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甯
（1926-1998），臺灣小說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生於江蘇宿遷，祖籍山東臨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肄業。一九四九年隨軍赴臺，曾任《新文藝》月刊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狼》《鐵漿》《破曉時分》《現在幾點鐘》等；長篇小說《貓》《旱魃》《畫夢記》《八二三注》《獵狐記》《華太平家傳》；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長新花長生》等。
張愛玲給朱西甯的親筆信，時間為1967年7月28日。
朱西甯（右）與胡蘭成。
朱西甯一家全家福。左起：朱天衣、劉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1949年，當年僅23歲的朱西甯棄學從軍，跟隨孫立人的軍隊踏上臺灣的土地時，他並不曾料到，他此後的一生乃至更為遙遠的命運將要寄託在這個遠離家鄉的小島上。
多年以後，臺灣導演侯孝賢拍出一部《童年往事》，朱西甯看過後，對於片中父親死後母親坐在榻榻米上幽幽回憶從前那一段尤為感懷：傢俱一定要買竹製的，這樣回家的時候可以丟棄而不會覺得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著，再窮都不可以變賣，要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費一大筆錢？這戳中了朱西甯的心，因為這也恰恰是他一直以來的做法。朱家總是處於遷徙之中，從鳳山黃埔到桃園僑愛，從板橋、內湖到景美，但朱西甯一直沒有考慮買房子，理由是總有一天要回到大陸。但這念想放了那麼久，返鄉已是奢望。後來，他在小說《現在幾點鐘》裡寫到，“家不一定都是使你習慣的地方。”
痴迷閱讀
寂寞豐富的少年往事
朱西甯的祖籍是山東臨朐，出生地卻是江蘇宿遷。這番輾轉是因為他祖父。祖父本是清朝讀書人，後來接觸基督教後舉家受洗，成為傳教士。他尤善於將聖經教義用中國本土語言講出，教化民眾，因此被當地人視為異教，被逐出臨朐。驅逐流蕩的命運並未從此終結。抗日戰爭期間，朱家參與游擊隊進行地下抗日活動，加入幫會，被逐出教會。朱西甯受家庭影響，自幼是虔誠的基督徒，進的是新式學堂。那時的朱家算是很“新式”的家庭，朱西甯的兩個哥哥和姐姐都走出鄉村，去了外地讀書，並且自由戀愛結婚。
雖信奉基督教，但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祖父常用古代孔孟學說詮釋基督教義，這在朱西甯的世界裡埋下了一顆種子。日後，他的人生態度與行為處事，甚至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種種舉動，都與這顆種子脫不了關係。
朱西甯的童年，過得寂寞又豐富。因兄姊在外讀書，常常會帶回很多五四新文學作品，這給了朱西甯最早的文學啟蒙。他最初也曾和其他少年一般，著迷於章衣萍、葉靈鳳的西式愛情小說，誤以為“小說就是寫男女之間的愛情”。直到後來看了老舍的小說，他的觀念才開始扭轉，視野因此開闊。那時他也讀了東北作家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的小說，這些深深影響了他日後的創作。剛剛譯介進來的許多西方作家如左拉、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也都使他讀之痴迷，受益匪淺。
抗戰那些年，他也隨之流亡各地，居無定所，目睹中國許多殘酷之事，但也有美好的事情發生。他很快戀愛了。在南京讀書時，他遇到了一個叫做劉玉蘭的女生，初嘗愛情滋味，卻因去往臺灣不再相見，因此鬱郁。但沒想到，這也促成了他另一段姻緣。某日，他在報上一角看到網球比賽冠軍劉玉蘭的名字，覺得或許是他南京的情人，就冒險寫了一封信，託報社轉給她，只是這個“劉玉蘭”對此表現漠然，劉玉蘭當時的女友劉慕沙便代其回信，對於文學共同的感受力最終使得朱西甯與“冒牌劉玉蘭”走到了一起。只是，作為外省軍人的朱西甯並不見容於當時的臺灣社會，劉慕沙是典型臺灣苗栗客家小鎮的女兒，其父是日據時代臺辦帝國大學的第一代學生，是小鎮頗有聲望的醫生。這樣的愛情自然不被允許，於是劉慕沙僅帶著一疊手抄樂譜和網球拍就和朱西甯私奔了。
