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1948年生，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城市歷史地理、中國先秦歷史地理、地理學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我們今天講演的題目，與上古城市有關。上古城市涉及城市發展最古老的階段，我們所思考的是，在文明初興時期，城市這類聚落的空間景觀特質。可以說，這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個側面。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我們這個考察，與文獻考古的基礎事實考證不太一樣，我們所關注的，是在歷史事實基礎上所提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統攝，或者說，是從歷史地理學角度進行學術敘事。我們對上古城市的研究，可以通過歷史地理學的問題意識而獲得新的認知。
城市的起源：從聚落到城市
要討論上古城市的起源，就要涉及城市的本質，或者說要辨析一下，上古城市與一般原始聚落的本質區別何在。
學界曾提出過關於早期城市的不同定義，其出發角度包括諸如城市的規模（兩千人以上）、形態（是否有城牆）、商業性等。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出發對城市的多種定義，指示出城市的不同功能和麵向，比如“都邑”的表述強調政治性，“城市”的表述則更強調經濟性。又比如古埃及的城市符號就是以圓圈代表防禦、十字代表市場。
我個人認為，上古城市的變遷過程比較複雜，因此用單純教條式地簡單定義它，是不適合的。
澳大利亞裔的英國學者柴爾德曾經提出過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柴爾德從考古學材料演繹出了早期城市的十個標準，具體是：大型的居住區、人口構成和功能與任何村莊存在區別、剩餘財富的集中化、巨大的公共建築、從事非體力勞動的統治階級、文字、曆法與數學、專職從事藝術創作的藝術家、對外貿易、以居住區而非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政治組織。柴爾德提出，上述諸項的目標合力就是走向文明，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上述各項內容如何統合為一個整體機制。這就需要識別出引領性要素。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提出，研究城市起源，在考察經濟線索之外，還要關注“權力”或稱“威權”在這個過程中的引領性作用。今天的學者，通過對考古學聚落建築遺蹟的觀察，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考察其中的某些權力表達。
那麼，當權力成為主導要素時，它會對上古城市的發展有哪些影響呢？我們在陝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的模型中能夠看到，它是一個由居中的方形大房屋以及環繞它的若干小型圓形房屋組成的聚落單元。我們判斷，那個居中的方形房屋，它的形狀與規模是古人刻意所為，象徵著上古時代最初的權力，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權力景觀顯現的基本聚落單元。在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則四五個半坡式單元複合成了大型聚落，除了每個單元中照例有一個方形房屋存在之外，聚落中還凸顯出一個更大的方形房屋，它應代表著更高的權力。從半坡遺址的一個單元，發展到姜寨遺址的若干單元，這反映出原始聚落的社會層級增長。同時，這個變化也體現出了權力層級的增長。
那麼，這種聚落形態的下一步發展，會是什麼樣的？我們推斷，它的下一步應該是聚落群體的出現。而在這樣的聚落群中，會有一箇中心聚落，代表著這個群體的最高權力。內蒙古涼城岱海地區的石城遺址群，很可能就是這個發展階段的聚落群。類似的還有浙江的良渚遺址、湖北的石家河遺址、湖南的城頭山遺址、陝西的石峁遺址、山西的陶寺遺址等。我們設想，在權力的作用下，古代的中心聚落中很可能彙集著更多的財富與各色人員（諸如巫師、武士、工匠等），為了保護這些財富和人員，這個中心聚落的建築也會格外堅固、高大，其保衛設施也會格外嚴密。總之，這類中心聚落與一般聚落的差距越來越大，並從此成為城市的雛形。這就是在空間景觀形態上，我們所看到的城市起源。
湖南的城頭山遺址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我們考察的主要是上古時代的“人王”的權威，而在那個時代，神權也是不可忽略的威權之一。關於神權與城市起源的關係，美國曆史地理學家惠特利曾在其《四方之極》一書中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不過，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城市與人王權力的關係更密切一些，在地理上，神權崇拜的位置大多在聚落空間之外。
