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
內容提要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動盪的國內局勢，利比亞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視作進入非洲國家的跳板及向歐洲輸出恐怖主義的基地。“伊斯蘭國”組織從伊拉克和敘利亞向利比亞派出了大量骨幹分子並在當地招募成員，一度攻城掠地，建立起勢力範圍，對北非、西非乃至歐洲地區的安全造成了嚴重危害。目前，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雖然在利政府軍和美國的聯合打擊下失去了所有領土據點，但如果利比亞局勢仍然持續動盪，“伊斯蘭國”組織勢力很可能會在利比亞“東山再起”。
關鍵詞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恐怖主義；地區安全
劉雲，博士，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教授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北非變局對環地中海國際關係的影響研究”（12JJD810015）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圖片來源：Time Magazine
國內外學界對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組織已經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學界對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研究相對不足，現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該組織在利比亞興起的原因、擴張模式與特點、對利比亞國內政治及對地區安全的影響三個方面。在發展成因方面，學者大多認為，“阿拉伯之春”以來利比亞國內的無政府狀態、整個西亞北非地區的政治動盪、利比亞特殊的地理位置等，都是“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興起的主要原因；在擴張模式與特點方面，國內外學者認為，“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的擴張主要表現為依賴外籍極端分子、挑撥和利用當地部落矛盾、訓練和向外輸送恐怖分子等；在影響方面，“伊斯蘭國”組織加劇了利比亞的政治動盪和無政府狀態，增加了利比亞政治轉型的困難，對北非和歐洲的安全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在擴張因素方面，有學者認為，部落因素和資金問題制約了該組織在利比亞的進一步擴張。
當前，國際社會在打擊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方面雖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並沒有徹底消滅該組織，因此不能排除其利用利比亞政局動盪“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對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政治特徵、對地區安全的危害及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綜合考察。
一、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政治特徵
全球化理論認為，全球化與恐怖主義之間存在著因果聯繫。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雖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一定好處，但同時也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從而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對全球化的反彈或抵抗，這種反彈或抵抗可能以恐怖襲擊的極端形式對全球化進程的最前沿國家發動攻擊，以此表達對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不滿。巴伯（Benjamin Barber）將恐怖主義看作是由“綜合現代化”和“進攻性的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擴張所造成的“破碎部落文化”（disintegral tribalism）和“保守的原教旨主義”（reactionary fundamentalism）的結果。