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豪就經常通過楊鵬摶瞭解小野寺機關的信息。期間，日本特務影佐禎昭正在主持“汪兆銘工作”，企圖將汪精衛扶植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搶在影佐之前打通重慶路線。朱泰耀建議姜豪利用這一機會，代表重慶與小野寺接觸，試探其“和平”誠意。姜豪致電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統局局長的朱家驊請示，未得答覆。姜豪被捕後，小野寺信出面保釋。
朱家驊
據姜豪回憶：
“原來我被捕後，吉田即將此消息急電正在東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憲兵綁架我，掐斷了他打通重慶國民政府的路線，就極力向日本人大本營請求釋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當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輿論壓力。5月9日中午我們被綁架後，當天法文夜報就刊登了這條新聞。由於日本便衣憲兵封鎖一家飯店兩個多小時，被綁架的又有五人之多，這樣嚴重的事件發生在租界裡還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輿論界的重視。從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報外，其他中西各報也都連續幾天報道這件事。起初外面還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麼人，到了12日，新聞消息中，報道了我們五個人的姓名。五華人被綁架事件發生後，社會上相當震動，上海各團體聯合辦事處特致函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要求租界當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釋放五人，並保證嗣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同時，國民政府通過外交途徑，促使租界當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壓力，稱：“過去日方對任何‘恐怖行動’，請求租界警務處協助調查．或謂任何人與‘恐怖行動’有關，請求協助審問，警務處從未拒絕。這次日方既未於事前通知警務處，實行拘捕，事後又未將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務處，違背‘最近訂立的協定’，應請領事團加以注意。”
在這種情況下，日方借坡下驢，將姜等5人全部“釋放”。
姜豪回憶說：“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飯店一間頗為寬敞的普通客房裡作初次見面。其人個子挺高，很瘦，文質彬彬，40多歲的模樣。室內原無他人，見面時就是朱泰耀、楊鵬搏、吉田東佑以及我與小野寺五人，楊做翻譯。小野寺首先裝模作樣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說各為其國，這種遭遇本在意料之中，並沒有什麼。”
接著，小野寺開始“示好”，說：“是我通過東京的關係，使你恢復了自由，希望今後彼此為和平而努力。”並問姜豪對“日華和平”有什麼意見。
姜豪說：“戰爭的結局總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贊成的，但中日戰爭是由日本的武裝侵略中國而引起的，要談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無和平誠意，日本能否放棄侵略政策?”
小野寺又問姜豪，對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有何見解?
姜豪說：“汪精衛已經叛離中國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國．日本和汪精衛談‘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誠意的表示，而卻是把談和的大門關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這句話，馬上說：“日本並不一定要同汪精衛談‘和平’，而是由於蔣介石不肯談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衛談的，假使蔣介石肯談，我們就同他談判。”
姜豪說：“主戰者主要的是軍人，日本軍人的態度如何?”
小野寺說：“日本軍人本來主張徹底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但目前海軍急於要南進，陸軍急於要北進，無論南進或北進，首先要解決中國問題，所以目前軍人中也有不少人贊同和中國談和的，這是當前談和的好機會。”
說到這裡，小野寺直截了當地提出，請姜豪“介紹國民黨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負責人”同他們見面交換意見。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財閥都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日本海軍急於南進，陸軍急於北進，因此必須解決中國問題。姜豪認為此事應從速向重慶中央彙報。同年7月，姜豪到達重慶，朱家驊表示，此事須在向蔣介石彙報之後才能決定。
當時，軍統負責對日情報。從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驊聽取姜豪彙報後，將有關情報轉告軍統，由軍統方面決策。由於德軍進攻波蘭，日本內閣改組等新情況。至當年9月5日止，軍統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朱家驊檔案中有一封戴笠的信，函雲：
騮先先生賜鑑：
頃蒙電詢。晚適因事外出，未獲聞教。殊歉。姜豪同志之事，因歐洲局勢之劇變與敵內閣之改組，情況變遷，故尚須稍隔幾日方能決定。容決定後當有奉聞也。專上，敬頌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五日
騮先，朱家驊的字。此函雖未署年。但在1939年8月30日，日本平沼騏一郎內閣倒臺，阿部信行出面組閣，任首相兼外務大臣。9月1日凌晨，希特勒指揮軍隊大舉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合戴笠函中提到“歐洲局勢之劇變與敵內閣之改組”，可知本函作於1939年9月5日。
同檔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驊函雲：
騮先先生賜鑑：
查姜豪同志來渝已久，現晚擬派其赴港，偵察敵方之企圖並汪逆之活動，未悉尊意何如？乞示。專此奉陳，敬頌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廿七日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8日逃離重慶。29日，在河內發表《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書》（《豔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第三次對華聲明。1939年5月，汪