後來，劉慕沙成為日本文學翻譯家，朱西甯也始終保持旺盛的創作力，他們生育的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在文學上有所成就，朱氏一家簡陋的眷村小屋也成為收容許多文學青年的寓所。
深受張愛玲影響
無法定義的寫作者
從1952年的短篇集《大火炬的愛》到2002年的《華太平家傳》，朱西甯共出版了20部中短篇小說集、7部長篇小說、6冊散文集，創作歷程長達半個世紀。
雖是三十幾歲成名，但朱西甯的寫作很早就開始了，初二時他寫了一個七八萬字的小說。抗戰勝利後，他在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洋化》，諷刺中國人仿效洋人的種種，算是最初的嘗試。
談到朱西甯的文學創作，不可繞過的一個人便是張愛玲。1945年，朱西甯在隸屬揚子江下游遊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學校因戰事暫告解散，學生們大部分時間是看《新聞報》《中報》《平報》等副刊，因上級領導照顧也能訂閱到上海的讀物。那時上海風行一種20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比如《萬象》和《春秋》，裡面有很多像潘柳黛、蘇青等大膽的女作家，那些初中生們往往帶著讀豔情小說的心情，夾在“正經”的書裡偷偷翻閱。便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朱西甯第一次讀到了張愛玲，且著了魔。投筆從戎前夜，朱西甯曾在日記中寫道，隔壁有年逾花甲的兩老，窗外叢竹的天井對面有一段不了情，還有那個年齡所貪戀的學問，要割捨的太多。但斬斷種種，唯獨張愛玲的一本書《傳奇》，他塞在揹包裡，輾轉東西，一直從戰火裡走過來。正是在張愛玲的影響下，朱西甯“開始戰慄如一個初臨戰場的新兵”，拿起了他的筆。
後來，《今日世界》的前身《今日美國》連載張愛玲的《秧歌》，不久增訂本《傳奇》在香港出版。朱西甯忍不住寫了封信寄去《今日美國》轉交。那時他已創作了一些小說，小有聲名，但他沒想過張愛玲會回覆。後來，文星書店轉來了張愛玲的信，信裡劈頭道，“《鐵漿》這樣富於鄉土氣氛，與大家不大知道的我們的民族性，例如像戰國時代的血性，在我看來是我與多數國人失去了的錯過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歡《新墳》。”朱西甯大受鼓舞，自此與張愛玲斷斷續續通信多年。
朱西甯的早期作品多描繪北方鄉村荒謬的世故人情，讀之常令人興起天地不仁的浩嘆，不論是《狼》《鐵漿》還是《破曉時分》《旱魃》，小說人物常有血氣之勇，書中語言也如湍急飛瀑。如用一個詞形容他那時的文字，便是“悍厲”，但在悍厲外，又有一層深深的悲憫，這或許和他的宗教信仰相關，對人性可能的勘探較之他人更添幾層婉轉迂迴。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漢學家白之寫過長篇專文研究朱西甯的《破曉時分》。這篇小說是“錯斬崔寧”的現代書寫，白之稱其為“壓低故事，抬高敘述”。文章結尾說：墮落的過程，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是如何開始的？這是所有文學作品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主題。王德威則接著白之的話說道：“這個故事最終想要追問的，是人性在時間的一個模糊焦點上，對生命的有限領悟，以及隨之而來的無限惶惑。”
之後，朱西甯又大膽突破，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接連出版了《冶金者》《現在幾點鐘》《畫夢記》等小說，進行他的現代主義書寫實驗。從《貓》到《春風不相識》，朱西甯專注於現代社會的浮光掠影，直指當下時間的焦慮，筆鋒也靈活多變，其心理寫實的功力尤為深厚。這一時期朱西甯並不曾與人分享過他的心理狀態，但很可能這是他內心活動最為劇烈的時刻。朱天文曾談及《現在幾點鐘》帶給她的驚訝：“今日重讀，我非常驚訝於它的現代感，我簡直不記得父親也有這樣敏銳逼近當代的時候！用差不多四萬字篇幅寫一個房間裡的一對男女，那種調調，年輕人的，六○年代的，無聊又揮霍，把無聊寫到讀起來津津有味的境地，父親真是離他起步之初多麼遙遠了。”
但朱西甯沒有停留，不久又投身到了新試驗中。是以臺灣文學研究者陳芳明指出：“朱西甯是一位複雜的作家。所謂複雜，指的是他文學生涯與思維模式的曲折複雜。他的產量豐富，創作壽命又特別長，任何簡單的定義都難以概括他的文學真貌。輕易把他劃歸為懷鄉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都會發生偏頗。”