現代化和全球化將所有的國家融入到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互動網絡，威脅發展中國家的權威及其地位，引發了發展中國家民眾的“本體”不安全感，結果引起防禦性的、反全球化的動員，當代恐怖主義就是這種動員的重要表現之一。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控制領土、建立政權和政治機構，目的是以暴力方式建立以伊斯蘭教法治國的原教旨主義國家，這可以看作是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以及發展道路選擇方面對西方主導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極端反抗。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當代大多數恐怖組織的目標都是建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實現完全以伊斯蘭教法治國的“理想”，反對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便成為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諸多恐怖組織的特徵，襲擊西方國家的設施、企業、平民以及被視為西方代理人的當地政府機構便成為其“順理成章的使命”。另外，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促進了恐怖分子的流動以及恐怖襲擊事件的擴散，提高了恐怖主義的國際化程度。“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的發展不但表現為在組織結構上建立了國際性的恐怖網絡，而且其骨幹成員的組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動員都具有國際化特徵。
（一）控制與擴張領土
利比亞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之外唯一成功建立了廣泛領土控制的國家，該組織不僅對當地人口實行綜合管制，而且接管了控制區域內的各種基礎設施，領土控制成為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顯著特點。除上述三國外，“伊斯蘭國”勢力在其他國家基本上是以突襲和游擊戰開展活動的，尚無法控制人口和基礎設施。正如不承認伊拉克、敘利亞和中東其他國家一樣，“伊斯蘭國”組織也不承認利比亞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試圖在巴格達迪領導下在利比亞設立三個“伊斯蘭國”省份，即東部的巴爾克省、西部的的黎波里省以及南部的費贊省。
“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首先選中了德爾納這一伊斯蘭極端組織最為活躍的地區。2014年4月，約300名“伊斯蘭國”組織的武裝分子來到德爾納，建立了該組織在利比亞的第一個據點。同年10月5日，以德爾納為中心的利比亞東部被宣佈為“伊斯蘭國巴爾克省”。2015年下半年，利比亞政府軍與當地的“基地”組織分支“聖戰士舒拉委員會”（Shura Council of Mujahideen）紛紛對德爾納發動進攻，驅逐“伊斯蘭國”組織武裝。大多數“伊斯蘭國”組織武裝分子逃至德爾納以南法塔赫（Al-Fataih）山區。2015年11月，反“伊斯蘭國”聯盟對法塔赫山區發動進攻，共擊斃30名“伊斯蘭國”組織武裝分子。儘管遭受重創，但“伊斯蘭國”組織武裝分子並沒有被趕出法塔赫地區，反而加強了在法塔赫山區的防禦，伺機重新奪取德爾納。
利比亞中北部的蘇爾特是位於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間的沿海城市。卡扎菲政權垮臺後，薩拉菲聖戰組織“伊斯蘭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組織迅速控制了蘇爾特。2015年初，“伊斯蘭國”組織成員分批到達蘇爾特，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該城，宣佈成立“伊斯蘭國黎波里省”。此後，蘇爾特成為“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分支機構的重要據點。隨著該組織在德爾納和利比亞東部的實力逐漸下降，蘇爾特的重要性開始上升。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控制了出入蘇爾特的沿海公路，造成了蘇爾特與的黎波里、班加西之間的隔離。該組織企圖控制蘇爾特西南部的油田和石油設施，並將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到首都的黎波里。2016年5月，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軍隊開始進攻蘇爾特；自8月1日開始，美軍戰機在蘇爾特實施了多次空襲；12月5日，利比亞政府軍隊完全佔領蘇爾特，“伊斯蘭國”組織殘餘武裝逃到南部山區負隅頑抗。