雖然我們通過考古遺蹟推斷權力在聚落中存在，但還不能用它直接證明城市出現，更不能直接對應到具有國家性質的上古都城。為了識別古代文明國家城市的出現，我們還需要分辨上古國家權力與原始部落權力的差異。德國學者赫爾佐克在《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一書中曾經強調說，要識別國家權力的“任務”的複雜性。在這裡我們還需進一步指出，除了識別“任務”的複雜性而外，我們還需要關注這些任務的可持續性。赫爾佐克通過研究殷墟遺址，將古代商王的任務概括為軍事、祭祀、法律、生存關懷，這樣高度分化的任務種類，足以表明商王是一個文明集團的王者。商王的威權內涵不僅豐富多樣，並且穩定、持久，具有日常化的特點，這才是“國家”形成的特質。由此推論，黃河流域的上古社會群體，在權力任務的多樣性和持久性方面，顯然超過當時其他地區的同類社會群體，所以，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國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當然，古代國家文明要體現可持續性，就必須考慮適宜的自然環境條件，社會發展演進要付出環境代價，而古人如果在某些不適合人類生存居住的環境中長期活動，就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維持，這些非生產性的耗費，在古代是很難持久的。綜合地理因素觀察，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在早期文明起源並持續發展的環境適應方面，勞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所以具有優勢。
從任務角度出發來考察，《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的“任務”包括“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這是相當複雜的任務。《五帝本紀》還講了“神農弗能徵，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這是記述了人類大規模群體之間矛盾的激化，專用的“武器”因此被髮明出來。在武器得到發展的同時，古代的聚落防衛設施也從環壕變成了城牆，在上古時代，這些遮擋視線、不易跨越的城牆，更有力於抵禦武器的攻擊。因此這一時期的王權任務中，也包含著如何去面對並解決部落之間相互衝突的問題。
古代廣域國家：從單體建築，到建築群，再到城市
以上討論的，主要是古代城市聚落內部的空間權力景觀的發展。如果我們從外部地理特徵來觀察，則可注意王邑、廣域國家在城市地理發展問題上的特點。
許宏先生曾從考古學角度系統考察研究先秦時期城市發展的特點，撰有《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一書。他發現，從考古學材料上看，許多具有早期城市性質的龍山文化城邑，“都不是在原來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興建的，換言之，我們還沒有發現某一地點的中心聚落直接演變為城邑的考古學例證。龍山時代的城邑相對於此前的中心聚落來說都是易地而建”。許宏先生將這一現象解釋為“從公共空間變為權力空間”的反映。我們同意這個觀點，古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之所以出現了位置調整，即改換地點重新建設，其目的正在於從實用性與象徵性這兩個方面來突出王城的獨特性，進而讓王城與非王邑的那些空間（比如普通居民的空間）相區別。
早期國家的領土形態，主要是城邦地域，即“小國寡民”模式，而有條件的國家會逐步擴展領土，增加其政治控制的地理範圍。蘇秉琦先生在歸納早期國家發展階段時，曾提出古國、方國、王國、帝國的演變脈絡，其中，後兩者即可以稱作廣域國家。在廣域國家階段，城市群（不僅僅是農業聚落群）和城市體系，成為重要的新興人文地理特質。在西方，被稱為“生產城市的機器”的羅馬帝國，為現代歐洲很多重要城市（如巴黎、倫敦、科隆、維也納等）奠定了歷史基礎。同樣，在東方的殷商，也可以說是這種生產城市並將之聯結起來的國家機器。在甲骨文中，與一般城邑相區別的“大邑商”（都城）的獨特稱謂，便顯示了城市群的存在，所謂“大邑”，為的是與其他地位較低的城邑有別。在大邑商（安陽）所進行的占卜記錄中，出現眾多地名（包括城邑名），這足以顯示商朝統轄的地域之廣。
由中心向外的領土擴張過程中出現的邊地守土城邑的設立和外部內附方國城邑的併入，在這兩類歷史進程的同時作用下，城市體系漸趨形成。在這個基礎上，在國家權力的任務中增加了並有效地完成了對遠方領土進行控制的新目標。甲骨文資料顯示，殷商社會已經衍生出一套行政管理機制和交通聯絡方式，具有對遠方地域管控的能力，成為強勢廣域國家。廣域國家的都城（即大邑商）也因此升級、強化，而成為具有更大權威性、聚集性、象徵性的“四方之極”。
