无法真正按市场运作。研究所那套决策方式，用在公司上就会“水土不服”，2014年，这家公司引入社会资本改制，西安光机所占股降到30％。参股不控股、拆除围墙、开放办所等新模式让西安光机所勃发了生机，目前凝聚了近80个海外创新创业团队，孵化了北京九天微星等一批创新企业，构建了“研究机构+天使基金+孵化器+创新培训”的创新生态。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家科技企业。199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求学的刘庆峰和实验室同学参加863项目语音合成比赛，团队研发系统第一次将中国语音合成评测达到3分，可以投入应用。一年后，刘庆峰和参赛同学创办了只有18人的公司，叫科大讯飞。由于坚持“技术顶天，产品立地”的发展理念，坚持源头技术创新、牢牢将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科大讯飞拥抱并迎来了“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的春天。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系统在智慧医疗、智能车载等领域大显身手，并成为人工智能研发的国家队。

“西光模式”表明，体制机制变革释放的活力能让科研院所焕发青春；科大讯飞的创业历程则说明，唯有创新才能使企业在技术迅速迭代的竞争中保持领跑者的地位。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头戏”。

动真刀 涉深水

新一轮科改攻坚战打响

近年来，世界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全球竞争版图正在重塑。如果说此前我国是在追随世界科技的脚步的话，那么这次机遇则提供了换挡提速的契机，中国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

在我国科技实力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在十八大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了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设计。

2013年国庆前一天，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新之举，让外界看到了党中央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心与信心。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将“课堂”搬到红墙外，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北京中关村“顶层设计”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总书记连用了5个“着力”：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其实，我国早已为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谋篇布局。201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9月，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随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包括26个部门和单位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如何破除制约科研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层次障碍，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以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为突破口，一场勇蹚深水区、敢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战开始打响。

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管理项目？“钱袋子”交给专业机构打理！

对科技计划“动真刀”，让部分科技管理人员始料未及。

这次改革涵盖一半以上民口中央财政科技经费，涉及近40个管理部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共计近百项。改革方案起草之初，工作人员请相关部门梳理现有科技计划，有些部门怕被整合不愿上报，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计划、专项。最初设计的改革方案，只是想在维持现有格局下进行计划调整，但最后国家选择了“断崖式”“颠覆式”的优化整合方向，真正从国家全局高度重新架构顶层设计。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科技发展存在资源碎片化、项目多头申报等长期为人诟病却不敢轻易触碰的“老大难”问题。原有的科技计划依然沿着惯性运行；旧的计划动不了，新的计划继续叠加。结果是，科技计划越设越多，分切“蛋糕”的部门也越来越多，科技界或多或少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

科技攻关计划（后来的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这些曾经设立的计划在不同发展阶段能解燃眉之急，发挥巨大作用，但在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就显得“气力不足”。

打破部门、阶段和领域的界限，资源配置不再“天女散花”，国家科技计划全面整合成五大类，并由统一的计划管理平台运行，形成新的计划体系、新的项目形成机制、新的管理和监督流程。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申请、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等具体项目管理工作，由专业机构负责受理，实现决策和执行的相对分离，改变过去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格局。

企业强，则国家强。该阶段科技体制改革把“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中心任务。为此，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以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为重要抓手，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12项重点任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

市场之手进一步“活起来”。新形势下产业技术路线更加多变、商业模式更加多样，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的改革措施，着力培育公平开放的创新市场，创新活动放手让市场“说话”。“铺天盖地”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一大批“顶天立地”的科技“小巨人”加快成长。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显著增强，企业已成为创新创业的主要力量，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均超过70％。

习近平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个形象的比喻：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政策更加强调顶层设计，从宏观高度实行“一揽子”改革，举一纲而万目张。

2014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各类创新主体先行先试，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形成。

——2014年，推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院士制度改革、科研仪器设施向社会开放，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

——2015年，《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颁布，从8大方面30个领域着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各类新型孵化器竞相涌现；

——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颁布，明确到2050年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提出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同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画出一张措施有力、脉络清晰、操作有序的“施工图”。

科技改革不断深化，涉及范围之广、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几年间，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制度通道进一步打通，国家推动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并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几年间，我国科技管理基础制度日臻完善，建立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深入推进国家技术预测，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几年间，束缚科技人员施展才华的条条框框被打破，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改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几年间，“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北斗组网、大飞机首飞、珠港澳大桥通车，科技正在彰显其恢弘力量。

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号召。

创新，逐渐走向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创新提到更高的地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改革的点火系不断激发，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

40年的变与不变

改革开放，科技先行。

40年来，充分调动和释放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改革主线一以贯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日渐明晰。

在40年发展历程中，科技改革着力处理好几个关系。

政府和市场。“更有力”的政府和“更有效”的市场，实现了有机融合。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从进到退：计划体制下，政府主动作为，集中统一管理，设计划项目，管资金分配，抓研发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后退一步，往高站一层，抓战略、抓规划、抓布局、抓监督，制定规则，创新服务，创建生态，逐步建立科学的科技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不仅更加顺畅，且在不断延伸拓展，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日渐发挥决定性作用。

科技与经济。科技的地位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从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到长入经济，到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再到创新驱动，成为发展的引擎动力。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越来越走向中心舞台，“两张皮”已渐成一体，正逐步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40年来，变是常态。

创新主体在变。早期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被推逼，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流动，“五路”大军是科技创新主力军；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成为服从国家计划和订单的加工车间。现今，企业从贴牌生产到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到自主创新，再到科技创新内化为血液和成长动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实现了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转变，第六路大军正蓬勃发展。

科技政策在变。从有针对性的具体扶持变成更加普惠、开放、多样、包容的系统设计，从关注一个阶段或一个环节到关注全创新链条的整体设计以及网络创新生态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从短期政策制定到基本制度安排，从微观运行机制的变革到宏观层次的政策调控……我国科技政策从点到面、从零散到系统，已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覆盖多主体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40年来，不变的是，始终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0年来，我国科技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多经验，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始终坚持开放合作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始终坚持解放和激发人的积极性，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人力资源供给；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不断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始终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科技创新难，改革亦难，科技创新加改革，难上加难。聚光灯下，有着丰富跟跑经验的中国，突然发现在某些领域前无领跑者，后有追兵，科技改革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适应技术经济范式变化，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适应国际格局变化；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克服原创性技术缺乏的不足；如何培养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如何加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供给能力；如何形成创新合力，让产学研用更加紧密结合；如何调整完善评价导向，健全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评价体系，让科学家不被“唯论文”“唯职称”等紧箍咒困扰；如何建立科技界良好的创新生态和创新氛围，进一步发挥科学共同体自净自律自治作用，应对前沿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等新挑战；如何提高创新质量，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这些都是我们要正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虽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道阻且长，但我们坚信，久久为功，行则将至，做则必成！

（以上内容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教授王扬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哲提供支持）

本文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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