精衛到達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9月5日，成立偽中央黨部，積極謀劃成立傀儡政權。
戴笠此時便決定派姜豪赴港，“偵察敵方企圖並汪逆之活動”，正是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此後的情況，據姜豪回憶：10月間，朱家驊稱，“奉總裁諭”，要姜到海關巷1號談話。到了那裡，才知道那是軍統局的辦事處，由戴笠親自談話，告訴姜：他正需要蒐集日本方面的情報，讓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觸。不過當前國際形勢還沒有明朗，讓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約姜豪談話，說是可以到香港去了，聽聽日本人談些什麼，但不能講中國政府有什麼意見，也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以香港為限，等等。事後，姜豪向朱家驊彙報，朱交給姜一本密電碼，要姜到港後和他保持單線聯繫。
姜豪到港後，先與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談，鈴木要求姜豪介紹中國政府負責代表談判，姜豪答以時機尚未成熟。其後，吉田到港，雙方轉到澳門會談。關於談判情況，姜豪一面通過軍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劉方雄轉報戴笠，一面則通過吳鐵城的電臺於11月14日致電朱家驊報告。電稱：
板垣已派高山來晤，藉悉敵方現決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偽中央成立後，無所作為，故仍思取巧謀和。高山所談和平辦法，據謂撤兵無問題，程序與時間，視吾實行親日反共之程度為比例。如某處已有表現，該處即可撤兵，如各處同時徹底表現，各處亦可同時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經濟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隱，同時對汪逆精衛須予面子。至於滿洲問題，則不談。
板垣，即板垣徵四郎，日本陸軍大將，在日軍中和以石原之智並稱的‘板垣之膽’。是日本昭和時代重要將領，戰略級間諜，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之一。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國這片土地，到1929年成為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對中國的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情況無不了如指掌，因而與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一起，被奉為日本陸軍中的“三大中國通”。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主持對華誘降工作。
高山，即日本經濟文化間諜吉田東祐的化名。據此電可知，日本侵略者當時的策略是，雙管齊下，既積極扶植汪精衛，又積極向重慶方面“誘和”。其條件為親日、反共、經濟合作。由於蔣介石在1938年1月拒絕陶德曼調停，日本方面曾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談判時仍然堅持此點，要求“委座退隱”。對於叛離重慶的汪精衛，則要求照顧其“面子”，意即有適當的安排。關於“滿洲”問題，吉田深知，這是談判中最棘手之處，所以迴避不談。
對吉田所提條件，姜豪逐一反駁，電稱：
職告以中國在求本身之獨立、生存，為此而戰，為此而和。目前環境益佳，無須求和，但為謀二國之真誠、永久、親善合作，覺日本如能放棄侵略，當為言和。其原則在不損傷領土、主權之完整。至於委座，系全國信仰、權威之所集，退隱根本不能談。至於汪逆，為全國人士所無法寬容，故上述見解完全錯誤。
吉田表示：姜豪所談各情，均所深悉，“但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隱改為短期休養，汪逆問題亦可設法。”
姜豪則稱：“停戰撤兵之後，個人問題，再行考慮。最重要事，在談判期間不能成立偽中央，否則即無誠意，談判無法進行。”
汪精衛成立偽中央黨部必然是為成立偽國民政府打下政治基礎，姜豪所指出的，便是他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衛成立偽府。對此，吉田答應“設法阻止”。雙方最後約定，各自請示後再行約期續談。電末，姜豪向朱家驊建議，利用談判，在漢奸集團內部製造分化與對立，並設法誘使敵人“處決”汪精衛。電稱：
“據職觀察，敵內部意見不一，至今仍思投機取巧，故今後應付方針，似宜繼續虛與委蛇，以動搖其內部，並吸收汪系以外之漢奸，使與對立。如能徹底處決汪逆，則最佳。”
此電11月16日到重慶。朱家驊於25日覆電姜豪：“盼速返渝。諸俟面談。”姜豪收到朱電後，於11月29日回電，表示遵命準備返渝，但請示4點：
（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務，未奉其命可否離港。
（二）家眷現在港，是否同返？
（三）路費無著，機票難購。
（四）何處商洽？至於高山返滬後，板垣心腹今井對此事積極推動，故須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談話。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決策階段，如吾中央確有誠意，須有要員出面，則彼可代表板垣來港晤洽，至少須職赴滬先與一晤，否則禁止高山與吾方來往，以免上吾之當。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來此催復。惟高山近又來電，謂板垣處如決裂，彼返東京另行活動等語。此事已詳告戴先生請示辦法，但至今尚未獲復。請就近與之商洽後詳示一切。
今井，即今井武夫，日本侵華期間的高級軍事間諜。1898年2月23日出生於日本長野縣。1918 年入伍。1930年任參謀本部中國課參謀。1935 年任駐華大使館助理武官，後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中國課課長、中國派遣軍第二課課長兼第四課課長、報道部部長，1941年7月調任新編步兵第一百四十一聯隊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率部入侵菲律賓。1942年9月任上海陸軍部高級部員，受命建立該部。同年11 月任大東亞省參事。1944年9月晉升為陸軍少將。1944 年10 月初任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次年8 月日本投降後代表日方與中國冷欣副參謀長在湖南芷江接洽投降事宜，9 月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日軍投降簽字儀式。1947年1月4日回國，當日被通知從陸軍退役。1月16日，今井武夫回到家鄉安居。20世紀60年代，他撰寫了自己的戰爭回憶錄《今井武夫回憶錄》、《支那事變回憶錄》、《近代的戰爭—與中國的鬥爭》、《昭和陰謀》、《對汪兆銘運動的回憶》，詳細地描述了對華侵略戰爭期間的“和平工作”情況，並附記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文獻。1982年6月12日，病死。
