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賢（1842年－1901年2月22日），字佐臣，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極端排外人士。內務府漢軍正黃旗，捐監生，納貲為同知府。他與剛毅的惡行都因為劉鶚的《老殘遊記》而記載在歷史中，他們都是“清官若自以為是、危害比貪汙嚴重”的代表。
毓賢監生出身。 清光緒五年（1879年），由選用同知捐納知府派分山東。 十五年（1889年），署曹州知府。任職期間，不分良莠，一以誅戮為事，殘酷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頗得上司賞識。 二十一年（1895年）升授山東兗沂曹濟道，二十二年補山東按察使，奉命鎮壓曹縣、單縣大刀會起義。 二十四年（1898年）升山東布政使，同年八月調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寧將軍。次年二月授山東巡撫。 二十六年（1900年），出任山西巡撫，仍堅持仇教排外。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毓賢率兵勤王，並隨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時，聯軍指毓賢為罪魁禍首。9月26日，被革職，發配新疆。 二十七年（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對“首禍諸臣”之懲處：毓賢即行正法。詔書在甘肅追上了毓賢。22日被斬於蘭州。
毓賢在曹州任知府4年，在官場上的的外號為“屠戶”，對民眾採用大批逮捕、濫用酷刑和大批屠殺的恐怖手段進行統治。他慣用打杖條、打板子、軋槓子、跑鐵鏈子、跪鐵蒺藜、站鐵鏊、氣蛤蟆（令受刑者仰臥，用槓子砸肚子）等酷刑。但最令人髮指的是“站木籠”。他在衙門前置木籠12架，每架木籠內壁佈滿鐵釘，把人吊在木籠內，再在人腳下墊幾塊磚，似踏非踏。這樣，人在籠內不能動彈，稍有動彈，肉體就被刺得鮮血淋漓；當人踏到磚時，馬上抽去一塊，直至把人吊死為止。慘死在木籠內的人幾乎天天都有。慣偷楊炮會偷了一個包袱，官軍緊追不捨，楊急忙把包袱扔到一家姓於的院內，結果姓於的被“站木籠”致死，全家也被殺害。
毓賢感到外國教會勢力比義和拳對清朝統治的威脅更為嚴重，因此，對義和拳的鎮壓就不像以前那樣賣力，採取了剿撫兼施的策略。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提出“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的主張，以實現其排外的目的。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任山東巡撫後，明確表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並特意在省城濟南設場招納拳民，令義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藝。他任憑平原、高唐、茌平一帶朱紅燈、心誠和尚等義和拳領袖設場授徒，攻擊教堂，打擊教士。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7月，平原縣槓子李莊教民李金榜欺壓拳民，知縣蔣楷袒護教民，派兵捉拿拳民，引發槓子李莊和森羅殿等地的武裝衝突。毓賢聞訊後，一面派兵彈壓，一面將蔣楷等人撤職查辦，又派盧昌詒“親往撫綏”平原義和拳，並通令山東各地義和拳、大刀會等一律改稱“民團”，允許朱紅燈所部義和拳建旗幟，皆署“毓”字。自此，山東義和團聲勢愈張。外國認為毓賢鎮壓不力，視其為縱容義和團的“罪魁禍首”，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清政府因此撤換毓賢，改派袁世凱任山東巡撫。
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後，毓賢自請勤王，而當聖旨命其統軍入京，毓賢卻不想出發，暗地裡唆使山西民眾呼籲朝廷讓他留下，朝廷不允，再發旨催促。
[2]1900年7月，毓賢不得已才上路，而上路前還告訴義和團民：“教民罪大，焚殺任汝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當時，聯軍已破京師，毓賢在路上遇到逃亡的兩宮。[2]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時，聯軍指毓賢為罪魁禍首。1900年9月26日，毓賢被革職，發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對“首禍諸臣”之懲處：毓賢即行正法。22日，毓賢被斬於甘肅蘭州。毓賢在京向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等力薦拳民可用，獲准面見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任山西巡撫時，毓賢排外更加激烈，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及屠殺教民，對拳民首領款若上賓。之後對傳教士假稱兵力不足，未能在各縣對其保護，設計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內。於1900年7月9日，在巡撫衙門西轅門前，毓賢將這46人盡數殺害，婦孺皆不免。毓賢親手殺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清廷事後為此付出四百餘萬兩白銀的撫卹金和喪葬費等賠款，另停止山西人士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若干年，以示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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