為文學殉道
對外界的攻訐並不在乎
童年埋下的那顆種子，遇到胡蘭成後不可抑止地發了芽。
1974年，為寫作《張愛玲傳》，朱西甯帶全家拜訪了在臺灣講學的胡蘭成。朱西甯對胡蘭成的最初親近多少有些因張愛玲而起的愛屋及烏。但隨著慢慢接觸，他真正把胡蘭成當成了朋友。
1975年，胡蘭成因在汪精衛政府工作的往事，失去在中國文化大學的教職，被迫搬出華岡，《山河歲月》亦遭查禁。朱西甯遂邀請他住到景美家中隔壁，請他週末講授《易經》和禪宗《碧巖錄》。因接待胡蘭成之故，朱西甯得罪了幾乎所有好友，絕交者眾，最典型的是時任臺灣《聯合報》副刊主編的瘂弦，他怒斥朱西甯請他聽胡講課的邀約：“聽你個頭！西甯我們都是一起走過抗日戰爭的人，你怎麼會和漢奸在一起？”而朱西甯與張愛玲的友情也因此而被張斷交。
是的，“怎麼會和漢奸在一起？”這是所有人都想不明白的問題。朱西甯是典型近代史裡日本侵華的受害者，許多親人在戰爭中死去，對日本有著國仇家恨，但是他卻頂著罵名執意接濟胡蘭成。對此，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裡回憶“我沒問過他如何料理這國族情仇糾結，但或許，我猜，或許他長年地幫母親過目譯稿，早已晉身另一個超越眼下國界的文學共和國了吧。”
但再多猜想也無法真正還原朱西甯內心的真正所思，就像他當初投筆從戎去往臺灣的決定一樣，脫離了世俗對於“正確”的定義。對於外界的許多攻訐他並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近乎於一個烏托邦式的中國理想。
為了幫胡蘭成出版著作，朱西甯自掏腰包創辦了《三三集刊》（1977），兩年後成立了三三書坊，先後出版胡蘭成化名李磐的著書《中國文學史話》《中國禮樂》《禪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四種，以及朱天心、朱天文、鍾曉陽等三三青年的作品。至胡蘭成去世的1981年，三三集刊共出28輯止。
翻看當年《三三集刊》的書名，《客舍青青》《采薇歌》《桃花渡》《戰太平》，便知三三吟詠的是精神的“原鄉”——中國禮樂風景。它奠基於胡蘭成的理論，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張愛玲這樣一個文化象徵的位置，同時寄託了朱西甯自己的獨特信仰。有意味的是，三三成立後不久，大陸《今天》創刊，朦朧詩派崛起，反叛傳統，擁抱西方，在那樣的時代，兩岸如此截然相反的態度令人深思。
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段，因為這時以文學為志業的朱西甯亦幾乎停止了小說創作。朱天文回憶：“似乎八〇年代以後，父親與其作為小說創作者，他選擇了去做一名供養人。敦煌壁畫裡一列列擎花持寶的供養人，妙目天然。父親供養‘三三’，供養胡蘭成的講學，供養自個兒念茲在茲的福音中國化，供養他認為創作能量已經超過他了的兩個小說同業兼女兒。像《八又二分之一》裡馬斯楚安尼對一屋子囂鬧妻妾大叫‘老的到樓上去……’父親把全部空間讓出來給我們，自己到樓上去。”
不止是三三，作為文學後方的朱家餐廳始終為彼時或失意或奮進的文學青年們提供著種種“售後服務”。朱家餐廳不止無限量免費供餐，甚至有時還免費代客烹製。當年三三眾少年，有朱天文、朱天心、唐諾、馬叔禮、丁亞民、鍾曉陽、蔣曉雲等人，還有慕名而來的高中生楊照、林耀德、林俊穎等，鋪開來就是日後活躍臺灣文壇的一長串作家名單，它開啟了一個特殊的文學時代。
但是多年以後，再回頭來看三三往事，竟發覺一直默不作聲“供養”著眾人的朱西甯才是那個最執拗的理想主義者。當三三最終決定解散時，總在一旁默不發言但比誰都專注的朱西甯散會時說了聲：“你們真狠心呀。”後來竟是他獨自將這三三理想踐行了下去。1982年至1984年，朱西甯寫了“中國文明”系列雜文共計82篇，試圖將《易經》與《聖經》會通解說。他說了又說，卻總遭漠視。無怪乎夏志清嘆息：“朱西甯亦是臺灣的一個文化界奇人，在中國現代作家之中，很少有像他這樣，把基督教義及中國傳統兩者都看得這般認真。”
也許他在1974年與胡蘭成見面前半年寫作的《櫻之海》中早已預言了自己的執拗，小說主角為文學事業以身殉道，如櫻花般壯烈且愚頑地犧牲。朱西甯看似沉寂，實則像是一座活火山。他對後代文學晚輩的精神感召，對臺灣文學磁場的維繫，殊為重要。據說曾經的三三青年蘇偉貞在朱西甯過世後，每當遇到現實挫折，常會駐留朱家門前遙念。
因此，要重新認識朱西甯，不能只閱讀作為小說家的朱西甯，還須認識朱西甯在文學場域中所扮演的編輯者、論述者、供養者角色。朱西甯這位默默的耕耘者與胡蘭成、張愛玲的關係，在三三中扮演的角色，不僅牽動著臺灣文學史的發展，經由這條幽徑，更可以通往朱西甯精神深處那個玄色的宇宙。