今井武夫
他從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到戰敗投降，一直是日軍“和平工作”的重要參與者，經常出沒於南京、上海、香港、東京等地，參與籌劃收買汪偽和對蔣介石的拉攏、誘降活動。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課長。他原擔任對汪精衛及其同夥的聯絡，但他認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還不是其目標，而是與重慶政府間實現全面和平才是最終目的”。因此，他於當年9月29日到任後，即努力開闢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絡通道。因此，他對“姜豪工作”持積極態度，準備代表板垣徵四郎到港與姜豪會晤，或命姜到上海見面。
須磨，指須磨彌吉郎（1892—1970）， 日本昭和時期的外交官，間諜頭子。秋田縣人。1919年中央大學法科畢業，入外務省。1927年任駐華公使館二等參贊。1930年任駐廣州總領事。1932年任公使館一等秘書，駐上海收集情報。1933年至1936年任南京總領事兼使館一等秘書。1937年調回本國，轉任駐美大使館參事。1939年7月駐汪偽滿洲國，同年10月任外務省情報部長。1940年任西班牙公使。1946年4月以戰犯嫌疑入獄。1952年被褫奪公職處分撤銷，1953年再度在日本政界崛起，當選為眾議院議員。
他於當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日本之政策，惟基於近衛之聲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問。”“餘目下不欲討論任何中國方面之聲明，連同汪氏之聲稱在內。”當記者問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衛為限”時，須磨回答：“日本之支持並不以某個人為限，而視其政權之主張。凡主張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廣博之支持。”姜豪電所稱須磨的“不利汪逆”的談話，當即指上述言論。在姜豪看來，這是日方不專一與汪精衛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驊收到姜豪上述電報，於當日覆電稱：奉諭：不得進行，並速返等因。特奉達。
朱家驊當時地位顯赫，所奉之“諭”，其來源可以意會，但朱家驊有意不說。
12月5日，姜豪致電朱家驊，報告新情況：板垣處加派人員會同高山定7日到港，職擬與其晤後來渝。戴先生處如何？乞與接洽後賜示一切。
在姜豪看來，日方既然加派人員到港談判，很快可到，自然應該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驊一電：
冬電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來人，為顧全擔任聯絡工作之朱、楊二人安全計，只得再與一晤。待二人料理滬上家務出走後，即絕往來。職將此情報告戴先生，待其核準結束其他事務，並待籌得路費後，即攜眷來渝。職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對逆內部意見與阻止汪逆組府，二月來尚見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當遵命辦理，但以未達最大目的為撼耳！
朱、楊，指上文提到的協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楊鵬摶。按中統紀律，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朱家驊既然命令“不得進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顯然不願匆匆結束和日本人已經開始的談判，所以除陳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種種理由外，還和盤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組府”，並且特別說明“二月來尚見成效”，意在對朱家驊有所打動。不過，朱家驊毫未動心。
當時，姜豪的任務屬於軍統和中統雙重領導。12月9日，朱家驊致電戴笠：
日前奉總裁面諭，姜豪同志所進行之工作不可再進行，並促其速返等因。適值姜同志有電至，覆電中已將總裁諭旨告之，特函奉達，敬祈察洽為幸。
原來，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進行”，出自蔣介石“面諭”，這樣，戴笠自然無話可說。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慶。
姜豪回渝後，留在中統局，奉副局長徐恩曾之命，協助全國糧食管理局指導各縣糧管行政。
後姜不願再繼續留在中統，以“興趣較少”為理由，託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吳開先向朱家驊說情，要求調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1940年3月2日，姜家驊覆電吳開先，說明組織部名額已滿，請吳勸姜留在中統，其中談到將姜豪從香港召回的原因：至姜事所以遲遲發表者，先因曾由雨農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繼因總裁深以其工作為不滿，奉諭召回，請兄轉勸屈就。
朱家驊此電將情況說得更清楚，蔣介石對姜豪在香港與日本人的談判深為“不滿”，才下令將其召回。抗戰後期，蔣介石曾向美國人聲稱，抗戰期間，他先後拒絕日本人的談判要求12次。朱家驊檔案中所藏姜豪任務檔案正是提供了其中一個實例。姜豪香港談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衛組府。當時，日方亦有其他特務系統也有人企圖利用此點誘使重慶政府坐到談判桌前來。1939年9月，日本軍部特務系統中執行‘桐工作’的蘭機關機關長和知鷹二向中方提出，如日華之間成立“全面停戰協定”，即可取消汪偽各組織，甚至可以將汪“剪除”。孔祥熙對此感到興趣，於10月6日致函蔣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談判，不料引起蔣介石大怒。10月9日，蔣覆函孔祥熙，嚴詞痛斥：“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
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應注意痛斥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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