（二）建立政權
同在伊拉克與敘利亞一樣，“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控制區域建立了政權機構，力圖從軍事和行政兩個方面實行領土控制，並以此為基礎嘗試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國家。
2014年4月10日，德爾納的“伊斯蘭國”組織成員宣佈成立“伊斯蘭青年舒拉委員會”（Majlis Shura Shabab al-Islam），作為巴爾克省的最高領導機構。之後，該組織在德爾納街頭進行武力示威，宣稱要為德爾納提供安全保障，並實行伊斯蘭教法。恐怖組織需要藉助意識形態和話語資源為自身行動和訴求進行話語構架，賦予其行動以“合理性”甚至“正義性”。因此，嚴格實施伊斯蘭教法成為“伊斯蘭國”組織控制模式的核心。一個月後，“伊斯蘭青年舒拉委員會”建立伊斯蘭教法委員會作為司法機構，負責在德爾納及其周邊地區實施嚴格的伊斯蘭教法，禁止飲酒和出售香菸、沒收毒品並按照伊斯蘭教法實施懲罰。“伊斯蘭青年舒拉委員會”組建教育部、宗教基金會（瓦剋夫）、伊斯蘭道德警察部隊、伊斯蘭刑事警察部隊、伊斯蘭法院、公共事務辦公室等一系列行政機構，甚至還建立了廣播電臺。
在蘇爾特，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接管當地銀行並沒收了數千萬美元；徵用逃離居民的房屋和財產，作為“戰利品”分發給該組織成員。該組織同樣在當地建立了行政與司法機構，實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對“違法者”在城市廣場進行斬首示眾；嚴格限制和監控互聯網和當地媒體；禁止男女同校的大學教育，強制各級學校教授宗教課程；強制婦女穿戴蒙面罩袍；強行關閉吸水煙的咖啡屋，並在禮拜期間關閉普通咖啡屋；消毀毒品、香菸和含酒精飲料；組織《古蘭經》知識競賽等宗教活動。接管蘇爾特十個月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頒佈“城市憲章”（Wathiqat al-Madinah），規範蘇爾特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其與該組織的關係。該組織還在蘇爾特任命當地人擔任領導職務，如蘇爾特最著名的宗教學者哈桑·卡拉米（Hassan Karami）被該組織任命為負責蘇爾特中央清真寺的事務官。
總的來看，“伊斯蘭國”組織的統治模式整體上能維持城市的運轉，使當地平民不得不接受其苛刻的規範準則。
（三）襲擊政府軍警、外國使領館和石油設施
社會運動理論認為，恐怖組織可以通過恐怖行為塑造和維持集體認同，從而加強恐怖組織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獲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反西方本質決定了其襲擊目標主要是的黎波里政府及其下屬的民兵、託布魯克政府和哈夫塔爾指揮的政府軍、外國使領館和外交官、油田和石油設施等。從行為模式來看，該組織主要採用遊擊式的突然襲擊，以及自殺式炸彈襲擊和定點炸彈襲擊。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利比亞的大多數恐怖襲擊針對民用和政府目標。2015年1月27日，該組織對的黎波里科林西亞酒店發動恐怖襲擊，2月20日在庫巴市對國家安全局和加油站發動汽車炸彈襲擊；2016年1月7日在茲利坦對政府軍事營地發動汽車炸彈襲擊。2014年至2015年間，“伊斯蘭國”組織對阿爾及利亞、伊朗、西班牙、韓國和摩洛哥等國駐利比亞使館發動了一系列炸彈襲擊。自2011年利比亞陷入動盪以來，大多數外國使館人員已經撤離利國，因此該組織的襲擊沒有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針對利比亞政府軍和軍事基地，“伊斯蘭國”組織主要採用突然襲擊和遠程炮擊等手段實施攻擊。2015年2月13日，該組織在蘇爾特以東約160公里處擊落了一架利比亞陸軍直升機；2月21日該組織向利比亞東部阿卜拉克（Al-Abraq）國際機場發射了數枚火箭彈；4月20日該組織對班加西附近的薩布里地區利比亞陸軍實施自殺式炸彈襲擊和機槍射擊；2016年1月4日，該組織使用肩扛式導彈擊落了一架利比亞陸軍戰鬥機。
“伊斯蘭國”組織企圖控制利比亞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以解決其資金問題，提升其在利比亞的軍事實力和治理能力；該組織也試圖阻止託布魯克和的黎波利政府、利比亞軍隊和各種民兵組織從石油工業中得到收入，削弱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實力。為此，該組織曾多次嘗試接管或破壞石油設施和港口，對扎爾坦（Zaltan）等大型油田、利比亞最大的石油出口碼頭西德爾港（Sidre）和大型石油城拉斯蘭諾夫（Ra's Lanuf）多次發動攻擊。2015年10月1日和2016年1月4日，“伊斯蘭國”組織武裝人員先後兩次使用汽車炸彈襲擊西德爾港，並與當地保安人員發生交火，雙方傷亡慘重。2015年10月底，該組織兩次引爆汽車炸彈對拉斯蘭諾夫發動襲擊，後被政府部隊擊退。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利比亞多地建立訓練營，對武裝分子實施恐怖活動進行訓練。這些訓練營除了訓練自願加入該組織的極端分子外，還強制當地青少年接受訓練，訓練課程包括武器射擊、汽車駕駛、炸彈製造等。蘇爾特的“伊斯蘭國”組織還對武裝分子進行模擬民用飛機和模擬戰鬥機飛行訓練，以培養他們劫持飛機的技能。