無言的造夢者
建築小說的房子
很多時候，讀朱西甯的作品會如臺灣作家劉大任那般，感到“大寂寞”，這寂寞不僅僅從朱西甯的文字裡生髮而出，有時也不免從外界衝撞進來。
1994年，臺灣辦了一個兩岸三地研討會。有位評論家寫了一篇論文“懷鄉作家的原鄉情結”，把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作品歸為“懷鄉之作”。這時的朱西甯已然屆於古稀，一生不曾為自己的作品做過任何解釋和辯白，卻居然寫了一篇文章《豈與夏蟲語冰》回應。他在開篇寫道：“要說出一個世代詩的韻律顏色之殊，其實不很容易；兼之涉身其間，廬山面目越發模糊。若只單單拿捏凸出的獨峰，則可能失之於偏，其海拔亦未必高；顧到較廣視野裡綿延的群嶺，卻又失之於泛泛，備多力分，求全反乏個性，聲色俱欠鮮明，因也模糊了一個世代的殊性。”以此含蓄地表示，作家與作家乃至作家的作品與作品之間，不是可以輕易劃分歸類的。
他又說道：“夢魘只能是一種底色，須賴夢想才美而可以坼蕾、展瓣、怒放得個萬紫千紅。夢魘是常人鹹溺其間，發而為較低的情緒反射，要靠夢想來消極地解說和積極地創發情操。但夢想不是人人皆有，有也泰半止於似夢的自慰與虛無，其於藝術家則是行動即在詩的綻燦。而求變求新即成其為憑藉，如射擊的無倚托固可中的，且稱高明，但有倚托會更安穩自信，有可能百發百中。”這段又隱晦又直白的話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小說中無處不在的時間意識，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是《鐵漿》裡孟昭有的尖叫被火車汽笛聲淹沒的那一刻。孟昭有的死和火車到來的時間點並置在一起，像是一個關於夢魘與夢想的隱喻。他原來是藉著文字造夢呢，家天下的不得善終與他因孫立人而久久置於心中的不平之氣也由此揭開謎底。
王德威說，朱西甯最後十年傾盡全力的未竟之作《華太平家傳》不妨就可以視作是一本夢書，更何況他此前已經寫過《畫夢記》《黃粱夢》等種種寄託之作。但這也是朱西甯最後的多餘的話了。他的大半生都只是在專注地寫，不發一言地寫。他去世時，與他1949年同一條船來到臺灣的同袍們曾回憶他們昔年一起赤身穿紅短褲時，朱西甯是如何地不放過一分一秒的空閒趴伏在鋪臥上寫作的。他一生不喜歡麻煩人，即使生病也不喜歡別人服侍，但對於別人的“麻煩”卻始終不拒絕，為了處理種種雜事，他把書桌搬到了樓下客廳的一張小桌子上。但他又是始終如此專注凝神地在那個小角落裡寫啊寫，彷彿不受外界侵擾，自朱天文朱天心有記憶以來，總是看到她們的父親在簡陋的小桌子上藉著燈光奮筆疾書的身影。而他又對文字事業如此得精心負責，寫作《八二三注》曾兩度自毀其稿，《華太平家傳》曾八易其稿，就在後者寫到將要突破30萬字大關時，全遭白蟻食盡，他又是從頭來過。
關於朱西甯其人，你總是會在他身上發現種種強烈的反差，比如他的外表是如此溫文爾雅，而他的內在又是如此血氣奔湧。朱天心借用昆德拉描述卡夫卡的話說，“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為了用磚石建築另一個房子——他小說的房子”。也許，朱西甯的血性都在小說裡耗盡，在現實的人生中反而變得平心靜氣。其實他是一個“很寂寞的小男生，他是那樣調皮、愛開玩笑，那種幽默、完全沒有架子的平等，會使人忘記他的年紀，他靈魂的某一部分似乎是凍住的”。這凍住的，或許就如他自己在《鐵漿》代序的《一點心跡》中所說：“彷彿我就喜歡這一點點的永恆。”
那隻算是極短極短的一眼，又哪裡是灌進嘴巴里，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喳——一陣子黃煙裹著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裡的炸裂，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大夥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驚嚇的狂叫著。人似乎聽見孟昭有一聲尖叫，幾乎像耳鳴一樣的貼在耳膜上，許久許久不散。可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響亮的，長長的一聲。 ——《鐵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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