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
“云很低，像肮脏的棉花团，淡淡的灰色，摆出待变的形态。然后，淡灰转成昏暗于不知不觉间。大雪将降。这样的天气是很冷的。他身上那件棉袍已穿了七八年，不可能给他太多的温暖。”
这是刘以鬯先生短篇小说《除夕》的开头，小说只写了6000多字，几乎没有情节，却有多条线索：对过去的追忆，与妻子的对话，冰冷的现实。结尾时，“他”死了，只留下画，画的是一块石头，“没有题诗，未盖图章，左侧下端署着三个字：曹雪芹”。
这是哀悼曹雪芹吗？还是在哀悼自己？其实，这是一篇“非常刘以鬯”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异常优美。
如果不是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开篇，打上大大的“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知道刘以鬯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其实，有了王家卫的致敬，又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刘以鬯、真正读懂刘以鬯呢？
他写过六七千万字“文化垃圾”
1918年12月，刘以鬯出生于上海。
《苹果日报》曾这样描述他：“从小就是上海英租界里的翩翩少爷。父亲（刘灏）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批英文翻译官，哥哥则是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他小学二年级八岁时已经喜欢作文，因为中文写作好，由老师推荐跳升至五年级。……十七岁便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
上世纪30年代，刘以鬯步入文坛，抗战期间在重庆先后担任两份报纸的副刊主编，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部就是刘以鬯编发连载的。
抗战结束后，刘以鬯回上海自办出版社，将著名作家徐訏接到社中居住，并出版其作品。徐訏被称为“鬼才”，姚雪垠也曾在刘以鬯的出版社中居住。
1948年，刘以鬯到香港，准备像当年施蛰存主编《现代》那样，编一本纯文学刊物。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一边当副刊编辑，一边卖文求生。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刘以鬯才真正成名。
据香港著名小说家也斯记：“1977年3月，我编《大拇指》时去访问他，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摇摇头说：‘我只不过是个流行小说作者罢了。’”
这一年，刘以鬯的代表作《酒徒》出版已15年，漫长冷遇后，这本书终于被承认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也成了华语文学的重镇。
此前30年，刘以鬯每天要写七八部连载小说，最多同时写13部。他总共写了六七千万字流行小说，这些作品被他称为“文化垃圾”。刘以鬯曾感慨道：“售字卖文的人企图用稿子换取稿费，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背叛自己，放弃自己，甚至忘掉自己。”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1-6
他用《酒徒》哀悼自己
一边是文学理想，一边是生活的枷锁，于是有了《酒徒》。
《酒徒》可视为刘以鬯自况：
小说中的“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写武侠小说和黄色小说维生，终日借酒消愁。一度迷恋张丽丽，却被嫌贫穷，到再相遇时，张丽丽已装作不认识“我”。“我”不断搬家，第一个房东司马夫妇沉迷赌博，女儿则抽烟、喝酒、堕胎；第二个房东徐娘的丈夫常年在外跑船，寂寞的她竟爱上“我”；第三个房东雷老太因丧子而患上精神病，将“我”错认为她的儿子，一次酒醉后，“我”对雷老太发脾气，绝望的老人选择自杀。
三个故事均无清晰脉络，叙述、回忆、评论、联想等杂糅在一起，越到后面越让人糊涂。
以《酒徒》开始段落为例：
音符以步兵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谎言是白色的，因为它是谎言。内在的忧郁等于脸上的喜悦。喜悦与忧郁不像是两样东西。
——伏特加，她说。
——为什么要换那样烈性的酒？我问。
——想醉倒固体的笑，她答。
我向侍者要了两杯伏特加。（这个女人有一个长醉不醒的胃，和我一样）
眼睛开始旅行于光之图案中，哲学家的探险也无法从人体的内部找到宝藏。音符又以步兵的姿态进入耳朵：“烟入汝眼”，黑人的嗓音有着磁性的魅力。如果占士甸（通译为詹姆斯·迪恩，著名美国演员，善于演绎“垮掉的一代”的青年）还活着，他会放弃赛车而跳扭腰舞吗？