（四）骨幹成員的國際化
人員構成的國際化是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骨幹成員主要來自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周邊阿拉伯國家，這些國家之間人員流動頻繁、語言相通、歷史聯繫緊密，而且國家治理能力孱弱，無法對邊界進行有效管控，有利於恐怖分子在區域內的跨境流動。該組織成員最初主要由從敘利亞和伊拉克轉移至利比亞的300名極端分子構成。此後，不斷有來自西亞、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極端分子加入。據估計，至2016年4月，該組織武裝分子的數量在4,000到6,000人之間。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骨幹成員構成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利比亞籍極端分子，以德爾納和的黎波里的“聖戰”分子為主，他們是該組織的核心力量。第二類是來自利比亞周邊和西亞阿拉伯國家的極端分子。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也門和巴勒斯坦的激進分子因受到“伊斯蘭國”組織的蠱惑宣傳，通過海路或陸路進入利比亞，加入該組織在當地的武裝。自2015年底以來，國際社會加大了對盤踞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打擊，導致當地許多恐怖分子被迫轉移至利比亞。德爾納據點建立後，“伊斯蘭國”組織派出多名高級人員赴利比亞，以加強該組織核心力量與分支機構之間的聯繫，其中包括沙特籍武裝分子阿布·哈比布·賈扎維裡、伊拉克籍武裝分子阿布·納比爾·安巴里（Abu Nabil al-Anbari）等。第三類是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極端分子，包括曾公開效忠巴格達迪的尼日利亞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數百名武裝分子，這些人員一度在蘇爾特集中接受“伊斯蘭國”組織的訓練，在利比亞從事各種恐怖活動。此外也有來自蘇丹的極端分子加入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據估計，外籍人員佔“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總數的70%。
（五）受到當地極端組織和部落武裝的支持
有學者認為，幾乎所有社會運動都需要動員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動員能力是任何社會運動發展壯大的基本要件。 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恐怖組織慣常採用的自殺式爆炸戰術需要付出高額的人力資源成本，只有願意為自殺式襲擊做出“犧牲”的極端分子的不斷加入，恐怖組織和恐怖襲擊才能持續。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與當地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密切相關，後者可以提供豐富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儲備。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通過廣泛的動員和自身影響力，將各類極端組織聚集在自己周圍，壯大和發展自身實力。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建立與當地極端分子直接相關。2012年，利比亞當地的極端分子在敘利亞成立了一個名為“巴特爾營”（Al-Battar Battalion）的軍事單位。2014年4月，約300名“巴特爾營”的武裝分子赴德爾納建立“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的首個據點。同年11月10日，“伊斯蘭青年舒拉委員會”在德爾納集會，許多當地極端組織派代表出席會議，共同宣佈加入“伊斯蘭國”組織，並宣誓效忠巴格達迪。
