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了“外國人看中國抗戰”叢書10冊，作者多為外國記者。有貝特蘭《中國的新生》和《華北前線》、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卡爾遜《中國的雙星》、斯坦因《紅色中國的挑戰》、福爾曼《北行漫記》、克蘭爾和班威廉《新西行漫記》、賈安娜和白修德《中國的驚雷》、阿特麗《揚子前線》等。光明日報社前總編輯穆欣，在1989年稱讚“這套叢書的作者大都曾到解放區訪問，以相當多的篇幅記敘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進行的鬥爭”。
兩套書有所重合，其作者多為“國際友人”，他們記錄了一幕幕鮮活的時事新聞。而在西方記者群體之外，尚有為戰爭服務的日本記者，他們的規模居於各國之首。眾多外國記者不僅從各自角度記錄抗戰，也讓自己參與到這場戰爭中來。
遷都重慶：外國記者自由度大不如前
1938年夏，英國女記者弗雷達·阿特麗來到南昌最豪華的酒店——江西大旅社。她在酒店桌子上找到美聯社記者墨菲留下的紙條，他說花了三天時間試圖搭車去前線終告失敗，只好與路透社的史密斯結伴步行，也許能成功。墨菲寫了詳細的指示和經驗，希望能幫助到後到的阿特麗。
阿特麗從香港出發，經過廣州、武漢才來到南昌。翌日上午，她第一次見到空襲場景，她和一群粵軍坐在田地上注視著日機在火車站一帶投彈。“我初次激動，幾乎使我閉上眼睛，把臉埋進地裡去。”她回憶。轟炸過去，阿特麗一行人驅車趕赴城區，“到處是死屍，是殘廢者，是半死的人。”“一個婦人，腳下睡著死了的丈夫，胸前摟著一個面孔已炸爛了的小孩，還有一個快兩歲的乳嬰，在她旁尖聲號哭。”類似場景比比皆是。
作為當天南昌市唯一的外籍記者，阿特麗拍空襲新聞的電報回國，報紙沒有刊發，因為這種事稀疏平常。阿特麗還算幸運，她追上了正在移動的部隊，採訪到粵軍不少將領。實際上，1937年淞滬會戰至1938年秋武漢會戰結束，是外國記者在華採訪戰事的黃金期，他們可以到處走動採訪中日軍隊。阿特麗將這段經歷寫成《揚子前線》。
武漢失守後，各國新聞機構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他們將在遠離戰區的山城裡蹲守七年。當戰線相對固定後，中國政府的戰時新聞控制措施開始強化，外國記者不可能擅自跑到各戰區前線。此時，他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國共雙方的新聞機構。信息有限，同行競爭卻比以往激烈，包括白修德在內的很多記者只好自行編造新聞。
記者在記錄中國，也在改變中國。美國記者成為駐重慶新聞人的主力，他們眾多人在史迪威事件中與國民黨決裂，因此寫就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美國在戰後放棄國民黨。
統戰無小事：當外國記者訪問延安
1944年春，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接到通知，確定中外記者團將來延安參觀。該機構全稱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招待科，上級領導是軍委秘書長楊尚昆。
統戰無小事，周恩來親自召集延安黨、政、軍、民、學參加接待工作單位的負責人，開動員大會，介紹記者團的情況和採訪目的，交代接待的方針政策。周恩來的佈置極為細密，各部門準備什麼材料給記者團看、如何介紹實際工作情況、如何解答記者們臨時發問、如何回擊國民黨的輿論攻勢、遇到不合適的提問該如何回擊……周恩來從其他機構借調一批優秀幹部和翻譯人員到接待處。
隨後，楊尚昆召開交際處全體幹部大會，周恩來再一次做出具體指示，強調對中外記者要一視同仁，也要有所不同，一般集體活動場合上中外記者一律平等。工作重點應放在外國記者身上，外國記者的重點則是斯坦因和福爾曼，金城牢牢記住了周恩來的命令。
共產黨已經將記者團各成員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斯坦因被當做託派從蘇聯趕走，福爾曼對於國共問題強調保持中立。“塔斯社記者普金科當然也有較大影響，但他是共產黨員，政治立場、觀點基本上和我們一致，不必我們去多費精力爭取了。”金城在回憶錄裡解釋。
