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如椽大笔、黑底白字的“生活万岁”，下面是工工整整、血红血红的“Hello life”，伴随着并不轻快的钢琴点，电影拉开架势。镜头慢慢移动，一幕幕的人物故事，晴天雨天，黑夜白天，嬉笑怒骂，力透纸背的只有一个字：难（nán）。
这难，是镜头下的这些人们，在奋力泅渡生活的河。单身妈妈，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儿开出租，夜深了，孩子只能睡在车里；爆炸头、亮片衬衫的中年男人，骑着破车在街头卖唱和推销炒螺，供养大了女儿却被她瞧不起；在拉萨踩了十多年人力车，却舍不得花钱上布达拉宫看一次的老大爷；每天扮成小丑去病房逗小病患开心的医护人员，实际上自己和家人都罹患癌症，“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明天”……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生活的难在这14组“主角”身上烙下印记，也在我们心上扎下温柔一刀。
他们勉强算是电影的主角，却不曾是生活中有闪亮光环的主角。导演甚至没有给出他们的个人信息，名字、年龄、住址，只散落在漫不经心的人物对话中。是啊，这些人是“无名之辈”，抛开学历、职业、籍贯，他们原原本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分明是挣扎在生活里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师、学生、情人、老伴。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多多少少照见了自己。
但生活的难之下，更让人感动的是脸上的笑，是他们认真地、执着地、小心翼翼地前行。如果说近日大火的电影《无名之辈》是笑中带泪，那《生活万岁》则是泪中带笑。他们互相温暖、互为光明，也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蜘蛛人”带着儿子体验工作环境，细数上海的高楼都被自己擦亮过；相依为命半辈子的盲人卖唱夫妻攒了很久的钱，换了一架更好的电子琴，中秋节晚上摸索着碰杯庆祝；没法照顾病父的护林员，孤独地轻轻拈起误入的蝴蝶放生；安顿好家中的病父，来到故宫做讲解员，尽情舒展脑中知识和四肢……他们会皱眉，会流泪，也会买醉，不过我们仍然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他们走走停停定定，喘着粗气，咬紧牙关，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
电影终了，几乎没有人提前离场，伴随着轻微的啜泣、叹息和交谈，在灯光亮起的同时响起掌声。我留心看了一下，目前电影排片不算多，晚场差不多坐满，但也只是影院最小的一个厅。当我问起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怎么看时，他似乎并不焦虑，说：“（排片）会多起来的，口碑非常好。”
像《无名之辈》这样的故事片能在好莱坞大片潮中“逆袭”，是观众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好故事、好表演买单。而像《生活万岁》这样的纪录电影，以普通人为拍摄对象，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也同样在激起市场的共鸣。
近年来，市场容量的增加、分众市场的形成，为纪录电影走进院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关注西藏登山学校年轻向导的《喜马拉雅天梯》获得千万票房；《我在故宫修文物》3集纪录片走红网络后，电影版也有600余万票房；聚焦“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二十二》票房超1.7亿，且获得3万多人众筹。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除了《生活万岁》外，《一百年很长吗》《四个春天》等备受关注的纪录电影也将陆续上映。
2017年，中国共有44部纪录电影产出，同比增长37.5%。据《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7)》，纪录电影票房1.98亿元，真人秀纪实电影降温，“纯”纪录电影票房持续走高。这些数字不仅仅是商业指标，更意味着纪录电影这种类型，依托好的故事、好的故事讲述方式，受到了更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纪录片市场正在形成更好的传播生态、纪录片和观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更多。
没有什么故事，能高过生活本身。一支破桨，三两个人，过着六十分以下的生活，却用尽一百分的气力，渡千百种困苦艰难，也要喊上一声“生活万岁”。纪录电影，本身可能并不“精致”，也不“鲜艳”，但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了置身大时代的小人物，记录他们身上的忧与爱、苦难和幸福、隐忍或嘶吼，真真切切，冷暖可知。我想，这就是包括《生活万岁》在内的纪录电影，能受到喜爱的很大一个原因吧；而这也是更多文艺作品，能赢得口碑、赢得市场乃至赢得艺术的关键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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