利比亞“伊斯蘭教法支持者”組織對“伊斯蘭國”提供的支持力度最大。最初，班加西的“伊斯蘭國”組織實力薄弱，但隨著2015年當地極端分子的加入，該組織影響力日益增強。2015年4月，班加西“伊斯蘭教法支持者”頭目阿布·阿卜杜拉·利比（Abu Abdallah al-Libi）率領部分成員加入“伊斯蘭國”組織。利比被視為班加西的宗教權威，加入“伊斯蘭國”組織後，他擔任宗教法官，利用社交網絡發佈文章和頒佈宗教法令支持該組織。
卡扎菲政權倒臺後，“伊斯蘭教法支持者”組織曾長期管理蘇爾特的日常生活。隨著“伊斯蘭國”組織在蘇爾特的興起和壯大，許多曾支持卡扎菲的當地居民加入了該組織，視該組織為後卡扎菲利時期在利比亞擁有權力、獲得庇護的唯一途徑，這進一步擴大了“伊斯蘭國”組織在蘇爾特的勢力範圍。“伊斯蘭國”組織通過聯合福爾建（Furjan）、卡達法（Qadhafa）、阿瑪姆拉（al-Amamra）和瓦法拉（Warfalla）等當地部落和宗教權威，實現對蘇爾特的控制。
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和擴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化帶來的人員、信息、技術、觀念等因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傳播。“伊斯蘭國”組織利用跨境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發展壯大，在北非甚至歐洲地區發動恐怖襲擊，是全球化進程中人員、資源、信息跨境流動與當代恐怖主義交互影響的結果。
二、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安全威脅
社會網絡是國際恐怖主義通常採用的組織結構形式，在這種網絡內，獨立行動的單元通過少數幾個關鍵成員聯結起來，從而有效增強恐怖組織在更大的範圍內實施恐怖襲擊和人員招募的能力。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正是利用社會網絡，將埃及、突尼斯以及薩赫勒地區的恐怖組織聯結起來。在歐洲，該組織主要通過聯繫人將分佈於歐洲各國的“獨狼式”恐怖分子招募進自己的網絡。通過廣泛的國際網絡，該組織將其影響力和安全威脅擴散至利比亞之外的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歐洲國家。
（一）向歐洲輸入難民並發動恐怖襲擊
利比亞地理位置便利、政府管理失職、邊境巡邏鬆散，為人口走私網絡的建立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條件。自“阿拉伯之春”以來，每年都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難民融入利比亞，使其成為典型的無序移民樞紐。“伊斯蘭國”組織將走私移民視為其重要收入來源，有計劃、分批次地組織來自阿拉伯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非法移民向歐洲偷渡，加劇了歐洲的難民危機。“伊斯蘭國”組織由於控制了利比亞部分海岸線和海事設施，走私移民與難民對它來說輕而易舉。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很多極端分子偽裝成難民穿越地中海抵達歐洲，尤其是從土耳其和希臘進入歐洲的線路因兩國的嚴格管制而日益困難之時，該組織更加重視通過利比亞向歐洲輸送恐怖分子，這對歐洲地區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伊斯蘭國”組織曾發出威脅，如果歐洲在利比亞對其進行軍事打擊，該組織將動用數百艘船隻將50萬移民運送到海上，2015年就有情報顯示該組織將極端分子送往歐洲地區。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經常向意大利發出恐怖威脅。2015年2月12日，該組織在“推特”上發佈了一張地圖，標明瞭蘇爾特距離羅馬和西西里的距離，表示飛毛腿導彈可以打到意大利。同年8月23日，該組織再次通過“推特”發表聲明，稱利比亞是“通向歐洲的鑰匙和通往羅馬的門戶”，並通過電子期刊《達比克》（Dabiq）發佈了“伊斯蘭國”旗幟在梵蒂岡上空飄揚的照片。
近年來，歐洲國家的多起恐怖襲擊都與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有關。2016年12月德國柏林市場貨車衝撞人群事件、2017年5月英國曼徹斯特體育場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的實施者都與該組織存在密切聯繫。
（二）向突尼斯輸出恐怖主義
本·阿里政權倒臺後，突尼斯新政權尚不穩定，利比亞的“伊斯蘭國黎波里省”與突尼斯在地理上的臨近以及突尼斯國內大量極端分子的存在，都使突尼斯成為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輸出恐怖主義的優先目標。該組織將成員送往突尼斯以實現同突尼斯國內極端分子的勾連。與此同時，突尼斯極端分子也前往利比亞接受訓練，並返回突尼斯實施恐怖襲擊。2015年3月突尼斯議會大廈附近巴爾多國家博物館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6月蘇斯酒店海灘襲擊事件、11月突尼斯總統衛隊巴士炸彈事件，均是由“伊斯蘭國”組織策劃發動的。