所謂城市體系，意味著在城市之間有著某種關聯機制。所謂機制，應有運行目標，同時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組織功能。廣域國家的發展，使得古代城邑之間產生了社會關聯性和共同的守土目標。我們還需要強調一點，就是古代廣域國家的城邑之間需要有的是政治權力的密切關聯性，而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度相似性。早時的新石器廟底溝文化，從黃河中游直到陰山腳下，文化分佈範圍很廣，但這只是一個文化相似的範圍，而不能視為一個統一的古代政治集團。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最早的廣域國家當然不會止於殷商，而應出現得更早。許宏先生從考古學的角度提出，二里頭遺址是最早的廣域國家的都邑，這個問題的提出，值得我們重視和討論。考古學家們提出過六大中原古代都邑的說法，包括靈寶的西坡遺址、襄汾陶寺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二里頭遺址、滎陽大師姑遺址，這些遺址不僅地域相對集中（僅山西陶寺遺址相對較遠），在時期上也能夠銜接起來（大致時間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它們之間的關係怎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地理議題。至於在歷史文獻中，最早的廣域國家代表者是傳說中的黃帝所建立的政權，抑或是後來的夏朝，關於這個話題，我們也可以繼續深入討論。
二里頭遺址
古代的聚落空間會擴展，這是因為其人群數量的增加，同時其各方利益也日趨複雜化，因此內部空間結構也會相應地複雜化，並由此誕生相應的空間秩序。舉個例子來說，我們通過一幅墨西哥原始村落圖發現，聚落中存在由柵欄分隔出來的空間小區，每一個小區中有房屋若干。這反映了聚落中的家庭或家族在空間、財產上出現了相對獨立性，內部空間界限開始出現。中國古代大型原始聚落中，也應有這類區隔。在發達的二里頭文化階段，大型都邑聚落內部的分區已然更加複雜，遺址中已經出現了宮殿區、居民區、製陶作坊區、鑄銅作坊區、窖穴區、墓葬區等，而且宮殿區是特別選址建設的。
考察二里頭一號宮殿復原模型，其方正的大型庭院、居中的多間體宮殿、中心對稱的格局、三開大門等規整佈局，都是以前時代所未見的。我們認為，其嚴整的建築佈局，對應著嚴格的人文次序與行為規範，空曠的大型院落並非真的“空地”，那裡會有嚴肅的群體典禮舉行。院落的“龐大”則表明當時國家統治成員群體的規模，“嚴整”的制度中蘊含著早期華夏文化元素，比如正方向、平面分割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遺址僅有宮城城牆，沒有環繞整個都邑範圍的大城牆，說明在這個時代，守衛的對象只是王宮，還沒有擴展到整個城市居民活動區。商代的盤龍城宮殿遺址、鳳雛西周庭院遺址都呈現更為複雜嚴謹的形態。可以推論，中國古代建築與城市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走向了方形的大方向。我們將方正整齊的唐代長安、洛陽與西方雅典城、羅馬城的“凌亂”佈局做比較，能夠考察出不同文明的差異。方形，是古代房屋建築普遍出現的形狀，也是人類作品的標識，因為在自然界中很難見到非人造的方形。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一書中提出“原初空間”的概念，這個空間憑藉“人體”的存在而獲得四方位的結構，“空間”與具有感官性的“身體”共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間概念以及空間行為，實際上是基於相似的原初空間感知，即人體與空間之間所建立的最初關係。人以人體為基準，產生前與後、左與右兩條空間軸，與人體的結構一致。方形房屋建築空間是對人體空間的拓展，人體是方形意識產生的基礎，而中國人不但將方形延展為房屋模式，並進一步延展成為大型城市模式。而這樣的大型方正城市，在古代歐洲基本是沒有的。
那麼，為什麼中國古人需要越來越大的方形空間？這個問題目前還不能獲得確切的答案，如果我們做推測，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可能與中國古代建築尤其宮殿基本上是單層有關。因此古代建築師們相同的思路就是沿著平面不斷展開空間，並創造平面的結構和秩序，社會人文等級體系越複雜，平面建築結構就越複雜龐大。河北平山縣出土的戰國時期中山國《兆域圖》（陵園規劃圖）即呈現出嚴整的平面方形秩序，它是王族空間形態和理念的具體例證。按照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古人的建築手法往往是一種模數的積累，也就是方形建築單元的遞加，即從單體建築，發展到建築群，再從建築群發展到城市。這樣的發展路徑，也會出現方形建築最終導致方形城市的可能。
相對而言，歷史上的西方建築很早便有垂直增加空間的手法，古羅馬人曾大量使用磚石拱券的技術，建設出由拱形結構撐起的高大多層建築。這種立體多層建築空間的穩定發展，為社會階層的垂直空間分配提供了機會。大衛·哈維曾提到巴黎的“垂直區隔”，即一座樓房的不同層級居住著不同的社會階層，比如富有的資產階級會住在二樓，工人家庭則居住在頂層。這種垂直空間的層級分隔，在古代中國沒有這個條件。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中國，由於西式樓房傳入，其立體社會特徵也開始在近代中國出現，如上海窮人租住的頂層亭子間。
古代的帝都：禮儀軸線的誕生
