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谁能想到，上个月还被骂古代版“娘道”的电视剧《知否》，这个月就因为剧中的“快乐源泉”大娘子狂圈粉。跟延禧攻略里的高贵妃走红套路一样，大娘子也是一个暴躁蠢萌的存在。她圈粉的地方在于，虽然是手握内务大权的盛家大夫人，却头脑简单无城府，宅斗全凭嘴炮，日常就是怼天怼地撕小妾。
作为北宋封建社会的名门媳妇，丈夫不爱婆婆不疼，还敢如此肆无忌惮，的确是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不用为她担心，大娘子之所以这么硬气，其实是受法律保障的。
1.
中国古代的婚嫁从奴隶社会起，就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准确地说是“一妻多妾”制，宋朝更是不例外。一名男子可以同时和几个女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妻子、妾和婢女），但只能有一位法定的妻子，如是已经娶妻的男子，想再娶一位妻子，则会受到刑罚处罚。所以苏轼和欧阳修两位老师，都是在发妻得病去世后，才二婚续了弦。
《知否》里的大娘子撒娇耍泼硬核的根本，其实就是因为她是唯一且合法拥有绝对地位的妻子，正房，经过三书六礼正娶进门的，位列家中等级制的女性之首。
在宋朝，正妻的地位远远高于妾的地位，妾可以说等同于奴婢、丫鬟一级，纳妾不但不用明媒正娶，主人还可以将其自由买卖，她们存在的主要作用最初也就是用于生孩子和服侍正妻。甚至连妾生的孩子地位都比她们本人高，因为妾生下的孩子理论上的母亲就变成了“正妻”，且可以参与继承家产的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女人，格外在意自己能不能“争气”生儿子的原因。
妾不但在家族中地位低，甚至没什么“人权”。《宋刑统》中规定，妻子殴伤妾室、婢女，罪行比殴伤常人减二等。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妻子想要惩罚妾、婢，即便作为丈夫也无法干预。比如南宋的宰相周必大，就有一位十分暴脾气的妻子，据说这位妻子不满周必大宠爱小妾，就找了个机会命人将她拴在庭院中受惩罚，堂堂一朝宰周必大，知道后也只敢偷偷端碗水给小妾喝，还因此受到妻子的嘲笑，不得不挽尊自嘲一句“独不见建义井者乎？”意思是就当我做公益事业管闲事的吧。可见宋朝妾的地位有多低微。
这个等级差异在其他朝代也一样存在，美少女潘金莲之所以跟矮肥矬武大郎结婚，就是因为她做使女的大户家正房太太不满意，不要一分钱，就把她草率嫁给了卖烧饼的武大。《金瓶梅》的版本更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再次被正妻吴月娘给卖了。所以说，我们大娘子真的已经很善良了，否则万人嫌的林小娘怎么还能如此体面地活在盛家，甚至参与宅斗。
2.