近年來，突尼斯安全部門挫敗了數起“伊斯蘭國”組織策劃的恐怖襲擊。這些未遂襲擊的對象包括突尼斯國內的酒店和基礎設施，武裝人員襲擊時欲使用的步槍、爆炸物均來自利比亞。這表明，突尼斯極端分子和利比亞的“伊斯蘭國”組織之間保持著密切聯繫，很多被突當局拘留的嫌犯都承認在等待從利比亞薩布拉塔（Sabratha）“伊斯蘭國”組織那裡接收爆炸物。
（三）與埃及西奈半島“伊斯蘭國”組織相互勾連
近年來，利比亞與埃及的“伊斯蘭國”分支組織相互勾連，尤其是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提供的大量先進武器，成為埃及西奈半島恐怖組織發展壯大、當地安全形勢惡化的重要原因，埃及安全部隊和政府面臨比以前更加艱鉅的反恐任務。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長期向西奈半島的“伊斯蘭國”分支走私武器。2014年11月，“耶路撒冷支持者”組織（Ansar Bait al-Maqdis）對“伊斯蘭國”組織頭目巴格達迪宣誓效忠，成為該組織在西奈半島的分支，隨後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加緊了向“耶路撒冷支持者”組織走私格拉德導彈、反坦克火箭彈、斯特雷拉（Strela）防空導彈、卡拉什尼科夫步槍、奧地利斯太爾狙擊步槍、俄式重機槍等尖端武器。
塞西上臺後，埃及安全部隊在埃及與利比亞接壤的邊界地區開展安全行動，加大了對恐怖組織的打擊力度，試圖切斷利比亞與埃及恐怖組織的聯繫。2015年底至2016年初，埃及安全部隊拘留了300多名與“伊斯蘭國”組織存在聯繫的人員，這些人通過互聯網被招募，計劃赴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加入“伊斯蘭國”組織。在埃及塞西政府與哈利法·哈夫塔爾將軍領導的利比亞國民軍的合作下，兩國在反恐行動中共享情報、加緊邊境巡邏，有效地打擊了恐怖分子在邊界地區的活動，降低了武器走私的規模與頻率。
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不但鼓舞了埃及恐怖組織的囂張氣焰，而且藉助武器走私加強了“伊斯蘭國”埃及分支的整體實力。自2016年底以來，埃及“伊斯蘭國”組織多次發動針對該國科普特基督徒的襲擊，造成重大傷亡。2017年初，埃及軍隊在埃利邊界地區一個地下倉庫發現了足夠生產1,000噸炸藥的材料。在邊界另一邊，利比亞部隊也發現了一個藏有70袋重量近半噸炸藥的地下倉庫。
（四）增強尼日利亞“博科聖地”的實力
薩赫勒地區的馬裡、尼日利亞也是“伊斯蘭國”覬覦的國家。為了把勢力範圍擴大到西非，“伊斯蘭國”組織將“博科聖地”作為拉攏對象。2015年3月7日，“博科聖地”頭目阿布巴卡爾·謝考（Abubakar Shekau）宣佈效忠巴格達迪，呼籲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各類極端組織加入“伊斯蘭國”組織。幾天後，“伊斯蘭國”組織發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納尼（Mohammad al-Adnani）宣佈接受“博科聖地”作為“伊斯蘭國西非省”。巴格達迪表態支持“博科聖地”，號召非洲“聖戰士”就地加入“博科聖地”。同年10月，謝考發佈視頻稱“博科聖地”控制區域是“伊斯蘭國”領土的一部分。“博科聖地”開始引入“伊斯蘭國”旗幟、“國歌”等意識形態元素。此後，數百名“博科聖地”成員前往利比亞，在米蘇拉塔、蘇爾特等地的“伊斯蘭國”訓練營接受訓練，其中部分返回尼日利亞，大多數則留在利比亞與“伊斯蘭國”組織一同與利比亞政府軍作戰。美國駐非洲特種部隊指揮官唐納德·波爾杜克將軍認為，“博科聖地”和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分享戰略戰術和指揮程序，從伏擊方式到設置簡易爆炸裝置，再到對酒店發動襲擊，兩個恐怖組織的行動模式越來越具有相似性。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還向“博科聖地”提供武器和醫療援助。
2015年上半年，“博科聖地”在多國部隊的圍剿和尼日利亞政府的打擊下控制區域迅速縮水，活動範圍被擠壓至尼日利亞偏遠的叢林地區。但“伊斯蘭國”組織的援助補充了“博科聖地”的武裝人員和武器，尤其是對其骨幹成員的訓練，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博科聖地”發動大規模襲擊的能力。隨著兩個恐怖組織在意識形態、暴恐戰術、資金和人員方面交流的增多，薩赫勒地區近年來的恐襲風險進一步升高。
（五）向周邊地區各類非政府武裝走私武器