1944年5月，國民黨批准21名中外記者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其中有6名外國記者：斯坦因代表美聯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曼徹斯特導報》，愛潑斯坦代表《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和《同盟勞工新聞》，福爾曼代表合眾社和《泰晤士報》，武道代表路透社、《多蘭多明星週刊》和《巴爾的摩太陽報》，夏南漢代表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普金科是塔斯社的人。
從6月到10月，記者團走訪了延安及其他根據地。延安給多數人留下深刻印象，共產黨領導人遠比重慶方面熱心，受招待的伙食也比重慶時期豐盛，記者見黨政軍要人的難度大大低於在重慶時。無微不至的關懷背後，是共產黨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讓金城記憶猶新的是，他因用車安排中的一個細節遭到周恩來批評：“做統戰工作是和打仗一樣的，一切工作要預想到底。”
為滿足五個外國記者的觀戰要求，八路軍帶領他們來到晉綏軍區第八分區，讓他們在一處高地上觀看八路軍襲擊汾陽城外圍的偽軍。為此，有一個騎兵連保護他們。福爾曼、斯坦因和愛潑斯坦興奮到奔跑跳躍起來，嚇得八路軍翻譯提醒他們注意隱蔽。記者們對共產黨的好感飆升，回去後努力宣傳其抗戰事蹟。斯坦因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熱情讚揚延安，借史迪威事件猛烈批評重慶。福爾曼則出版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後依次有《北行漫記》和《中國解放區見聞錄》兩個中譯本。
延安在抗戰後期最重要的一次輿論公關戰，取得圓滿成功。抗戰時期，共產黨與外國記者的交往始於埃德加·斯諾，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在1937年10月出版，銷量數週內突破10萬冊。斯諾的成功原因很簡單，他是第一個進入蘇區的西方記者，原因是改變宣傳政策的紅軍不再視西方媒體為帝國主義幫兇，同時斯諾的非共產黨員身份為著作營造了中立色彩。
利用千載難逢的機會，斯諾在1937年前後集中出了一堆書，另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毛澤東自傳》。他在1939年9月再次進入延安，10天內與毛澤東會晤兩次，回去後出書《為亞洲而戰》（中譯本《中國見聞錄》）。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則寫了《續西行漫記》、《革命人物傳》（中譯本《西行訪問記》）。
美國左派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929年經蘇聯來到中國，她早在1934年就出版《中國紅軍在前進》，但沒有進蘇區的機會，書的影響不大。無比羨慕斯諾的史沫特萊立志要寫出另一部《紅星照耀中國》，她去了延安，又跟隨八路軍、新四軍輾轉華北、華中、華東戰場，寫了多部著作，有《西北戰場的苦英雄》、《隨軍漫記》、《打回老家去》、《第八路軍打勝仗的原因》、《中國之戰歌（序曲）》。記者職業外，史沫特萊為延安做了諸多政治工作，她還請求加入共產黨，被拒後嚎啕不已，陸定一安慰道：“當一個黨外記者作用更大”。
英美具有當時最發達的媒體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成為第一個到延安的英國記者，他在1937年出版了《中國的新生》，1939年出版了《華北前線》。在1939年秋天開始，重慶方面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共產黨根據地採訪，直到1944年記者團獲准進入。在此之間，畢業自燕京大學的龔澎成為外國記者和周恩來之間的聯絡員，她經常去西方記者下榻的酒店，手提包裡裝著最新的延安新聞廣播稿。
日本記者：隨軍參加侵略戰爭