小小的一段话，竟掺杂了三种声音：“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是非理性心理活动，对话则是客观视角，而“这个女人有一个长醉不醒的胃”又是理性心理活动。
这些声音以蒙太奇的方式拼贴在一起，让人深感疑惑：刘以鬯究竟想说什么？
他超越了“新感觉派”
这种刻意不清晰的描写源自“新感觉派”，它是我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为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他们对当时现实主义的呆板、程式化深感不满，力求突破。
将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圣处女的感情》等与刘以鬯的《酒徒》对读，会发现二者气质高度接近——均直面城市生活的罪恶，均采取碎片拼接式的写作手法，均有强烈的伤感气息，均认为命运不可超越……
事实上，《酒徒》有重构文学史的野心，通过“我”与年轻编辑麦荷门对话，加入了大量文学评论，刘以鬯将穆时英、台静农、张爱玲、师陀等推为小说美学冠冕。
显然，《酒徒》接过了“新感觉派”衣钵，却又在三方面有所背叛：
首先，以往华语小说只有心理描写，《酒徒》第一次写出意识的流动性。
其次，全面、熟练地掌握了意识流技巧。
再次，找到意识流写法与中国文学的契合点，即诗意，摆脱了穆时英等人过度模仿西方小说之弊。
他的诗意来自现实与灵魂之间的落差
刘以鬯小说充满诗意，但他的诗意不来自意象罗列，不来自句式华丽，而在于叙述中的复调。
一方面，是物的视角，绝对冰冷。另一方面，则是灵性的苦闷，它高度主观，扭曲了所有可见之物。两者之间巨大落差成就了刘以鬯式的陶醉与残忍。
在《酒徒》中，一番激情之后，刘以鬯却冷冷地写道：“当她转身时，她舒了一口气，很腥，很臭，使我只想作呕。”而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却突然转入主观视角——“周围都是不顺眼的事物，像攀墙草的茎，缠着我的感受”。
这种残忍的诗意在《打错了》中有特别精彩的展示：它由两个完全相同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中，主人公陈熙急着去和女朋友约会，在公交站上被失控巴士碾成肉酱；第二个故事中，陈熙急着去和女朋友约会，恰有人打来手机，问询一番，才知对方打错了，陈熙忙去公交站，发现这里刚发生车祸，有人在此被失控的巴士碾成肉酱。
《夕阳》则是反写的欧·亨利式故事，一个女人病重，她丈夫无钱交医药费，只好打劫将路人打昏，可他带钱回家后却发现，被打昏的竟是来出诊的大夫，结果妻子在等待中去世了。
刘以鬯写过许多“故事新编”式小说，与鲁迅另解历史不同，刘试图挖掘这些故事中的潜意识，即“用有意识代替无意识，把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呈现出奇特的文学景观：在改写自崔莺莺故事的《寺内》中，老夫人竟梦见自己和张君瑞睡到一起；而改写自《西游记》的《蜘蛛精》中，唐僧面对诱惑，信念开始崩溃；至于改写自神话的《盘古与黑》中，则直接转向散文诗……
刘以鬯一生创作不入窠臼，直到晚年，作品仍展现出强烈的创造力。
他始终未被世界格式化
刘以鬯拓展了小说的可能，营造出独特的美。却像许多优秀现代派作家一样，他也被公众忽略。
一方面，刘以鬯的小说确实不好读，它没有清晰的故事线，语言跳跃性过强，让读者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
另一方面，刘以鬯的小说充满伤感与无奈，无法娱乐读者。
其实这两点恰恰是刘以鬯的长处。沉浸在城市生活中，清醒者最终会发现：所谓逻辑、意义、目的之类都是虚构，每个人按“不得不”的道路前行，结果总是丧失自我。于是，感动、爱、神圣、陶醉成了稀缺品，可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吗？难道不是我们的本能吗？
问题关键在于：城市在制造“结构性繁荣”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结构性贫困”。
在城市挤压下，人的命运从一降生便已决定——出卖内心生活，才能享受它的虚荣。于是，原本不同的个体变成了彼此雷同的、单向度的人，除了经济价值，再无其他坐标。
这样的生活，真的符合逻辑吗？这样的快乐，是不是一种毒品呢？刘以鬯的小说恰恰打破了种种幻觉，只是对于梦想早已枯萎，或未曾因梦想而被生活边缘化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其中的况味。我们以为所面对的时代是公平的，人人都有成功机会，却不知这成功的前提是你不再是你，你必须成为它的帮凶。
刘以鬯始终未被世界所格式化，可太多人却没能逃脱这个厄运。所以直到今天，面对《酒徒》时，人们依然会问：故事是什么？它究竟好在哪里？
由此知人的自我解放之路漫长，而刘以鬯先生的书不可不读。
文| 唐山
本文刊载于20180612《北京青年报》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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