社會運動理論認為，恐怖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需要物質資源以實現其戰略目標。對恐怖組織而言，其物質資源主要是指恐怖分子為達到其目標而使用的各種武器、交通工具、硬件設施和資金等。卡扎菲政權被推翻後流失的大量武器，為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獲取各類武器資源提供了便利條件，通過走私武器獲得資金來源，進一步加強了該組織的行動能力與整體實力。據估計，後卡扎菲時期利比亞軍火貿易的市值在1,500萬到3,000萬美元之間。從事武器走私的主要是犯罪團伙、民兵和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恐怖組織。相當數量的武器流入北非、西非和西亞國家的反政府武裝和恐怖組織手中，導致近年來西亞、北非和薩赫勒地區的安全形勢不斷惡化。例如2012年馬裡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利比亞武器走私造成馬裡國內各勢力爭鬥加劇的結果。
“伊斯蘭國”組織利用利比亞動盪時期的無政府狀態及其與埃及、突尼斯、蘇丹、尼日爾、阿爾及利亞和乍得的開放邊界，成為北非、西非和中東最主要的武器走私團體，且走私對象主要是“博科聖地”、“耶路撒冷支持者”等地區極端組織。該組織還將歐洲的武器走私到利比亞後轉賣給西亞與非洲地區的各類極端組織，從中獲取資金。該組織曾多次使用在利比亞盜竊的文物與意大利南部的黑幫組織交換火箭炮等武器。
三、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在國際反恐力量的打擊下，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整體實力大幅下降，但利比亞動盪的安全環境和政治局勢，使得“伊斯蘭國”組織仍存在“捲土重來”的可能，並威脅利比亞國內和地區安全。
（一）蘇爾特戰役並未徹底消滅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
蘇爾特戰役後，“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境內的控制範圍大幅縮水，但該組織並未被完全消滅。被趕出蘇爾特的“伊斯蘭國”組織殘餘勢力轉移至利比亞南部山區和農村地區，尤其是在距離突尼斯邊界僅60英里的薩布拉塔地區仍然存在該組織的武裝力量。恐怖主義分析家羅伯特·沛爾頓（Robert Pelton）認為，當前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大部分戰鬥力來自突尼斯，而薩布拉塔是該組織不斷增長的新據點。
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伊斯蘭國”組織時常發動攻擊。由於在摩蘇爾和拉卡的節節失利，“伊斯蘭國”組織呼籲武裝人員轉戰利比亞，使得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的戰鬥力一度有所增強。2016年12月，“伊斯蘭國”頭目謝赫·穆哈吉爾表示，該組織武裝人員隱蔽地分散在利比亞境內，穿梭於東西沙漠之間，他們將使敵人“嚐到苦頭”。2017年7月，米蘇拉塔軍事情報機構發現，有60～80名“伊斯蘭國”組織殘餘武裝分子在蘇爾特以西170公里附近的吉爾扎（Girza）一帶活動，另有約100人的小組在距離蘇爾特東南約300公里的扎拉（Zalla）和馬布魯克油田周圍出沒，同時還有一股力量在阿爾及利亞邊界附近活動。根據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2017年9月底發佈的視頻顯示，該組織在利比亞南部山區和河谷地帶建立了訓練營。恐怖組織盤踞的地區多為山區丘陵地帶，加之其採取化整為零的遊擊方式行動，利比亞政府軍難以採取有效行動將其徹底消滅。目前，外界仍不清楚“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殘餘武裝分子的精確數據。但據美國國務院發佈的《2016年恐怖主義國家報告》估計，約有4,300名“伊斯蘭國”武裝人員潛逃至利比亞西部和南部沙漠、該國境外或鄰近的城市。2017年下半年以來，該組織通過製造小規模恐襲來顯示其存在，但潰逃至利南部沙漠地區的“伊斯蘭國”殘餘勢力尚缺乏反攻主要城市的實力。
隨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組織實體被剿滅，該組織殘餘勢力極有可能轉戰局勢仍然動盪的利比亞。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國”組織會在利比亞南部進行整合與重組，並可能通過游擊戰破壞西方利益和利比亞國內的石油設施。
（二）“伊斯蘭國”組織再次實現領土控制的可能性很低
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進行大範圍領土擴張的可能性有限，尤其是該組織尚無法找到替代蘇爾特設立總部的地區。轉移至利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國”組織，不得不與事實上控制利比亞西南邊界地區數十年的其它極端組織爭奪地盤，同時還面臨法國和美國部署於尼日爾等國的反恐部隊的軍事壓力。儘管如此，“伊斯蘭國”仍在積極利用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Sabha）附近部落的衝突以及當地的走私網絡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利比亞境內，再次控制大片領土對“伊斯蘭國”組織而言可能性較低。2017年7月，哈夫塔爾宣佈從“伊斯蘭國”組織手中全面解放班加西后，該組織開始嘗試在西部城市薩布拉塔及其周邊地區重建訓練營。但是美國主導的空襲行動以及利比亞民眾反對“伊斯蘭國”的立場，導致其很難在薩布拉塔重新立足。而此前該組織在艾季達比耶和米蘇拉塔以西的巴尼瓦利德（Bani Walid）都試圖重組力量，但當地社會的部落結構以及這些部落反伊斯蘭主義的傳統，使得“伊斯蘭國”組織尚不具備擴大領土的社會基礎。