“（北平特電8日發）8日零時許，我駐屯部隊於北平郊外盧溝橋附近夜間演習時，盧溝橋守備第29軍第37師（師長馮治安）所屬219團之一部非法向我發射數十發子彈……雙方動用了機關槍、迫擊炮，密集的槍炮聲劃破拂曉的天空……”1937年7月8日早晨，《朝日新聞》如是報道，盧溝橋事變佔據多數日本報紙的頭條。
正是日本媒體，最早報道了七七事變。隨後四周內，日本在華記者增至400人；10月中旬，增至600人；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時，達1000人。八年戰事中，日本記者團的規模僅次於戰地“東道主”中國，壓倒性超過西方國家。
1930年代日本輿論環境收緊，一向批評政府的共產黨和自由主義者把持的媒體都遭嚴厲打壓，普通媒體自然是很少能跟政府唱反調。待進入戰爭狀態，戰時新聞管制措施更是壓碎了所有反對者。1937年7月13日，日本內務省警察保安局發佈《處理有關時局報告的文件》，禁止出現“反戰反軍的演說”、“離間軍民的報道”、“將日本對外政策喻為侵略主義之虞的內容”。隨後，陸軍省陸續出臺更多詳細的禁令，事無鉅細，規定什麼允許刊登，什麼遭禁止。
經歷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媒體對於戰爭報道已十分純熟，政府也重視輿論攻勢。比起西方媒體，日本媒體的一大優勢是普遍比西方人瞭解中國及亞洲。“各個報社通訊員都能夠很好地領會我的意思，他們在散會前都表示，要以對付緊急事態的態度努力做好其通訊報道工作，並積極配合做好支援我軍的工作。”1937年10月9日，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在日記中記載，這天他愉快地會見了十多名日本記者。
南京陷落後，規模龐大的日本記者團擁入城內搶新聞。“每當聯絡船抵達上海，都能看到敢於敵前搶灘登陸者，手持鉛筆，揹著相機、糧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們或搭乘軍用卡車，或乘坐舟船，或徒步680裡，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殺來。”日本文學刊物《文藝春秋》雜誌，在1938年1月刊登《向南京進軍！進軍！》一文，稱200多名記者、攝影師、無線電技術員、駕駛員進入南京，實乃新聞界的黃金時刻。
《東京日日新聞》攝影記者佐藤振壽，在日記中介紹記者們的典型工作節奏。白天去司令部和聯隊本部採訪，傍晚趕稿件，無線電技術員立即發報，嘀嘀噠噠的電臺按鍵聲過了子夜依然持續著。至於照片，需要聯絡員開車把膠捲送到上海，各媒體派飛機接回國內。媒體競爭激烈，不少記者報道時粗製濫造，甚至不惜造假，日本人自己對這種“新聞快速主義”也免不了一番譏諷。
戰地記者的身份充滿危險性。1937年12月8日，《朝日新聞》攝影記者濱野嘉夫在南京雨花臺死於炮火，同事藤本揹著他的骨灰進南京，並記錄當時心境“真是一幕喜淚交加的戰地風景”。《福岡日日新聞》的比山岡雄可能是最倒黴的日本記者，他在光華門前被日軍誤刺死。京滬杭的戰事只是一個開端，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失蹤的記者超過250人。
不少進入南京的日本記者，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尤其是屠殺中國戰俘，殘酷的現實讓他們終身難忘，很多人在戰後著文回憶反思。涉及日軍暴行的消息不可能通過戰時新聞審查，但還是有大膽者回國後宣傳南京慘案，《朝日新聞》的守山義雄因此被報社調到德國以避風頭。
記者不可能在新聞中批評軍方，作家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雜誌的特派記者，從南京回國後完成紀實小說《活著的士兵》，刪節版刊登在《中央公論》3月號。9月，石川達三及雜誌遭政府起訴，這是日本侵華戰爭中媒體界的第一起、亦是最末一起因言獲罪事件。
中國戰場上，日本媒體與軍方基本上合作無隙，陸軍和海軍給記者提供諸多方便，如普遍提供摩托車給記者。《讀賣新聞》記者小俁行男總結道：“回顧一下自己的隨軍記者生活，可以說是一段隨軍參加侵略戰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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