《知否》前两天的剧情大快人心，赵丽颖的族姐淑兰终于跟渣丈夫和离了。这个“和离”，有些同学听起来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其实这就是古代法律上的协议离婚。在宋代，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少见。
硬核女孩李清照就是主动跟第二任丈夫张汝州离婚的，离婚时还打过一场官司。因为据说李清照因为打这个官司还曾经“居囹圄者九日”（坐了九日牢房），于是有后人误解她是因为跟丈夫离婚而坐了牢，甚至得出自古只有男子休妻，女子绝对不能休夫的结论，其实不然。李清照跟张汝州打的并不是离婚官司，而是揭发了丈夫通过履历作假当官的罪行，违背了当时“亲亲得相首匿”（亲人犯了罪，礼法允许替其隐匿罪行）的礼法，于是被象征性关了几天。
宋人笔记也记载了不少当时的离婚案例，比如：
庞元英《谈薮》记载：“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说的是，厉氏原来嫁与曹秀才，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所以离了婚，改嫁给一位曹姓侍郎。）
李廌《师友谈记》记载：“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章元弼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对苏东坡的作品爱不释手，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本来章元弼就长得丑，已经让妻子陈氏很不满意，现在陈氏更受不了了，便提出了离婚。）
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赞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窭之甚。妻弃去适他人。”（说的是妻子嫌弃丈夫落魄、贫穷而主动离婚。）
清人陆蓥《问花楼词话》记载：“王彦龄，元祐副枢之弟，官太原……后以醉骂妇翁，与妇离婚。”（王彦龄是北宋元祐朝枢密副使的弟弟，本人也是一名官员，却因为有一次喝醉了叫骂岳父，结果妻子跟他离了婚。）
宋朝的法律甚至明文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比如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或是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都有权利提出离婚。《庆元条法事类》中记载“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即妻子若是被夫家亲属性侵，也有权利提出离婚。
既然可以离婚，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财产怎么分的问题。毕竟，这两天最劲爆的新闻是亚马逊CEO和妻子离婚，据说妻子因此可以分走高达690亿的财产！
宋代的女性离婚虽然不能拿走夫家一半的财产，可也不会随随便便被“扫地出门”。要知道，当时的女性是有财产继承权的。一个宋朝的家庭分家，按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家中的女儿可以继承的财产是儿子的一半。《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这部分财产，算作以办嫁妆名义分给女儿的财产，通常叫作“奁产”。富贵人家的奁产是非常惊人的，如理宗朝时，一位姓郑的太师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
分得“奁产”的女性对其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就算日后嫁与人妇，而是否要将“奁产”奉献给夫家，这个意愿也全凭女方掌握，倘若之后夫妻离婚，奁产作为女方的婚前财产是可以全部带走的。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奁产，甚至会被当时的风俗所鄙视。而且如果婚姻期间，丈夫以妻子名义购置了家产，离婚后也会归女方所有。
很可惜，宋朝以后，女子就失去这项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了。
宋墓“开芳宴”壁画中的宋代夫妻
3.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丝毫没有战斗力的宋军很快缴械投降，亡国的皇室男人们成为俘虏，女性则沦为官妓、奴婢，甚至蹂躏致死。靖康之难被视为历代亡国耻辱的巅峰，从北宋理学家程颐那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开始，南宋以后的社会，逐渐开始严格到变态地审视女子守节的问题。后来的人们认为，中国女性地位的急转直下，或许就是从这时开端的。
然而尽管有如此严苛的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也抵不过人性对于自由的崇尚，至少在两宋时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并不只是针对女性，也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彻底贯彻。连说出这句话的程颐本人，在女子改嫁问题上，也是持包容态度的。程颐有一个侄女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还有另一位理学大家朱熹，甚至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事实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比比皆是。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通过对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所记事例的统计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女子改嫁，在宋朝并不是受人鄙视的行为，更不会被认为是“失节”，甚至对于守寡的女性，在大城市的风俗也多是“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范仲淹老师还特意立了个规定，他在《义庄规矩》写道：“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明目张胆地对再嫁女性给予优于男性的补贴。
即使是皇室，对改嫁的女性也并无歧视。四川女孩刘娥，原本是父母双亡的孤儿，长大后成了歌女，后来嫁给蜀地一个叫龚美的银匠。龚美后来带她前往汴梁谋生，因生计艰难，打算将刘娥卖掉改嫁他人。这场改嫁彻底改变了刘娥的命运，她嫁给了襄王赵恒，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几年后，宋太宗驾崩，赵恒继承大统，是为宋真宗，又过10年，赵恒原配郭皇后逝世，刘娥被册封为皇后。
当然了，这些或奢侈或奇葩的婚嫁习俗、财产分割、妻妾嫡庶之争，说到底不过是豪门世家的权力、财富争夺游戏，灰姑娘的逆袭也往往只是少数。
对于普通宋朝百姓来说，婚恋嫁娶不过是为了基本生存繁衍，男子纳不起小妾，而底层的女子，在等级分明的大宋社会，要么像潘金莲，被如同牲口一样交易买卖，要么嫁给农夫、佃户、渔民、佣工……结婚生子、朝不保夕、生生世世。
参考：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閱讀更多 談資有營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