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顾文俊
遭遇“黄马甲运动”困扰的法国社会历经八周仍在动荡。据保守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数十万人身穿黄马甲上街抗议。本周，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政府将修改相关法律，加大对暴力分子的打击。而“黄马甲运动”提出的政治诉求也非常明确：1、反对法国执政者；2、反对现行政策；3、反对政治体制本身。
对此，曾旅居法国2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郑若麟先生认为，“黄马甲运动”很可能是一场引导法国甚至欧盟走向另外一个历史方向的革命性运动。拨开众声喧哗的云雾，这场运动究竟是何本质？法国人是不是抗压性太差而革命意识太强？又是什么使得西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被削弱？“黄马甲运动”堪比法国大革命？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文汇报前驻巴黎高级记者 郑若麟
堪比法国大革命？
顾问：您撰文说，这场运动是法国历史上民众抗议链上的新的一环，可以拿它和1789年砍掉路易十六脑袋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请原谅我的鲁莽，这个比较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
郑若麟：我确实由此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起义、1968年的5月风暴，但是，这场运动会不会走到那么远，现在做任何预测都会冒很大风险。这场运动还在发展和变化中，参与者的政治主张也很多元和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首次对执政机构提出质疑，认为政府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质疑一旦提出来，就会汹涌澎湃地发展下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又是当年殖民地的宗主国，积累了大量财富，没有提出对体制的疑问，但在全球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受到的冲击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很多人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工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起历史性事件。
顾问：抗议者和起义者往往都是利益的受损者，这没有什么奇怪，但在这次运动中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没有明确的领袖，再就是参与者大多是极右和极左的支持者，为什么极左和极右会在此刻那么顺利地联手？
郑若麟：原因在于两大焦点，一是金融，二是全球化。法国有位作家写过一本畅销书，他通过对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的调查，认为法国今天背负的沉重的金融债务的根源就是这条法律使得中央银行私有化。但是，法国经济界、学术界、主流媒体均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在这次运动中，有人在《今日俄罗斯》的镜头中提到这本书，一位“黄马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金融权力的统治之下”，这个视频在You tube上的点击量达到百万。还有一点是全球化，他们的中下阶层以为是我们的廉价、优质产品和服务对他们形成冲击，当然，真正的问题出在统治阶级采取了劫贫济富的政策。极左和极右这两种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之所以会在“黄马甲运动”中联手，就因为在金融和全球化这两大焦点上的观念一致。
削弱政府合法性？
顾问：参加运动的法国民众失去了对政府、总统和左右翼各类传统政党的信任，因此提出了“R IC”（人民发起的全民公决）的口号。其实，也有不少观察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什么使得西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开始被削弱？
郑若麟：举例而言，法国国民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废除死刑的法律，但当时的所有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法国人支持死刑，这就形成悖论，民众选出来的议员却投票通过了一条老百姓反对的法律。这个悖论今天依然存在，例如，2005年，法国在全民公决是否要批准《欧盟宪法草案》时，高达55%的人投了反对票，然而，两年之后，《里斯本条约》（《欧盟宪法草案》的翻版）却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太多的事实证明，法国的议会并没有代表选民的利益，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根本性的质疑。
顾问：我倒是也想从法国自身的文化角度提一个问题，因为，有个别愤怒的民众居然模拟让马克龙上断头台的场景，这应该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但法国人是不是抗压性太差、而革命意识又太强？
郑若麟：法国人确实有冲动和浪漫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思辨能力同样也很强。当他们在信息源头上被控制，要使他们被蒙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中国问题上，由于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蓄意的抹黑，使得普通法国人无法得到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这个时候，想要鼓捣他们反华非常容易，但是，就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想要控制它的信息源头就非常困难。
注定走向失败？
顾问：未来几周内，“黄马甲运动”会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卷土重来，而政权、媒体、财团这三大统治法国的权力不会在这场运动面前出现松动，“黄马甲运动”注定要走向失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预判？
郑若麟：到目前为止，西方统治集团的权力还是非常之大，只有当“黄马甲运动”形成一个政党，才有可能与其对抗。意大利的极右翼势力很强，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具极右色彩，但法国向来偏左，不太可能通过一场运动把马克龙赶下台，如果他们能够迫使现政府改组或议会提前选举，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功。法国政府准备将“暴力”的帽子套到“黄马甲”头上，而后必然对其镇压，令其失败，但要根绝也并无可能。
顾问：您最后的结论是，经过“黄马甲运动”洗礼的法国和西方，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衰退……为什么“黄马甲运动”无法倒推他们进行宪政制度改革从而走出漩涡和泥潭？
郑若麟：西方内部之所以出现“黄马甲”，就是因为全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对立、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立。这三组尖锐的社会对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除非对外发动战争，才有可能让利益趋于一致，但是，在核时代要发动一场战争谈何容易！欧洲更不可能。矛盾在上升，而解决矛盾的能力却缺乏，他们的内斗只会越来越厉害，社会越来越混乱。在法国，每250人就配备一名警察，之所以需要这么多警察，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稳定靠的是镇压，《悲惨世界》中，有人偷了一个面包，就会有警察盯上他。二战过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富裕使其忘记了过去矛盾的尖锐和社会的紧张，而今天，这一幕正在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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