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攝於20世紀80年代的黑白照片：在杭州最繁華的延安路體育場路口（武林廣場南側），有位身材高大的交警站立在指揮台上，用有力的動作指揮交通。馬路上大部分都是自行車，只有一輛過路的大貨車，看不見一輛小轎車。
照片中這位交警叫俞長春，已經退休。他從警34年來，一直在杭城路面執勤，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變化、交通管理裝備的不斷升級。下面讓我們來聽聽俞長春的講述——
1982年12月，我從南京軍區後勤部門退伍，進入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隊工作，成為一名光榮的交通警察。現在的交警支隊，那時叫大隊；現在的中隊，那時則稱小隊。我入警後被分配到下城交警中隊一小隊工作，轄區包括慶春路上的眾安橋、菜市橋一帶，是杭州城裡最繁華、交通最繁忙的地方。
上世紀80年代的慶春路很狹窄，只有一個車道，也沒有劃分機動車道和非機動車道，人和車子混合通行。當年馬路上絕大多數是自行車，除了3路、8路公交車外，小轎車非常少，基本上來自公家單位。現在的紅綠燈是電腦統一控制的，而當時的紅綠燈全靠交警手動控制，控制器很像西瓜，交警站在馬路上，看到東西方向或者南北方向需要通行，就把開關扳一下，把這個方向的紅綠燈調整為綠燈，時間長短全由自己現場控制。
80年代的交通法律法規不像現在這麼完善，交通事故也非常少，不過明確規定騎自行車不準帶人。當時執法環境比現在單純，群眾非常配合交警執法，一些騎自行車帶人的群眾眼尖，遠遠看到路口有“白帽子”（交警執勤戴白色大簷帽），就自覺讓後座的人下來；偶爾也會有騎車帶人的群眾被我們發現，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後，要處以一元錢的罰款。
當時像我這樣的交警每天要值四班崗，從早上6點半到晚上8點半，每隔兩個半小時就和同事換班休息。當時執勤可沒有對講機之類的裝備，道路上也沒有監控，交警離開隊部到馬路上執勤後，小隊領導就不知道每個人的動向了，但是大家都認認真真地工作，極少有人開小差的，精神風貌也很好。
1985年前後，我開始在體育場路延安路路口執勤。上級部門給我們安裝了指揮台，有兩層，將近一米高，刷了紅白相間的一道道油漆，看上去很像生日蛋糕，我們都把它叫做“蛋糕”，我站在“蛋糕”上可以看到公交車的頂棚；指揮台中間還插了把大遮陽傘，執勤條件比過去有了改善。後來，馬路上開始安裝自動控制的紅綠燈，不過它們的“智商”還是不高，有時候仍然需要交警在邊上手動控制。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杭州城裡出現了一批先富裕起來的人，裡面有不少人是在紅太陽展覽館旁邊（即現在的武林廣場）擺攤賣服裝發的家。有的“萬元戶”就買了桑塔納，一輛車就要9萬多元，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了。由於當年汽車少，私家車更是難得一見，因此汽車號牌只有全數字的4位數。私家車都是“9”字開頭的，比如浙A9×××，當時也沒有保險，一旦出事故就要司機自己掏錢賠付。
有一次，我在清泰街附近執勤，有輛私家小轎車和自行車發生了碰撞，引來了很多人圍觀。雖然兩邊都沒有什麼損傷，但是騎車人因為擔心賠大錢，嚇得臉色都變了。司機看了看車子，告誡對方：“我買來這輛車很貴的，你賠不起的，以後騎車小心點！”
90年代中期，上級部門給我們配發了警用兩輪摩托車。每次我們開出去巡邏，總能吸引很多人羨慕的目光。我開上警用摩托車沒多久，就在艮山西路上遇到一個婦女，她的兒子突然生病發高燒，急得團團轉。我瞭解情況後，馬上讓她抱著孩子坐在後座，一會兒就把她們送到了省婦保醫院。像這樣服務群眾的事情，我做了不少。
我參加公安交通管理工作34年，見證了杭州的變化——城市越來越繁華、馬路越來越寬闊、汽車越來越多，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也感受到交通管理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各種各樣的先進裝備開始使用，交警在城市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離開了交警，那麼城市交通是不可能正常運轉的。我為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喝彩，為當年選擇的從警決定自豪！
俞長春，1961年出生，杭州人，1982年退伍後進入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工作，先後供職於下城交警大隊、江干交警大隊等單位，在路面連續執勤34年，於2016年提前退休。
來源 | 平安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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