經過列國階段進入集權帝國時代，帝國都城具有高度的唯一性。具體來說，戰國七雄之一的秦國，它的都城咸陽，是在戰國時代受到攻擊最少的城市，不但如此，它竟然還能隨著秦國對外擴張的節節勝利，肆意擴展其宮殿的分佈範圍，至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咸陽的規模已經大得不得了。史稱“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秦始皇本紀》）。宮殿的廣佈，反映著當時秦國王權向皇權的膨脹，毫無疑問，到強秦一統天下之時，咸陽已成為一座皇權充斥的雄都。不過，當時咸陽的發展卻缺乏規劃，秦王朝的一座座宮殿錯落分佈在一個遼闊地帶之中，並無緊湊嚴整的景觀。這並不符合日益成熟、日益正規化的皇權的需求。
歷史上的秦始皇終於感到了咸陽的雜亂，在公元前212年，他提出了改造咸陽的規劃方案。《史記》關於這件事的原文是這樣說的：“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狀況，司馬遷當時可能抄錄了有關文獻的原文，也許是為了行文的便利，他這段話保留了或是採用了以秦始皇為第一人稱的口氣，稱“吾聞”。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在這個改造規劃方案中，有一條從新規劃的“朝宮”（阿房宮）出發的空間核心線，它以閣道、複道為線索，其向南“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向北“渡渭，屬之咸陽”。秦始皇的這個改造方案，因他不久後去世以及隨後的秦王朝的統治崩潰而夭折，但秦始皇關於皇都的想法，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裡面強化了一種以朝宮即皇權本身為核心的空間“秩序”，而且這個秩序具有線性特徵。作為古代皇都建設思路，從宮殿建築自身的雄偉，到諸宮殿之間圍繞皇權建立一種緊湊的格局次序，表現出對於禮儀的追求。對於那條象徵皇權秩序核心的線性形態，我們稱之為禮儀軸線。
關於如何以建築形態表現都城禮儀這個問題，《考工記》“匠人營國”的敘述中提出過一個經典模式：“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在這個敘述中，處於中央的乃是默認的王宮，在這對稱結構中，王宮就面朝南方坐落在幾何中線上。雖然我們目前尚不能確定《考工記》成文的年代，但追求皇都建築的禮儀化，應該是古代必然出現的趨勢。如果秦王朝的帝祚延續下去，估計我們會在咸陽看到一座充盈皇權禮儀景觀的王朝首都。
古代咸陽城
進入西漢王朝，其都城長安在開國後不久就出現了對秩序的初步追求。考古學家曾發現，沿著東經108度52分線，分佈著一系列與長安城有關的遺址點位，甚至還包括終南山子午谷山口。學者們懷疑這裡是否有一條長安城的“超長軸線”存在。關於這條由一系列遺址點所顯示的超長線路是否是刻意設計的，學界尚存爭論，但我們根據建設過程判斷，在這些遺址點中，安門（長安城南面正中的城門）、長樂宮與未央宮之間的通道、長陵兩墓（劉邦墓與呂后墓）間的中心點，這三者的南北直線對應關係，很可能出自於有意的安排，尤其是劉邦墓與未央宮的對應、呂后墓與長樂宮的對應。但是，即便這個安排是有意的，我們仍不能說這條線就是長安城真正的禮儀軸線。這裡，我們還要強調一下，都城禮儀軸線必須要穿過朝宮，朝宮代表皇權，禮儀軸線要與皇權合一。後來東漢王朝都城洛陽的南宮、唐朝的太極殿、元大都的大明殿、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都是朝宮區，它們均與都城禮儀軸線合一。
長安城真正的禮儀軸線，萌現於西漢末年王莽時期。當時王莽在“朝宮”即未央宮之南的郊外“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這樣長安城就隱約出現了一條符合《考工記》模式的南北軸線，它為宗廟與社稷壇所夾，向北穿過未央宮，最後抵達北面的市場，這符合《考工記》所說的“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王莽提倡事依周禮，他這個安排應該是有意識的。
東漢以後，封建王朝的都城禮儀軸線持續發展，逐步成熟，最終形成了嚴謹的中軸線對稱格局，從軸線到中軸線，這又是一個變化。現在一般的看法是，曹操興建的作為魏王之都的鄴城，是歷史上出現城市禮儀中軸線的首座都城。從這件事情來看，曹操表現出了他作為“治世之能臣”的一面。
就皇帝的都城來說，我們看到古代權力景觀發展的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古人只是追求宮殿的高大壯麗，壯麗的宮殿可以為皇帝“重威”，西漢蕭何在主持修建長安城未央宮時曾對劉邦這樣說過。在第二個階段，是對都城整體性禮儀空間的建構，如此一來，使皇權從實力權威上升為禮法權威，這既增加了皇權的尊貴性，又暗示了皇權的永久性。而都城景觀格局也隨之變得更加嚴謹，並富有意識形態意義。
隋唐（大興）長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這類發展成熟的皇都的典型。皇權時代最後一座王朝都城北京，其全城規劃建設格局，由於中軸線的存在而產生的嚴謹性，曾震驚了許多初次到此的西方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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