此外，資金短缺問題也是“伊斯蘭國”組織在利比亞難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5月以來，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逐漸停止擴張，至6月該組織已經出現資金危機。雖然其組織頭目宣佈利比亞存在“不會乾枯的資源”，但由於缺乏與世界石油市場的合法聯繫，“伊斯蘭國”組織從未真正從利比亞的石油資源中獲利。資金問題限制了該組織在利比亞進行領土擴張的能力。
（三）“伊斯蘭國”組織重建的其他可能性
面對不利的環境，“伊斯蘭國”組織正在採取分散和重塑戰略，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利比亞南部化整為零、分散潛伏。許多極端分子在“伊斯蘭國”被打散之後，仍會各自為政、以自己的方式發動所謂的“聖戰”，或加入其它恐怖組織。
西亞和非洲地區的“伊斯蘭國”組織及其分支在遭受重創後陷入危機，導致該組織面臨再次重組的可能，其分支組織或將因此消失。然而，該組織在利比亞的“行省”可以在休眠狀態下生存下來。由於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武裝人員中很多都有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戰鬥的經驗，這些武裝人員架起了利比亞同西亞地區極端組織領導人之間的橋樑，使得利比亞“伊斯蘭國”組織更容易獲得外部資金支持。同時，“伊斯蘭國”組織領導層在被逐出伊拉克和敘利亞之後，存在前往利比亞發展組織的可能性，並加強利比亞作為極端分子“遷徙”目的地的吸引力。哈夫塔爾及其支持者對利比亞國內伊斯蘭政治力量的壓制可能會使更多年輕人轉向伊斯蘭激進組織和極端組織的陣營。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一旦破裂或無法實現統一，“伊斯蘭國”組織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會大幅增加。
（四）利比亞政治重建與經濟重建是瓦解極端組織的根本所在
利比亞問題久拖不決的根源在於持續的政局動盪、政府軟弱、安全措施不力、經濟停滯、法治建設滯後、民兵武裝橫行，以及國際社會對利比亞合法政府的支持不力。這些根源性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即使打敗“伊斯蘭國”組織實體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該國恐怖主義的泛濫。
當前，位於首都的黎波里、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及其武裝支持力量控制著的黎波里、米蘇拉塔、蘇爾特等利比亞西部地區主要城市；位於託布魯克的國民代表大會與班加西世俗勢力代表哈夫塔爾領導的“國民軍”聯盟，控制著東部和中部地區、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之下，2017年5月初，民族團結政府總理法耶茲·薩拉傑（Fayez al-Sarraj）和哈夫塔爾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舉行會談。然而，隨後雙方部隊對峙升級破壞了和解努力。7月下旬，薩拉傑和哈夫塔爾在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安排下在巴黎舉行會談，雙方簽署了《聯合十點計劃》，同意停止衝突，許諾只在對付恐怖分子和保衛利比亞邊界時才使用武力，並答應儘快舉行全國選舉。9月，衝突各方在聯合國特使加桑·薩拉姆的監督下在突尼斯舉行會談並提出解決利比亞問題的“三步走”行動計劃，即修訂《利比亞政治協議》有爭議條款、召開全國大會並進行憲法公投、2018年9月選舉產生總統和議會。
利比亞政治對話的困境在於各方之間缺乏政治互信；而安全局勢脆弱，武裝衝突時常升級，武器擴散嚴重，進一步加重了國內安全壓力。重建國家秩序有賴於各政治派別間的妥協與合作。如果利比亞和平進程無法取得重大進展，強有力的全國性政府及其武裝力量無法建立，那麼任何純軍事性質的國際反恐努力都註定要失敗。各派民兵繼續混戰造成的政治權力真空，或為“伊斯蘭國”組織的再次興起提供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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